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崗位的優勢

　　1.位置決定視野

　　從工作層次來看，由于領導者處于高位，綜觀全局，站得高，看得遠，有三大優勢：

　　（1）見多識廣。見識，是個人接觸人、物、事的產物。領導者與下屬相比有更多的機會外出考察、訪問，或跨行業調研取經，其所見所聞，所接觸之人、物、事遠比下屬豐富多彩，個人識見無疑超越普通群眾。

　　（2）信息量大。由于領導者都有一定的管轄范圍，其上下、左右皆會按程序反映情況，有報喜、有報憂、有告狀、有申斥，其形式有笑、有哭、有裝瘋賣傻、有以死相逼，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在不少基層單位，甚至家庭矛盾、夫妻吵架都成了領導者難以回避的信息源。

　　（3）了解全局。領導者處于工作和生活的中心位置，在對大量信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處理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對全局有了比普通百姓更多的了解。

　　2.矛盾鍛煉能力

　　領導與被領導是對立統一的辨證關系，猶如天與地，雷與風，水與火，山與澤。正如宋代的大哲學家張載所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似有仇，仇必和而解。”所謂“象”就是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只要有象，必定有一個東西和它相對，而相對的事物，其行為方式必然是相反的；相反的行為方式免不了有矛盾、有挫折、有斗爭，但最后一定要“和”，不但不能讓矛盾沖突擴大，而且還要協調一致，共同做好工作。張載不愧是理學大師，把領導與被領導的對立關系及最終要達到的結果說得一清二楚。但這種和諧，并非自然而然地獲得，需要一個必不可少的工作過程，那就是領導者的主動協調，艱苦工作。

　　正因為領導與被領導必然是一對矛盾，就使負有重要責任的領導者往往處于矛盾的焦點，有機會在各種意想不到的錯綜復雜環境中磨練，從而鍛煉和提高自己的協調指揮能力。這主要是：

　　（1）處人處事能力。誠如人們所知，將軍的指揮能力在于戰爭實踐，醫生的經驗來自對各式各樣病人的治療。戰爭越是慘烈，將軍的指揮能力提高越快；病人越多，醫生的技術水準越精湛。

　　個人的處人、處事能力亦與將軍和醫生一樣，因為領導者不但處理人與人關系、人與事關系、事與事關系的機會比普通人多得多，而且在處理中所遇到的碰撞和磨擦及其體會到的甜酸苦辣也遠非其下屬可及，領導者處人、處事能力超越普通百姓也就不言而喻了。

　　（2）預見指揮能力。認準目標，駕馭團隊，完成任務，這幾乎是人們賦予所有領導者的光榮職責。由于領導者肩負著這一重大任務，不得不時時處處見微知著，洞察前進方向，預測進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未雨綢繆，早作準備，從而提高了自己的預測能力。同時，領導者為了指揮好隊伍，會時時刻刻注意鍛煉自己的表達能力和動員激勵水平 ，從而使自己被下屬所認同的指揮能力不斷提高。

　　領導崗位的缺憾

　　1.忙于事務，學習時間少

　　在以儒家倫理為主導的中國，千百年來形成了惟上、惟書、惟等級，事無巨細，皆由領導拍板的傳統。這使多數領導者被極其繁忙的事務所包圍，整天忙于講話、剪彩、奠基、作指示，陪會、陪餐、陪考察，周而復始地做那些場面上的工作，以至于其中不少人無暇讀書、學習，更談不上提高和豐富自己的專業知識。平常除了能滔滔不絕地泛泛而談外，很難通過讀書學習進入某一專業領域，成為有造詣、有影響的大家或專家。

　　2.服務周到，自理能力減弱

　　現代社會，開會作報告、剪彩講話、主持各種儀式成了長官們的一大任務。于是應運而生的秘書便開始取代舊時的師爺充當起草工作，不但報告講話要寫成文字材料，就是極其簡單的主持詞都要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出來。即便如此，少數可憐的大人物還是常常出差錯。正因為處于社會管理高層的長官疏于親自動腦動手起草報告、精心組織會議，而把千斤重擔僅僅壓在工作層次并不太高的秘書身上，導致各種程序越來越繁瑣的會議內容日趨空洞，參會者的興趣日益消減，引發了與日俱增的逃會者。

　　大人物做小事，小人物做大事，不僅為買官賣官提供了強大的誘惑力，也造成了為官者的“無能”“無用”。人的功能用進廢退，當官不動腦筋便意味著自理能力的喪失，很多長官不知如何發表無講稿的講話、出行如何訂票、如何上車、如何登機、如何用信用卡取錢，甚至不止一次地出現過官員晚間停車方便時，由于車門被大風吹上，馬虎的駕駛員誤以為后座的官員已上車，結果被丟在路上；因身邊不帶錢、不帶證件，陷入了寸步難行的可笑境地。

　　由此可見，在機構齊全，服務周到的和平時期，不但領導者鍛煉機會越來越少；而且隨著社會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不良風氣漫延，更進一步導致領導者喪失了不少連普通人都擁有的自理能力。

