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11級臺階見證60年輝煌——從“五年計劃”演進看重慶歷史變遷

　　60年篳路藍縷，60年風云激蕩。中國60年的大發展，超過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的總和。60年的大進步，開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序幕。重慶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濃墨重彩地描繪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特別是直轄以來，昂然崛起成為一座站立的城市。1950—2008年，GDP年均增長7.6%突破5000億元，人均GDP年均增長6.5%突破2500美元，投資年均增長26.5%突破4000億元，社零總額年均增長10.9%突破2000億元。

　　記憶回溯到1953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國發展目標——“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誕生了。從此，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不斷調整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航程的節奏和方向，11個“五年”清晰地勾勒出重慶的滄桑與巨變，見證著重慶的奮進與勃興。

　　“一五”計劃：經濟恢復后的改造提升。從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到1952年底，經過三年的恢復發展，被戰爭破壞的重慶經濟逐漸好轉，從1953年到1957年，重慶編制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各條戰線社會主義建設氣氛高漲，工農業生產迎來恢復性增長。GDP年均增長7.7%，人均GDP年均增長5.1%，工業和農業產值年均增長23.3%和6%。累計完成全社會投資10億元，其中用于工業部門占2/3，新建和改擴建工礦企業133個，507火電廠、重慶造紙廠、610織布廠、針織廠等工業項目建成投產。

　　“二五”計劃：大躍進下的律動。圍繞挖掘潛力，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1958年重慶開始實施“二五”計劃。但同時“大躍進”運動波及重慶，提出“盡快把重慶建設成為綜合性現代化工業城市”的“大躍進”目標，擬定投資建設150個大中型項目�？陀^經濟規律被熱情與沖動超越，盲目冒進成為經濟建設主旋律，主要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經濟大起大落、遭受重挫，1959年起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更是雪上加霜。市委、市政府貫徹執行“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總體要求，在“二五”后期開始進入調整時期，尊重規律逐漸成為基本原則，1962年經濟開始好轉。GDP增速年均下降3.8%，1958年高達18.6%，1961年下降35.3%。地方財政收入從1960年12億元驟降至1962年3.1億元。新增工業企業2100多家，新增投資21億元，新增公路通車里程5000公里。

　　“三五”計劃：三線建設催生重大轉折。經過1963—1965年的調整、整頓，重慶開始實施“三五”計劃。“三五”計劃在制定之初，重點是解決“吃穿用”問題，在此基礎上恢復經濟，按照農、輕、重順序使經濟有重點、按比例發展，但鑒于當時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中央立足于積極備戰，作出加快“三線”建設重大決策。盡管“三五”計劃在實施中遭遇文革和中蘇沖突等多重阻力，由于吸取了“二五”時期的冒進教訓，加之得益于“三線”建設，各項指標基本實現。在“三線”建設中，重慶成為常規兵器工業基地，成為工農業結合、為國防和農業服務的戰略后方基地。1964—1967年再次計劃單列，為重慶贏得平穩發展的體制優勢。沿海企業大量西遷重慶，重慶工業實力有所增強。GDP年均增長1.5%，后期增長較快，1969年和1970年GDP分別增長11.8%和20.5%，其中工業高達33.7%和36.3%，在GDP中占比超過農業。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年均增長13.9%，支撐大量基本建設、工廠新建和擴建。制造業連創多個“第一”：全國第一批25噸自動卸貨汽車、第一臺鋼球自動檢驗機、第一輛重型越野汽車、第一臺高精度渦輪滾齒機先后試制成功，建成西南唯一生產齒輪刀具的專業工廠。

　　“四五”計劃：在失調中調整。1971—1975年實施的“四五”計劃，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躍進”計劃。由于文革的干擾破壞，經濟發展緩慢，GDP年均增長5.4%，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經濟效益下降，如1973年投資率38.9%，消費率高達81.1%，1972—1974年連續3年工業、財政收入負增長。針對結構失衡，強調抓緊時間進行調整，提高經濟效益。1975年，在工業、農業、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進行全面整頓，形勢開始好轉，GDP在連續3年低迷后大增11.5%，投資增長98.1%，財政收入增長53.5%�？傮w上，“四五”時期，建成了一批骨干企業和基礎設施，經濟沒有出現“大躍進”時期的嚴重倒退。尤其是，水利建設成就很大，1973年市委召開農田基本建設工作會議，1975年農田有效灌溉面積達43萬公頃，比1949年新增38萬公頃。

