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業界關于國有商業銀行是否應向外資出售股權的爭論一直很激烈。支持引進外資的觀點認為，國有商業銀行在引入海外資本的同時，會相應地改變其公司治理結構，在金融產品創新和企業管理水平等方面將得到很大的提高。這是提高國有商業銀行改制效率的有效途徑。

　　反對者則認為，國有商業銀行的改制應以我為主，外資的介入不但不能幫助銀行提升核心競爭力，相反還會給我國帶來極大的金融風險隱患。

　　到底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還是“外資猛于虎”？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史建平是第二種觀點的堅決擁護者。他認為：國有商業銀行不依靠外資，照樣能辦得有聲有色。

　　去年以來，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國有商業銀行紛紛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引進外資已成中國銀行業的一種潮流。在銀行是否應該引進外資這件事上，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聲音，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史建平觀點很有代表性。他曾在各種公開場合大聲疾呼：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資要慎重。“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我錯了。”

　　到底是什么理由支持史建平堅持這種觀點呢？《新財經》對他進行了專訪。

　　引入外資“一窩蜂”

　　在銀行引進外資問題上，經常能聽到外資方呼吁中國要有大國意識，要大度，對外開放不要憂慮重重。史建平認為中國銀行業的開放是需要大國意識，但開放后也要以“我”為中心。

　　史建平認為，如果國家失去了對銀行業的主導權，就等于失去了對資源配置的主導權。因此，國家一定要牢牢掌握銀行業。“美國對中國重點施壓的就是銀行業，其高官訪華時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說服中國政府加大銀行業開放力度，減少對本國銀行的保護。”銀行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對國家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史建平態度堅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權不能輕易出讓。”

　　實際上，史建平對中國銀行業引進外資的態度是一分為二的。他肯定了中小商業銀行引進外資的必要性，“我不反對引進外資，對于中小商業銀行而言，引進外資是必要的”，他主張的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資要非常慎重，不宜一窩蜂。”

　　2006年底，中國金融業開放的過渡期就將結束，中國金融業的大門打開了，銀行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史建平分析，從整個銀行業來說，中小商業銀行面臨的生存環境并不是很好，面臨的挑戰最大。一旦金融業全面開放，中小商業銀行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中小商業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可以吸收國外成熟的經驗。“中小商業銀行即使被外資控制，也不會給中國金融安全帶來威脅。”

　　史建平對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資速度過快的現實表示擔憂，他說：“國有商業銀行不考慮銀行的實際狀況，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一窩蜂地引進外資，這種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外資能改變銀行業頑疾嗎

　　我國商業銀行對外轉讓股權、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目的很明確：以股權換制度、以股權換技術、以股權換信用文化。

　　對此，史建平說：“希望通過引進外資把銀行業搞好是一相情愿，寄望外資徹底改變中國銀行業的面貌，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史建平認為，這與銀行的定位有關，“不良資產的形成是有歷史原因的：國有商業銀行為中國改革付出了太多成本。中國的銀行不可能像西方國家的金融業那樣完全市場化，這是和中國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的。”

　　相關調查數據與史建平的觀點并不沖突。據央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項調查分析，由于行政干預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占不良貸款總額的80％，而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僅占總額的20％。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發布的一份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研究報告顯示，中國金融機構資產質量的優劣，70％以上取決于金融運行的體制環境。

　　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資的種種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其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承擔著特殊職能，因此，經營情況的改觀絕不是將股份轉讓給外資那么簡單。

　　采訪中，史建平反問記者：“中國國企改革已經很多年了，其中也包括引進外資等舉措，成功嗎？”在他看來，國企改革難有深層原因，銀行業的改革照樣不是通過引資就可以解決的。

　　事實可以說明引進外資對改變銀行治理結構作用有限。上海銀行引入外資后，公司治理情況并不樂觀。自1999年以來，該行先后引進匯豐銀行等外資股東，外資股份比例達到18％。因外資的引入而設立董事會，后來又設立了監事會。但是，實際運行效果與原來差別不大，行長級領導還是由組織部門任命和管理，董事會仍然沒有選擇經營班子的實際權力。

