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股的全流通標志著證券市場建設的完成，也可以說是從計劃經濟的證券市場轉變為市場經濟的證券市場

　　如果說IT業的“3G”意味著系統的升級換代，中國證券市場的“3G”則可以說是一個新時代和大牛市的開端。證券市場的“3G”，一是G股的全流通；二是A股市場的全球關注（Global Attention）；三是中國證券業出現第三代券商（Generation III）。

　　中國證券市場開辦的時候，《憲法》還沒有承認私人產權，在公有制基礎上搞證券市場是違法的，所以，深交所和上交所在完成籌備后都不敢貿然開盤。這時老鄧南巡，深交所趁機匯報，還是鄧大人拍了板：“開吧，不行再把它關了！”于是就有了十五年驚心動魄的證券市場。當時不僅《憲法》不承認私有制，甚至連《公司法》都沒有，當然也不可能有《證券法》和證監會。有道是：非法法也。

　　偉人決策看來隨心所欲，其實都心里有數。證券市場的開辦在當時已經爭論了很久，“改革派”為說服“反對派”編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從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找到依據來證明馬恩當年就講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甚至還發現當年恩格斯很熱衷于炒股票。顯然，這個故事說服不了明白人，只說服了唯“馬恩列斯毛”至上的教條主義者。于是改革派又編了另一個故事，說證券市場可以幫國有企業脫困。反對派當然會問：國企上市之后還是國企么？經歷過“寧要社會主義'草'也不要資本主義'苗'”的時代，這種邏輯思維是很正常的。所以，為了保證上市后的國企還是國企，改革者就創造了股權分置，讓主導公司控制權的大多數股票不進入流通。如今看來，這兩個故事打開了一扇門：讓教條主義者接受了“公有制”的證券市場；讓反對派接受了“永遠忠于國家的上市公司”，從而造就了一代股民，成就了一個行業，譜寫了一段既轟轟烈烈又凄凄慘慘的歷史。

　　中國的改革總是土洋結合，把土的變洋了，洋的變土了，就在這些土洋變換的革命之中，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兩個“土改”加一塊兒就成了真正的“洋”，中國股市由此完成了現代化。回想當年老鄧的英明決策，沒有人會不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其實，中國的各項改革幾乎都走過這樣的輪回，由于直接照搬走不通就先搬它一半，等大家都覺得別扭了再搬另外一半，這才是真正的股權分置改革理論。

　　G股全流通必然會改變現行的市場規范。現行證券市場有兩大缺陷：一是控制權缺乏流動性；二是上市公司沒有退出機制。這兩大缺陷在微觀層面的直接結果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弱化，證券市場無法對上市公司形成有效制約。在宏觀層面的直接結果是證券市場的走勢與國民經濟的成長脫節，證券市場難以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全流通市場使控制權的交易成為一種新的證券商品，以控制權交易為標的物的權勢博弈將逐步成為市場的主導，從而消化股票全流通所帶來的股票增量，這才能使中國證券市場也上演美國華爾街式的“偉大博弈”。

　　在上市公司和市場投資人之間的博弈之中，上市公司的進退有序就會成為新的博弈手段，并使退市行為作為博弈雙方的自然選擇之一。如果說公司經營的成功在于合規上市，則證券市場的成功在于有序退市，上市公司的質量保證不可能完全靠自律和教育，必須有程序性的強制退市和經營性的自愿退市。美國的納斯達克市場成立僅34年，目前已取代紐交所成為全球第一大融資市場，其成功的秘訣之一就在于平均每個月有60余家公司退市。我國證券市場開辦十五年了，至今才有60余家公司真正退出市場，這顯然是證券市場斗不過上市公司的明證之一。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控制權交易為背景的權勢博弈和進退有序將是G股全流通時代的基本市場規范。G股全流通肯定會有更多的股票進入市場，但只要有人爭權，有人退市，市場就能達到新的均衡，同時大大強化市場的融資功能和流動性。