　　3.容易放大自身缺點

　　領導崗位猶如麥克風，它會把很小的聲音放得很大。當你走上領導崗位，原本很小的缺點也會被這架麥克風放大。尤其在有著悠久官本位歷史的中國，領導者處于身邊人群的巨大“尊崇”之中，對自己的才能容易產生高估，以至于難以認清自己身上的弱點。由于位置高于別人，極目之處，很容易看到別人的缺點，而很難看清自已身上存在的問題，

　　一位著名高等學府享受副部級待遇的一把手，被派到地方擔任同一職級的官員。到職后，他發現自己每逢下基層視察，不僅有警車開道，而且每到一處都會出現前呼后擁極其威風場面；但凡發表講話，與會基層官員便會立即拿出筆記本，畢躬畢敬地認真記錄；更令人稱奇的是，即使他明顯考慮不周的講話，也統統被稱為重要講話，沒有人會“犯上作亂”，指出其中之不足，使自己驚醒。凡此種種與他在學校作領導時的講話常被人點評乃至非議竟有天壤之別。

　　不久，悟性極高的他很快就明白了其中之奧秘，因為學校教授皆有一技之長，未來發展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奮，沒有人能擋住他前進的步伐，除非他想當官才會積極爭取校領導的“青睞”。而官員則完全不同，仕途職位有限，別人上去占據崗位，他就沒有機會。在權力源自上而下的體制中，要想有所發展，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徑便是博得領導對自己的好感和青睞，倘不裝模作樣投領導所好便會失去晉升機會。

　　因此，他深有體會地對一位老朋友說，官員對上級領導畢躬畢敬并非完全出于內心對上級的尊重，而是為了尋求利益的阿諛和表演，學校里的點評和議論則是教授們內心世界的真實反映。可見，清代林則徐先生所書“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聯語，的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領導者的職能和特殊的工作平臺，決定了作為一個領導既要了解人性特點，也要認識自己的優勢和弱點，加強學習，不斷改正工作方法，提高自身工作水平。

　　領導者面對諸多“最難”

　　領導者處于各行各業的主導地位，時時刻刻要以手頭有限的資源面對方方面面的無限需求，包括來自家庭成員的欲求，有著說不完的難處。有一位思辯能力極強的企業家，琢磨經年，頗有心得。一日與我交談，不禁感慨萬千，還擇其要者羅列為“最難”，竟有二十五個之多：最難提高的是思想；最難改變的是習慣；最難統一的是行動；最難做好的是細節；最難處理的是關系；最難把握的是機遇；最難實現的是理想；最難得到的是人心；最難分配的是利益；最難平衡的是心態；最難控制的是情緒；最難否定的是自己；最難執行制度的是領導；最難做到的是說真話；最難做到的是時刻創新；最難做到的是終身端正；最難保護的是環境；最難找到的是接班人；最難的是時刻為他人著想；最難打造的是品牌；最難教育的是孩子；最難處理的是婆媳關系；最難抵擋的是金錢美女；最難堅持的是愛從始至終；最難保持的是長期健康。

　　就以孩子教育而言，對領導者來說是一個不小的難題。清末名臣曾國藩的外孫聶云臺有感于社會風氣奢靡不正，于1942年到1943年間，撰寫《保富法》一書，將自己一生見聞的諸多顯赫家族敗于揮霍奢侈的事例，結合歷史經驗教訓勸誡世人。文章說，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曾顯赫一時，現在多數已經家道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而揮霍一空，有的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算起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業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僅有一兩家了。

　　不單是上海這樣，在我湖南家鄉也是一樣的。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權貴人，封爵的人六七家，做到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到提鎮的有五六十家，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

　　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攢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多優秀。曾文正公（曾國藩）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為官數十年，死的時候，家中只有兩萬兩銀子。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后來賣到二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中只要有一張鹽票，就能稱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別諭令家人，不準承領鹽票。因此，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手里也沒有一張鹽票。若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一二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并不違法。然而，借著官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而君子卻是不為啊。這件事，家母知道得很詳細，外面人很少有知道的。

　　我的先母是曾文正公的幺女。文正公的家規規定：凡是嫁女兒、娶媳婦，花費限定在二百兩銀子以內。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婦逝世之后，有三千兩銀子的陪嫁，也是東拼西湊而來，以供家用。先母中年時，每次談到當時艱苦的情況，常常是聲淚俱下。自己身為王侯將相之女，又嫁入名門，生活尚且如此困窘，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

　　曾氏雖然數代清貧，卻換得了后代子孫的興旺。就我所熟悉的曾、左、李這幾家，錢最少的，后人多能讀書，以專業服務社會。曾文正公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幾位曾孫，也以學術專長而聞名；李勇毅公（李續宜）的孫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們也多是大學畢業。此文當時在上海《申報》刊登后，反響強烈，傳為一時佳話。直至今日，這一事例對現代官宦后裔仍具警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