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中國成立至今，重慶一直都是國家戰略的匯聚點，新中國成立后重慶就是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駐地、中央直轄市；重慶1954—1958年、1964—1967年、1984—1996年3次國家計劃單列，其中1983年成為全國首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1992年辟為沿江開放城市；1997年，重慶成為中國第4個中央直轄市；2007年3月，胡錦濤總書記為重慶作出“314”總體部署，6月國家批準設立重慶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2009年1月，國務院出臺《關于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重慶發展改革躍升為國家戰略。

　　60年來，在國家戰略的推動下，重慶實現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良性互動——三次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工業和農業結構明顯升級，所有制結構發生重大變革，區域結構更加合理……結構調整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增長。

　　結構 農業不再是老大

　　2008年，我市GDP達到5096.66億元，比1949年增長了366倍，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575.40億元，是1949年的59倍，第二產業增加值2433.27億元，是1949年的898倍，第三產業增加值2087.99億元，是1949年的1450倍。

　　從三次產業的構成看，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明顯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其中，第一產業所占的比重從1949年的70.1%下降到2008年的11.3%，而第二產業所占比重由19.5%上升為47.7%；第三產業所占比重由10.4%上升為41.0%，60年的發展進程中，重慶現代經濟的結構性特征越來越明顯。

　　1950年至1970年期間，我市三次產業結構呈“一、二、三”局面，這個階段，GDP年均增速為4.0%，全市經濟以第一產業為主，二、三產業雖發展較快，但基礎較弱，由于第一產業基數大、增長慢，因此這一階段的GDP增速也非常低。

　　到了1997年，我市第三產業的增加值比重已經高出第一產業15.1個百分點，接近第二產業的水平，并在1998年至2006年間超過第二產業。

　　除了市場經濟規律對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外，隨著全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外資和外國先進技術對我市產業結構優化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迅猛發展的二、三產業把農業遠遠甩在了后面，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農業，從此不再是老大。隨著我市金融結算等高端服務業的崛起，第三產業占GDP總量的比重將會再有提升，“三、二、一”局面將長期呈現。

　　動力 從“一條腿”到雙輪驅動

　　我市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變動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從1952年到1977年，特點是“三駕馬車”占GDP的比重波動較大，表明經濟增長動力的不確定性，但總體來看消費仍占據絕對地位。這個時期，最終消費平均占比為82.9%，資本形成總額平均占比為30.2%，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平均占比為-13.1%，可以稱為“消費絕對驅動”時期。

　　第二階段從1978年到2003年，這個階段我市資本形成總額快速增長，逐漸追趕上了最終消費的領先地位，同時貨物和服務凈流出的“短腿”得到了一定的彌補。這個時期，最終消費平均占比為65.5%，資本形成總額平均占比為37.5%，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平均占比為-3.0%，可以稱為“消費單輪驅動、投資快速形成”時期。

　　第三階段為2004年以來，資本形成總額已經超過最終消費，成為另一個我市經濟增長的有利促進因素。這個階段，最終消費平均占比為56.5%，資本形成總額平均占比為60.9%，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平均占比為-17.4%，可以稱為“投資、消費雙輪驅動”時期。

　　從“一條腿”到“雙輪驅動”，GDP動力不再形單影只，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外貿的發展將帶來貨物和服務凈流出的GDP平均占比不斷提高，重慶終將從“雙引擎”時代進入“三引擎”時代。

　　所有制 非公經濟撐起半邊天

　　新中國成立的前30年，乃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市同全國一樣，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

　　1978年，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構成的單一公有制結構。隨著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逐步從制造業、紡織業等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進一步向關系國家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一批長期虧損、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的企業被關閉，公有制企業面多量廣、過于分散的狀況得到很大改觀，在工業經濟中的數量和產值比重均明顯下降。

　　2008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中，國有控股企業數量僅占10.3%，工業總產值占44.9%。盡管國有企業數量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從總體規模和經營效益來看，對整體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進一步增強，特別是在關系到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公有制經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

　　同時，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2008年，全市非公企業創造增加值2906.81億元，占GDP比重達到57.0%，比1996年高32.1個百分點；1996年以來年均增長20.2%，高于同期GDP增速9.2個百分點。

