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的一位鄭州媒體朋友發現他購買的豆奶制品存在質量問題，商家當場答應給他調換。我這個朋友是懂法的，他要求商家必須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給予雙倍賠償，但商家卻把“皮球”踢給了廠家。但是，廠家拒不賠償，還說出了“有能耐你去告我”之類的“狠話”。

　　這位朋友當然不會花錢費力去法院起訴，他馬上想到了當地的質量監督部門。但質監部門說，要想立案，就必須有相關質檢部門的檢驗鑒定，檢驗部門不歸他們管，需要他自己和檢驗部門聯系。

　　這位朋友或許對政府機關的工作效率不敢恭維，于是，他想走個捷徑，去找當地消費者協會。但消協卻告訴他，如果是個案很難處理，“你可以先登個記，什么時候能夠處理，我們會通知你。”

　　無奈之下，他只好再去找質檢部門。沒想到，在這里碰到的遠不止是麻煩那么簡單，他們張口就要檢驗費1000元。

　　投訴無門，這位朋友只好把整個事件的事實經過刊登在當地一份頗有分量的報紙上。沒想到，這件看起來還頗為復雜的事情一下子簡單了。報紙出版后沒兩天，廠家帶著賠償金來了，質量監督部門也帶著處罰（豆奶企業）通知書來了，部門負責人還表示，要“現場辦公，積極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次日，消協領導登門道歉。一則報道，可謂比太上老君的“急急如律令”還管用。

　　上述情況絕非個例。為什么有時候消費者愿意通過媒體，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來維權呢？因為相比政府機關，媒體的維權成本更低，效果更快也更好。但這樣一來，受損害的卻是政府部門的公信力。

　　毋庸置疑，政府設立質量監管部門和消費者權益保護部門意在規范和凈化市場環境，幫助消費者進行維權。但是，由于“政出多門”導致權力“真空”，再加上部門間的不正之風，讓消費者在這條本應寬廣的維權之路上，卻走得舉步維艱。我那位朋友進行過一個簡單測算，加上產品檢驗費、誤工費、交通和通訊費，按行政渠道解決“豆奶事件”要花費2000元左右，而一袋豆奶的價格僅為14元人民幣，哪個消費者愿意花這么大的維權成本，去解決這么“小”的一件事？而且事情最終是否能解決還不一定。上述事件的發生，讓政府設立消費者保護部門的初衷大打折扣，消費者難免對這些市場監管和執法部門缺乏信任。在一個習慣了“掛羊頭賣狗肉”的市場中，誠信、品牌這些冠冕堂皇的詞匯，不過是一些無良商家自我標榜的脂粉而已。

　　所謂令行禁止，名有令即便行之。而有令不行，損害的則是出令者的利益和信用。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民不舉，官不究”甚至“民舉了，官未必究”現象并不鮮見。從很多例證可以看出，給不合格產品曝光，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去“揭黑”的，有時并非執法部門。歐典地板、蘇丹紅等社會反響巨大的事件，都是通過社會力量和媒體力量讓其昭然于天下的。但民間力量和媒體力量畢竟不是行政力量和執法力量，況且，媒體也有媒體的利益。除一些“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能夠“有幸”被曝光之外，對于太多的普通維權，媒體也只能愛莫能助。絕大多數消費者在遭遇消費損害時，只好“打碎牙齒和血吞”，吃虧認倒霉算了。

　　多頭監管、監管不力、執行困難的確困擾著地方行政部門。質量監察部門沒有主動查證和執行的權力，消費者協會作為民間團體更不具備行政執法資格，具備行政資格和調查、執行資格的司法部門，又似乎與此無關。多頭管理所導致的管理真空形成了中國當代經濟社會一個奇異景象。

　　保護消費者權益似乎只有在每年“3.15”這一天才被想起，像遮羞布一樣被高高懸掛，而在其他三百六十四天里，消費者權益則成為一個高成本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游戲”。

　　誰才能真正保護消費者權益？在2007年“3.15”之際，這個問題也許比“3.15”這個日子，比假冒偽劣商品對消費者造成的精神、物質損失更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