　　同樣，也有不引進外資卻經營得有聲有色的銀行。招商銀行既沒有境外戰略投資者，也沒有到境外上市，卻是國內外公認的一家好銀行。招商銀行成立以來，創造了足以令中國驕傲的銀行業奇跡，并連續四年榮膺“世界25家最佳資本利潤率銀行”。

　　中國需要改革開放，國有商業銀行需要提高競爭力，如果引進外資無法有效達到這一目的，國有商業銀行的出路在哪里？

　　史建平說，“國有商業銀行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差，中國銀行業并不是不堪一擊。除了引進外資，國有商業銀行完全可以通過其他途徑提高競爭力。比如，可以聘請國外職業經理人擔任高管，可以通過引進獨立董事改善治理結構。中國不缺錢，國有商業銀行不需要為了資本金引進外資，而應致力于解決一系列內部問題。比如，加強內部管理、建立人才儲備、完善激勵機制等。”

　　引資不當的災難性后果

　　最令史建平擔心的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如果不成功，將對整個國家經濟安全產生巨大影響。“部分國企改革不成功，對經濟發展影響不大。如果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失敗，后果卻是災難性的。”

　　史建平認為，國有商業銀行可能因引進外資流失優質客戶，這并不是危言聳聽。據一位資深業內人士透露，在他曾經參加過的一次高級聚會上，到場的優秀企業無一例外是外資銀行的客戶！這種現象令史建平十分擔憂，“如果優秀企業都成了外資銀行的客戶，中國民族銀行業怎么辦？” 外資入股國有商業銀行后，將獲得這些銀行的商業信息為其在華機構服務。史建平最不愿看到的景象是：2006年以后，外資銀行在市場與客戶的爭奪中，將中資銀行打得一敗涂地。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花旗銀行開拓中國市場的手段就很耐人尋味。它一邊在華開辦自己的業務，一邊積極入股中資銀行，它是在花錢培養自己的競爭對手嗎？除參股浦發銀行外，花旗銀行對廣發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等中資銀行同樣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更曾有意入股建設銀行。其所有參股對象之間其實也是競爭對手。花旗四處參股中資銀行，目的恐怕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單純，很可能有其他利益驅動。

　　除優質客戶流失會沖擊民族銀行業外，史建平還擔心外資將來會“釜底抽薪”。“所有資本都是逐利的，外資進入中國看好的是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如果有一天中國經濟出現低谷，外資極有可能選擇大規模退出，這對‘不經濟’的中國經濟而言，豈不是雪上加霜？”

　　史建平的第三個擔憂是：銀行中外股東日后可能出現控股權之爭。相關法規規定，單個外國投資者參股國內銀行的比例上限為20%，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的大部分股權集中在匯金公司，因此，外資還不是最大股東，話語權有限。然而，外資機構會甘心于出資、分紅這樣的簡單角色定位嗎？史建平給出的答案十分肯定：不會。如果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權不再集中在匯金公司手中，股權一旦分散，外資機構很可能成為國有商業銀行的第一大股東。另外，我國不少大銀行在境外上市，其股價變動很難預測，我們缺乏對海外資本市場的控制力。

　　與引進外資相比，史建平更希望國有商業銀行引入民間資本。從某種角度看，民營資本與外資相比存在一定劣勢。以深發展引入新橋為例，新橋進入后，首先做的就是查賬。銀監會查不到的信息，外資卻能查出來。相比較而言，民營資本參股銀行卻缺少相應的發言權，很難滲透到管理中去。如果銀行引進民營資本，如何彌補這些不足呢？

　　史建平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第一，從國際上引進專業人士；第二，弱化股東、董事，強化獨立董事。

　　史建平呼吁：“中國金融業開放要有大國意識。只有先對自己負責，保護自己的安全，才能對世界負責。”

　　史建平其人

　　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校長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商業銀行管理、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現代金融實務。曾主持或參與10余項國家、省部級課題研究，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著有《銀行信貸管理學》、《商業銀行經營與管理》、《商業銀行管理學》、《投資學》、《宏觀經濟運行中的金融風險》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