　　非公經濟的壯大是改革開放30年來重慶最大的發展成果之一，但與沿海相比，我市非公經濟占GDP總量的比例仍然偏小，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省非公經濟占GDP比重已超過80%，其中浙江達到90%以上，具有后發優勢的重慶非公經濟正在一路直追。

　　綠色GDP “和諧”出來的新核算體系

　　1946年，當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提出“綠色GDP”這一概念時，他應該沒有想到在多年后，這個名詞及其包含的思想會為GDP的變化帶來影響。

　　綠色GDP=GDP總量-（環境資源成本+環境資源保護服務費用）。2004年，重慶成為全國6個綠色GDP試點城市之一。從此，對GDP認知的陳舊觀念開始被顛覆。

　　正處于大發展時期的重慶，如果不將環境污染等問題納入GDP考察范圍，“飛速的成長”必將付出慘痛的代價。世界發展的規律表明，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處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時，往往是人口、資源、環境等“瓶頸”約束最為嚴重的時期。而當時的重慶正好處于這個“瓶頸期”。

　　2007年1月，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新聞，在所有參與綠色GDP試點的省市中，只有重慶將試點工作納入政府工作計劃，并核算到全部區縣（自治縣）。

　　2009年，國家統計局開始在我市制作一個關于綠色GDP的核算體系。制定完成后，將向全國推廣。專家認為，GDP“綠”起來，有利于促進經濟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集約型方向轉變。同時，綠色GDP的評判指標更能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這一對“天然的冤家”更和諧地發展，對整個社會發展來說不僅是一種矯正，也會讓社會更健康地發展。

　　恩格爾系數 吃出來的變化

　　“以前有飯吃就很滿足了，偶爾吃一回肉就高興得很了。”住在渝中區臨江路的顏秀成阿姨今年剛好60歲，和新中國同歲的她，回憶起當年頗為感嘆。

　　吃是人類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較低時，其在消費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恩格爾系數就是用食品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例來說明經濟發展、收入增加對生活消費的影響程度。隨著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滿足的情況下，消費的重心才會開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轉移。因此，一個國家或家庭生活越貧困，恩格爾系數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爾系數就越小。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居民收入不斷提高。1979年，我市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每年354.54元，農村為150.18元。到2008年，這一項指標上升至15708.74元，農村為14367.55元。另一方面，收入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市民收入的持續增長為提高消費水平提供了保障，消費結構也由以往的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轉變；而從食品構成看，糧食等主食消費量減少，肉禽蛋奶等副食消費量逐年增加。同時，精神文化生活不斷豐富，市民生活質量日趨提高。2008年，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39.1%，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53.3%。

　　現在，顏阿姨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豆漿，頓頓都有肉有菜。“現在講究的不僅是吃得好，還要吃得營養和豐富。”

　　自主創新 “創造”出來的高速增長

　　今年3月18日，長安汽車集團在重慶第四款自主品牌轎車——悅翔正式研發成功。在它的身后，是一個強大的研發團隊，他們在三國四地進行協同開發，為長安悅翔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支持。正是得益于先進的全球研發模式，長安悅翔才傳遞出代表當今最新潮的汽車設計語言。

　　這只是冰山一角。

　　多年來，自主創新早已成為我市GDP增長的強大助推器。

　　2003年以來，市委、市政府作出《關于加快實施科教興渝戰略的決定》、《關于加快區域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決定》，重慶把加強自主創新、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作為重點，突出“軍民結合促創新”特色，培育和發展創新型企業，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使自主創新進入了一個快速提升、全面發展的時期，重慶科技綜合實力明顯增強。

　　同時，我市通過實施企業重點研發試驗能力建設工程、重大新產品產業化工程、重點企業技術中心建設工程、社會服務支持體系工程、高新技術推廣應用工程這“五大工程”，使得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2007年底，我市1—11月的工業新產品產值率躋身西部第一。8月，市政府審議通過了《重慶市貫徹落實國家九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的實施意見》，預計到2011年，全市將累計完成投資5600億元，工業銷售產值年均增長27%，增加值年均增長20%，新增就業35萬人，新產品產值率保持在2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