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依舊是中國經濟增長最為直接的驅動方式。2009年上半年在政府力度空前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刺激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78098億元，增長33.6%，顯著高于去年同期的26.8%，并且高出1月—5月的數據0.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7.6%，拉動GDP增長6.2個百分點。1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8%，經濟增速同比增長6.1%；當2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加快至35.7%時，經濟增長則迅速回升至7.9%，投資的強大驅動力是顯而易見的。

　　從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歷史經驗看，1978年至1990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30.3%，1990年至2000年升至36.1%，2001年至2007年貢獻率更是加速上升，平均為48.36%。我國投資每增長1%，則當年GDP增長0.48%。由此推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年均增長9.8%中大約4.3個百分點是由投資需求拉動的。

　　投資何以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引擎？這與我國長期投資率高，資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資本注入有很大關系。我們來考察增量資本產出率這一代表資本邊際效率的指標。增量資本產出率（I鄄COR=投資增加量／生產總值增加量之比）表明，當ICOR提高時,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資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著投資的效率下降。筆者計算了中國1978年—2008年30年的實際ICOR。結果顯示，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在改革開放之后邊際資本產出比率均值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之后，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趨勢，這表明資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資效率成下降態勢。

　　這樣，由于投資的宏觀收益下降,實現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投資比率，需要大量資本,通過資本深化和資本積累,實現經濟高增長，因此資本低效率的投資不斷加大投資規模會在短時間內積聚過剩的生產能力。當過剩的生產能力在國內市場找不到實際有效需求就會促使企業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導向和資本密集導向的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凸顯粗放型特征。因此，高投資是中國經濟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的內在根源。

　　未來中國的高投資帶來的最大風險就是新的產能過剩風險。在高投資的驅動下，今年第2季度，我國工業增加值增速達到了9.1%，已經高于2季度GDP7.9%的增幅，特別是6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了10.7%，重新回到了兩位數的增長，工業經濟的超強回升將帶來產能過剩的新隱憂。全球經濟數據顯示，與庫存調整相關的基欽短周期已接近尾聲，但是與全球去產能化相關的中長周期卻剛剛開始，這必將影響未來長期潛在產出。

　　從各大經濟體看，產能利用率降低仍在繼續。美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較歐元區制造業產能利用率的下降幅度更顯著。2007年9月份美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達79.7%，而2009年5月份美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已下降至68.3%的水平。在最近20年的歷史上，美國兩次產能利用率探底分別發生在1990年至1991年間和2001年至2002年間。在兩次經濟衰退周期中，產能利用率分別下跌至78.7%和73.5%。顯然，僅從數據上看，目前的狀況比當時還要糟糕得多；歐元區今年第1季度的制造業產能利用率約為75%，較2007年第2季度水平大幅下降。面對著全球去產能化進程的推進和中國自身固有的重工業化時期的產能過剩問題，此次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所積聚的新產能又如何消化？中國是否還要重復過去“大進大出”的粗放型經濟循環？如果全球經濟遭遇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后又回歸到原來失衡的老路，那么這次危機過后留下的僅僅是傷痛和遺憾了。

　　中國需要正確區分長痛與短痛，在經濟增長引擎轉換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價。從提升路徑上看，中國未來必須提升資本形成過程中的宏觀投資效率擺脫投資依賴型增長，必須通過技術進步、技術創新以及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提高投資效率，避免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產生的產能過剩和結構性錯配。展望未來，中國如果能夠順利完成這一轉變，那么，可以預期經過危機的洗禮，中國的經濟生態系統將得到不斷優化，中國經濟將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