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很多人擔心我國股市漲得過快，而基本面方面如同當年的日本，如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本幣升值、消費物價不高、央行實行低利率、股民預期良好，等等；認為有可能導致經濟泡沫。如何衡量泡沫度？泡沫與國情、體制與經濟增長階段究竟是一個什么關系？不說清楚這些，就不能對一些表面現象輕言泡沫。

　　對此，我們要認真研究中日兩國的不同點，才能真正弄清問題之所在。盡管對中國股市的擔憂不無道理，但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狀況和當時的日本有巨大的實質性區別：

　　人民幣升值與日元被動升值有本質區別。從2005年7月中國實行新的匯率體制以來，近兩年的時間，人民幣升值不到10%，而日本在“廣島協議”后，兩年內升值超過100%.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認為，中國目前人民幣的升值速度是合理的，人民幣正在成為世界貨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已經不再具有吸引力。把人民幣升值幅度控制為美國通貨膨脹率與中國設定的通貨膨脹率目標值之差，是一個非常合理的選擇。目前，人民幣的升值速度基本上滿足這一預期，中國依然有很大的主動性，這與當時日元的被動升值有著本質區別。

　　中國股市是補漲，并未失去理性。盡管上證指數已達4000多點，但這并不表明股市過度上漲。自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由于受國有股減持等因素影響，股市卻持續低迷，與我國經濟發展狀況極不相符。股權分置改革的順利推行，讓市場擺脫了束縛，經濟增長、人民幣升值、兩稅合一、新會計準則的實施為股市增加了新的活力。股市大幅上揚也在情理之中。盡管目前市場的平均市盈率同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相比有些偏高，但依然相對合理，而且市盈率會隨著企業盈利上升而逐步下降。

　　本幣升值對中國進出口影響不大。人民幣緩慢升值并未對我國出口造成太大影響，我國外匯儲備依然較快增長。而“廣場協議”后，日元持續大幅升值卻嚴重打擊了日本的出口。日本是出口導向型國家，出口的大幅下滑嚴重動搖了日本經濟的根基。

　　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比當時日本完善得多。1989年，日本大藏省采納“巴塞爾協議”，要求各商業銀行將自有資本比例提高到8%.由于此前銀行自有資本比例很低，執行“巴塞爾協議”后，銀行為滿足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不得不大規模縮減國內外貸款，這成為房地產泡沫破裂的導火索。而中國在匯率體制改革之前早已完成商業銀行改造，銀行自有資本率充足。同時，銀監會的成立使金融監管和中央銀行職能完全分離，金融監管遠比當時的日本要完善。

　　中日兩國海內外市場的投融資自由度不同。我國的海外投資才剛剛起步，數量有限，海外人民幣數量也有限，和日本當時海外投資數額巨大、擁有大量海外資產是不可比的。同時，外資進入我國市場還不是完全自由化的，我國資本項目至今沒有開放，而日本當時已是自由進出的體制。

　　經濟發展的基礎有所不同。表面上看，兩國都經歷了一定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日本當時經濟泡沫破裂是因為該國經濟增長走到了盡頭，開始下滑，已不能從根本上支撐股市上漲。而中國經濟增長依然強勁，從2001年開始進入黃金增長周期，還有十幾年甚至更高的增長空間。

　　無論是農產品價格，還是工業品、房地產和股票價格，只要出現大的波動，大家都習慣地認為市場失靈了，大談價格不合理。但從根本上講，我們還沒有真正地尊重市場，認為市場永遠是正確的。我們建設市場經濟體制，一定要走出這些理論怪圈，否則，市場永遠是被指責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