放管服”改革的三個方面各自獨立但又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了理解這場改革的三個維度。簡政放權是“放管服”改革的前提條件，因為只有推進了政府權力和職能的取消、轉移和下放，才能使政府監管的加強和政務服務的優化得以實施。反過來，如果政府無法放管結合，那么就會導致“放不下”的問題凸顯，使簡政放權難以有效推進。 首先，在“放管服”改革中，“放”的核心在于權力下放與跨部門授權，即厘清各級政府的職責邊界，并推動政府職能向地方和基層部門、社會組織和市場等轉移。目前各級政府都確定了權力清單與責任清單，并推動行政許可的法治化與透明化，避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反復無常。 “放管服”改革意味著要轉變至少三對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放管服”改革特別強調要重塑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即要實現上級政府放得下與下級政府接得住，使一個愿放，一個能接，真正實現基層事務基層解決，減少政府體系內部的信息不對稱和業務流程不暢。“放管服”改革十分關鍵的是要轉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避免政府過度干預市場，政府“看得見的手”伸得太長。當政府干預市場的職能減少以后，市場自身發揮作用的空間才會更大，并反過來倒逼政府進一步放權讓利。最后，“放管服”改革也意味著要重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培育社會組織發育并承接政府職能。 其次，在“放管服”改革中，“管”的核心是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使政府從過去以事前審批為主，轉變為事中事后監管。過去政府部門熱衷于事前審批，這類似于中國高考，對市場主體采取嚴進寬出的監管政策。這種監管模式反映了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高度不信任，因此往往采取事前審查的準入機制。但是，由于政府忙于事前審批，導致事中事后監管缺位，反而出現許多尋租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對于平臺經濟等新興業態的監管，政府的事前審批模式完全失靈，因為它們都很難達到這種監管機制的要求。 在加強和創新監管方面，政府部門主要著力推動商事制度改革，無論是多證合一、證照分離還是容缺審批，都是為了簡化市場主體的進入程序，盡可能讓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與此同時，通過企業信用聯合懲戒、“雙隨機，一公開”監管，以及綜合執法與聯合監督，企業合規的成本降低，企業更加珍惜信用記錄，并使政府敢于放手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 最后，在“放管服”改革中，“服”意味著政務服務的創新與優化。至關重要的是明確政府是整體的和一體的，不應以各個部門的姿態來面對民眾和企業。當民眾習慣于網購以后，他們很難對政府部門的碎片化式服務感到滿意。所以，優化服務意味著打破部門之間的邊界和藩籬，使其真正成為一個整體的政府。與此同時，政府要進行業務流程再造，使辦事程序和要求進一步精簡，讓民眾與政府打交道變得更加“傻瓜式”。民眾和企業不需要知道究竟是哪個部門為其辦事，也不需要為了辦事而費盡周折乃至成為辦事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