　　“五五”計劃：改革開放啟新篇。百廢待興的重慶，有太多的憧憬和期待，恢復和調整成為“五五”計劃的主線。1976—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經濟處于恢復發展階段，由于執行“大干快上”的冒進方針，經濟結構失調、效益低下。三中全會后，全黨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來，重慶經濟開始走向健康軌道，糧食產量創最高記錄，人民生活改善，經濟主要比例關系相對協調。GDP、人均GDP、地方財政收入分別年均增長9.6%、8.9%和13.2%，累計投資31億元�；�礎設施改善，公路通車里程達1.7萬公里，鐵路營運里程從無到有達554公里。新增各類學校300多所，其中高校8所。思想意識形態的火花激越綻放。

　　“六五”計劃：城鄉經濟共繁榮。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任務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阻礙經濟發展的問題。1981—1985年，農村改革全面推開，農業發展迅速，經濟結構有效調整，居民收入增長加快，溫飽問題基本解決。GDP跨上百億臺階，年均增長9.7%，三次產業結構35.4：42.1：22.5，農輕重協調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14.6%和14.8%，財政收支年均增長8.7%和14.3%，收支基本平衡。社會事業首次進入五年計劃，從單純注重經濟增長，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轉變。市場化改革順利起步，從原有計劃經濟框架中逐漸轉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開始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推行，1983年成為全國第一個城市綜合體制改革試點城市，又一次計劃單列。從封閉半封閉的經濟模式轉向開放戰略，滬寧漢渝加強橫向聯系振興流域經濟，對外貿易從無到有，首次單獨對外承擔勞務技術項目。

　　“七五”計劃：轉型發展潮涌巴渝。1986—1990年，深入貫徹《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由農村向城市全方位展開，企業自主權大大增強，對外開放迅速擴大，外向型經濟不斷拓展。探索大城市帶大農村的發展道路，成為內陸城市改革開放策源地，先后創造了資產經營責任制、軍工企業轉民品生產、區域流域經濟合作、企業股份制、流通“四放開”和工交“五自主”等改革經驗。深化以價格體制改革為核心的綜合經濟體制改革，價格改革從闖關式轉為漸進式。GDP年均增長6.8%，保持平穩發展，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3%，汽車產量突破2萬輛，奠定重慶工業基礎。投資和社零總額年均增長13.7%和14.7%，投資消費雙輪齊驅。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3.3%，城鄉居民收入突破1600元和500元，年均增長15.8%和12.5%。受全國經濟過熱影響，CPI最高增幅22.7%，1990年回落到1.4%。1990年新引進外資項目79個，協議引資1.86億美元，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勞務輸出和海外合營項目25個，“三資”企業累計達112家。國家“863”計劃出臺，重慶制定科技振興規劃，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起步。

　　“八五”計劃：最快的五年。“八五”計劃是重慶解放以來執行得比較完整和成功的五年計劃。1991—1995年，在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方針指導下，改革開放戰略全面推行，經濟工作重點向結構調整和提高效益轉移，成為解放以來速度最快、波動最小的時期。GDP年均增長13.2%，躍上千億級臺階，提前五年實現翻兩番戰略目標，比全國高1.2個點，波動落差7.2個百分點，非農產業比重74%，比“七五”末提高7.5個百分點。改革開放步入新階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明顯增強，啟動分稅制改革試點，開展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組建摩托車、啤酒等一批大型企業集團，老牌企業針織總廠宣告破產，國有、集體商業實行經營、價格、分配、用工“四放開”，雙軌制退出歷史舞臺，資金、技術、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加快培育，多功能多層次市場體系逐步形成。獲批成為沿江開放城市，總體開放格局開始形成。進出口總值年均增長15.8%，直接利用外資是“七五”期的20倍。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為全國10個重點試驗區之一。

　　“九五”計劃：新重慶新機遇。“九五”時期，是重慶發展史上最具劃時代意義的時期。1997年重慶直轄，翻開歷史嶄新一頁，肩負完成三峽庫區百萬移民，搞好國有企業改革與振興老工業基地，加快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四件大事”的歷史使命。“九五”期間，在經濟成功軟著陸后，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重慶緊緊抓住直轄市成立、三峽工程建設、西部大開發、國家擴大內需等歷史機遇，戰勝了危機的嚴重沖擊，GDP年均增長9.3%，高于全國1個百分點；人均GDP達5616元，是“八五”末的1.6倍。地方財政收入突破100億元新臺階，年均增長17.8%。累計完成投資2400億元，是“八五”的2.9倍，高速公路從無到有，建成朝天門廣場、人民廣場等標志性工程。社零總額年均增長11.6%，商品短缺狀況結束，從賣方市場進入買方市場。老工業基地展現生機，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比由5.6%提高到11.4%，汽車產量突破20萬輛達24.6萬輛。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城鄉居民收入分別年均增長7.1%和8.3%，18個貧困區縣成建制越溫達標。三峽工程搬遷移民20.3萬人。加快國有資產戰略性重組，積極推進產權制度改革，企業改制面超過60%，非公有制經濟占比達35.4%。以三峽庫區和主城區為重點，一批重大環保項目啟動。內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實際利用外資15.2億美元，外貿進出口總額73億美元，分別是“八五”的1.3倍和1.5倍，世界500強企業落戶28家。教育、醫療和住房三大領域開始全面市場化改革。