　　第二個G也非常重要。在國際投資界的主流市場中，中國的A股市場以前充其量不過是基金經理們茶余飯后的談資。2005年不同了，QFII開了一扇窗，雖然總量尚未超過百億美元，但這一扇窗戶就像名品店的櫥窗一樣帶來了誘惑與遐想。透過這扇窗，國際投資界不僅看到了中國的A股市場，而且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高成長、低通脹，還有人民幣升值的巨大潛力。2006年初又開了一扇窗，市場又為之一振連漲數日，這就是政策允許國際戰略投資者長期持有10%以上的A股上市公司股票。這扇窗一開，不僅引進了參與全流通股市權勢博弈的外國投資人，而且引進了入市就有長期投資取向的市場穩定性。

　　這兩扇窗戶推動了中國牛市的重新啟動，我曾說過2004年是一個中途夭折的牛市，現在相信2005～2006年是牛市的再次啟動，而這次啟動有外來的“推手”。2005年亞洲股市成長排名第一的是韓國市場，上升54%；排名第二的是日本市場，上升42.3%.韓國和日本市場指數上升的共同原因之一是外資大舉進入，日本股市去年的最后一沖還創下了外資流入近850億美元的歷史新紀錄。新年伊始，業內自然要問：誰會是亞洲市場的新亮點？于是就有文章預言說：“中國！下一個日本市場”。比較一下中日兩個市場的指數圖型（見左圖），確實也很容易給人以這種聯想。

　　第三個G 就更重要了，因為外資進入只能通過兩扇窗戶，因此，不可能在中國唱主角。牛市是要有人推的，2004年的牛市之所以中途夭折，其實是因為沒人“養牛”、沒人“吹牛”。證券業陷入了全行業的經營性危機，危機和破產重組是過去兩年中國證券業的主基調。證券業有兩大基本功能，一是發行，二是交易。通俗的比喻，發行就是“養牛”，交易就是“吹牛”，沒有“養牛吹牛”的證券業就不可能有牛市，所以，一定要先有能養牛吹牛的券商。

　　現在已經走出危機的券商可以說是中國證券業的第三代。第一代券商靠天吃飯，可以說是“無法有天”。因為當年沒有《證券法》，證券業經營的半是股票半是國家信用，是國家把投資人“忽悠”進市場，券商只管發股票做投資；第二代券商“有法無天”，但是法并沒有給證券業新的空間，卻把“天上掉餡餅”的利潤拿走了。這就導致整個行業被迫鋌而走險，借高利貸“做莊”，從而釀成了全行業的生存危機；第三代券商從此“有法有天”了。股權分置改革和《證券法》修訂是第三代證券業的兩個里程碑，前者確認了全流通的市場，后者確認了全方位的投資。《證券法》的修訂打開了三大邊界：產品邊界、市場邊界、資金邊界，所以，證券業有了新的盈利模式和利潤空間，這就有了再次啟動牛市的行為主體。

　　中國證券市場正在進行著一次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決四個基本問題：第一是證券公司能活。在原來的市場格局下，證券公司誰也活不了；第二是商業銀行能活。銀行的中間業務必須依賴于多層次市場；第三是上市公司能活。一方面是市場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施加影響，另一方面市場開始對上市公司直接進行優勝劣汰；第四是投資機構能活。要讓投資機構在市場上有更大的盈利空間，需要有更多的交易品種。這是金融業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以這四大支柱為基礎搭建起一個新的平臺，就能為中國的經濟奠定持續增長的基礎，并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過程中存在的四個“不對稱”。第一個不對稱是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的不對稱，所以，要強化多層次的證券市場建設來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從而化解間接融資比例過高給中國銀行體系帶來的風險；第二個不對稱是證券化水平和經濟增長率的不對稱，因此，要努力開發多樣化的證券產品來提高國民財富的證券化水平；第三個不對稱是證券市場的走勢和經濟成長的趨勢不對稱，因此，要通過全流通的市場來實現控制權的交易，從而優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強化股票市場對上市公司業績的反向驅動；第四個不對稱是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的不對稱。所以，要大力發展多樣化的金融工具來提高金融市場整體的信用管理水平，開發出各種固定收益產品來豐富中國的債市，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債市單一依賴國家信用和銀行信用的基本缺陷。

　　作者系湘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