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4萬億投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等一攬子刺激政策陸續出臺。從目前來看，本輪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刺激效應如期顯現，經濟驟降的局面初步遏制，呈現出企穩回升的態勢。

　　抓準著力點

　　這并不意味著困難已經過去，我們應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牢固，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驅動協調性長期失衡，內生增長動力亟待加強。一是刺激經濟的應急效用難以為繼。目前投資效益遞減、社會投資響應有限、刺激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內生動力不足和流動性過剩加劇就是明證。二是行政慣性推動蘊藏風險。地方政府的投資饑渴癥爆發達到頂峰，一些地方不顧實際需要，爭上項目、盲目攀比、融資行為失控，銀行盲目授信、資金監管乏力等各種問題不斷集聚，給地方財政、金融風險和經濟發展埋下巨大隱患。三是市場自我校正機制受到扭曲。在進行政府干預時，如果不改變投資過度擴張、消費過于疲軟的運行軌跡，必將延長社會經濟調整周期，大量累積結構性、系統性風險，加大社會經濟轉軌的難度和代價。

　　針對這一現狀，筆者認為，當前財政政策應有新舉措，即可按照“內外均衡、長短兼顧、快慢協調”的原則，著眼于長期驅動而非短期刺激甚至“驚險跳躍”，筑牢出口-投資-消費的聯動機制，形成驅動經濟增長的新的動力源泉，提高經濟潛在增長能力和水平，為新一輪經濟發展提供堅實平臺。在設計和運用財政政策時，既要有統攬全局的戰略眼界，又要有順勢而為的運籌智慧。其目標不應拘泥于平抑經濟波動的短期效應層面，而要將反周期應急舉措與中長期可持續增長和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從原來的直接刺激或者抑制經濟增長功能轉向運用適當的政策工具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健康性，符合“內生”要求。其中的關鍵就是筑造需求拉動的新引擎，即將投資和出口雙重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逐步過渡到以居民消費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使消費真正成為“保增長、擴內需、化危機”的主旋律。

　　念好“五字決”

　　一是“保”。即保增長，表面上是將政府投資作為直接動力和引擎，拉動經濟離開臨近衰退的危機深淵。更深層的意思是有針對性地采取調整次數多、幅度小、時滯短、過程穩的“點剎車”模式，確保經濟增長率的“峰谷”處于適度增長區間的可控范圍內，排除影響經濟穩定的擾動性因素，保持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和強勁動力。

　　二是“救”。即救市場，通過組合政策工具改善影響出口、投資、消費協調的各項約束條件，恢復市場經濟運行的彈性活力和自我修復潛力，推動市場自我校正和社會經濟結構自我調整，從而優化整個經濟生態系統。

　　三是“調”。即調結構，積極調整消費、投資和出口結構，不斷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繼續優化投資結構和調控投資增速，促進供給穩定和結構優化，切實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動態平衡的同時達到推動經濟結構優化。

　　四是“控”。即控風險，著力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消除造成出口、投資、消費比例失衡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克服經濟運行各種痼疾，緩解各種矛盾沖突，防止損害經濟增長基本面。同時逐漸調減財政赤字和化解政府債務，合理規避財政金融風險，提高經濟安全度。

　　五是“轉”。即轉方式，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促進技術進步、保護和激勵創新，增進公共基礎投資，增強適應開放經濟的主動性，從而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效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以對經濟增長形成廣泛和持久的推動力。砍好“三板斧”吐故納新，調理外平衡。將改善外部需求、促進外貿增長與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實現經濟內生性增長相結合，加快“騰籠換鳥”，選優汰劣。

　　一是調整外貿發展方向。在世界經濟鏈條中，我國處在來料加工、出口加工、資源品生產等低端環節，危機抵御能力弱，而傳導效應較強。要改變這一現狀，應加快推行稅收的產業梯度優惠政策，注重知識與人力資本積累、傳播和擴散，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高端化，增強國內企業核心競爭力。

　　二是優化進出口結構。一方面，擴大能源資源產品、戰略儲備產品、裝備制造產品的國內需求，促進進口止跌回穩，提升進口質量；另一方面，健全出口退稅制度，根據效率原則，強化出口退稅對適度調整外貿出口總量與結構的杠桿效應，幫助企業節本增效，加快轉變出口增長方式。

　　三是促進金融健康開放。建立多元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調整幣種權重，增強匯率彈性，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加強跨境資本的監測和管制，積極干預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引導貨幣信貸適度增長，優化信貸結構，健全信貸風險預警系統，防范長期通脹風險。

　　通經活絡，加強內循環。實施理性投資，優化供給結構，打通投資與消費的“任督二脈”，通過良性內循環創造能夠抵消外需萎縮消極影響的內部需求。

　　一是調整投資重點。通過財政貼息、結構性減稅、創新能力建設等，激活“軟、高、長、小、新”產業，創造有效供給，釋放居民潛在的消費能量。“軟”即有利于軟實力提升的基礎設施建設；“高”即高端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品；“長”即產業鏈長、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行業；“小”即吸納就業能力強的中小企業；“新”即生產性或生活性服務業等消費新增長點，如金融服務業、信息咨詢業、物流業和文化創意產業。

　　二是推進理性投資。通過優化投資理念、調整投資結構、實行投資準入等，在生產、流通和消費循環中導入“兩型”觀，提倡綠色投資、文明消費。包括：落實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政策，嚴格限制“兩高一資”項目投資；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建立資源市場定價機制和生態補償機制；啟動環境產權改革，刺激環保投資，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市場；提高投資節能環保準入門檻，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產能。

　　三是拓寬投資空間。放松政府規制，拓寬社會資本的發展空間，增強社會投資的響應能力和發展后勁。要建立合理的壟斷利益分配機制，營造公平環境；破除各類資本進入壟斷行業的壁壘，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石油、鐵路、電力、電信等重要領域，擴大城市供水供熱供氣、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特許經營范圍；改善金融信貸服務，為社會投資拓寬融資渠道。

　　四是規范投資行為。建立科學決策機制，充分考慮政策對象的價值取向、范圍、接受及配合程度等，減少盲目無效投資；優化政府投融資運作，提高政府負債尤其是隱性負債的透明度，防范潛在的財政金融風險；建立合理的項目評估和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引導地方政府行為不斷趨向合理化、長期化。

　　固本清源，重塑內驅力。圍繞消費能力、消費意愿、消費環境做好文章，重塑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

　　一是筑牢居民消費基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規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地域差距、行業差距，提高社會平均消費傾向；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增加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比重，提高農民、城鄉低保對象等中低收入者的補助水平；建立個稅年度申報制，合理確立稅前扣除費用，推行綜合所得稅征收模式；完善國有資本預算制度，加強公共資源有償使用費、國有資產收益征管，控制壟斷行業收入。

　　二是提振居民消費信心。擴大各項社會保險覆蓋范圍，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逐步建立由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組成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堅持基礎教育、衛生醫療、住房保障的公益性質，建立教育援助、醫療救助、住房補助機制，穩定居民消費預期。

　　三是優化居民消費環境。采取有抑有揚的調控手段，對房地產市場，要保障基本需求、引導改善需求、打擊投機需求；對文化服務消費，要加大鼓勵宣傳，挖掘深度潛力，孵化新消費熱點；對“家電下鄉”、“農機下鄉”、“汽車、摩托車下鄉”，要規范行為、加強監管。加快信用體系建設，支持消費信貸發展，擴大消費信貸規模。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完善城鄉流通網絡，營造健康、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