　　“十五”計劃：新千年的新發展。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新要求，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成為“十五”時期的主旋律。重慶克服非典疫情等不利因素，大力實施城鎮化、新型工業化、市場化等重大戰略，綜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到2005年，GDP突破3000億元，年均增長11%，人均GDP突破10000元，年均增長11.3%，非農產業占比84.9%，比2000年提高2.7個百分點。城鎮化率達45.2%，年均提高近2個百分點。地方財政收入395億元，增長2.8倍。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均增加1倍多。投資、消費跨上千億級臺階，投資累計完成6700億元，比“九五”增長1.8倍，2005年社零總額1216億元，年均增長11%。全面取消農業稅，農村活力迸發，糧食生產扭轉2001—2003年停滯局面。集中力量培育汽車摩托車等產業集群和長壽化工園區等特色工業園區，工業增加值突破1000億元，比2000年接近翻一番。城鄉居民收入分別突破1萬元和2800元，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減少80萬，累計完成三峽移民安置94萬人。生態環境質量趨于改善，庫區水質穩定，森林覆蓋率達30%。培育壯大“八大投”，國有資產總額超過3500億元，比2000年擴大1倍。把發展開放型經濟提升到戰略高度，進出口、實際利用外資年均增長19.2%和16.1%，累計利用內資448億元。積極爭取國債，集中力量辦成一批多年想辦而未辦成的大事，完成“八小時重慶”通達和“半小時主城”通暢工程。一批新興商圈、商業步行街、濱江餐飲休閑區成為城市亮麗風景。“兩基’人口覆蓋率達97.6%，在校大學生人數比2000年翻一番多，三峽博物館、奧體中心、規劃展覽館和國際會展中心等重大文體設施竣工投用。

　　“十一五”規劃：從“計劃”向“規劃”的轉折。“計劃”為“規劃”代替，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克服低溫冰凍雨雪災害、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國際金融危機等多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軌道。2007年3月，胡錦濤總書記為重慶作出“314”總體部署，6月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9月獲批全國首個城鄉總體規劃。2008年，制定內陸開放戰略，規劃建設宜居、暢通、森林、平安和健康“五個重慶”，未雨綢繆制定調控政策應對金融危機。2009年1月，國務院《關于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落地，4月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獲批，重慶發展改革躍升為國家戰略。同時，加快謀劃完善區域經濟功能，建設東西部聯動開發基地、西部消費之都、西部金融中心、內陸進出口基地、西部人才高地、西部大市場等重大戰略平臺。經濟步入快通道，3年GDP年均增長14%。發展動力持續增強，投資年均增長26.3%，累計完成近1萬億元，是“十五”總和的1.4倍，社零總額年均增長19.3%。財富效應加速積累，政府、企業、個人收益均有大幅提高，2008年地方財政收入達963億元，比2005年增長1.4倍；工業企業利潤259億元，整體實力明顯增強；金融資產快速壯大，存貸款余額分別增加到8102億元和6384億元；城鄉居民收入提高到15709元和4126元。內陸開放高地加速崛起，3年吸收內外資分別達1571億元和45億美元，實現進出口總額224億美元。區域合作由行政區轉向共建經濟區，成渝經濟區成為國家在西部重點發展的三大經濟區之一，“西三角”經濟區開始構建，“兩江新區”、保稅港區成為經濟增長極。統籌城鄉改革試驗邁開新步，旨在通過土地流轉、農村社保、基層治理、農村產權等系統性變革，逐步找到一條農村現代化的普適路徑�，F代產業基地框架初成，工業增加值突破2000億元，金融、物流、服務外包等新興服務業蓬勃發展。

　　60年的光輝歷程，宛如氣勢磅礴而又絢麗多彩的畫卷，深深地鐫刻在豐碑之上。在這個偉大變革的時代，重慶肩負國家戰略，踏上新征程，為中國的大國之夢和重慶的大城理想續寫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