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在7月13日舉行的廣東省政府參事決策咨詢會上，省政府參事曾添貴建議，提高珠三角外來農民工的準入門檻，凡進入珠三角就業的外省農民工必須具有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逐步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

　　這個建議具有不容否定的積極意義，但在目前相關就業法律法規尚未完善的情況下，會給人以“地區就業歧視”的印象，一旦操作起來，馬上會與相關政策法律相抵觸，引發不必要的沖突。

　　中國有一個特殊群體，這就是人數高達3億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按照農忙季節和土地存留的情況在不同的時段和城市打工，這個非工非農的龐大勞動力群體被定義為不倫不類的“農民工”，最近已有學者建議對這個名稱進行修正，不管怎么叫，反正叫“農民工”是莫名其妙的，是不科學的稱呼。

　　“農民工”由于其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普遍不高，在城市里絕大多數只能從事環衛、建筑、餐飲等“苦、累、臟、重、險”的工作，在企業里，也只能從事礦山井下作業等粗笨活計，在我國社會發育程度不高的現階段，這一方面限制了他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也給他們的安全健康帶來了巨大的危險。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因工傷事故傷亡的多是所謂“農民工”。

　　簡言之，“農民工”目前低文化程度、低技術技能的現狀不僅制約了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而且給他們自己的權益帶來了不可估量的侵害，從一個長遠時段看，提升“農民工”的文化技能素質對國家發展有利，對這些同胞也非常有利。因此，曾添貴先生的建議，我認為有其不可辯駁的合理性，應當得到重視。

　　“農民工”當然是目前中國的國情，但不是中國特有的國情，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進程中，都不同程度出現過類似于中國“農民工”的現象。“這些工人通常來自農村，他們屬于農村公社，每年一部分時間背井離鄉在城市里工作，農忙時又回到農村秋收，做農活。”這是美國歷史學者尼古拉·梁贊諾夫斯基和馬克·斯坦伯格所著《俄羅斯史》中描述的關于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即100年前的俄國“農民工”狀況，與我國目前的情況驚人一致，這些人后來成為俄國工人運動的中堅力量，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充當了馬前卒。而所謂“圈地運動”，即15世紀末葉至19世紀中葉西歐英、德、 法、荷、丹等國新興資產階級和新封貴族先后使用暴力剝奪農民土地的過程，雖然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最重要手段，但實際上也是強制農民實現“工人化”的一個過程。在這段人類工業文明發展的共同歷史進程中，不管用什么手段，提升“農民工”自身的文化及技術技能素質幾乎都是所有國家由農業國躋身工業化國家的共同經歷。

　　然而，推動“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過程較諸我國特定的廣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現實，顯得比較超前，如果貿然推進，不僅有違當前的一些相關就業法律法規，而且會把大量勞動力屏蔽在廣東等發達省市的“省門”之外，需要穩妥籌劃，從長計議，更需要和勞動力輸出地黨委政府共同擘畫，相互配合。不特如此，貿然推進還有違一個基本的道德良知——廣東等省市的發達固然有本省公民奮斗的成績，更多的還是全國各地各類勞動力改革開放30年來支援的結果，這其中就包括來自全國各地的廣大“農民工”。“攆兔子”有人家的份兒，吃肉時不管別人，這不是“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健康心態。

　　用法律和行政手段促使“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是大勢所趨，但唯獨廣東一個省做難以奏效，它應當上升到中央政府層面，成為國家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重要環節，不斷完善政策法律，以期穩步推進，臻于預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