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出口的整體影響尚未明確顯現，但隨著歐元不斷貶值，主要出口歐洲市場的企業面臨的資金壓力在逐漸加大，部分以歐元結算的出口企業匯兌損失慘重，出口歐洲的業務“陷入泥潭”。如果歐元繼續下跌，企業這塊業務很可能要“忍痛割愛”。

　　歐洲聯盟成員國領導人6月17日舉行會議，愈演愈烈的主權債務危機再度成為焦點。會議通過了歐洲“2020戰略”，設定經濟發展目標，為在下一個十年打好“翻身仗”，恢復自身競爭優勢謀篇布局。

　　2009年底，從希臘債務危機開始，西班牙、匈牙利等歐元區國家紛紛面臨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2010年以來，歐元在短期內迅速下跌，跌勢之快前所未有，近期更是再次創下近4年來的新低。歐盟是我國最大和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歐元的急劇貶值使得很多企業在套期保值業務操作中變得更加積極，比如保值比例的提高、產品選擇多樣性等。

　　例如：某企業固定出口歐洲家用電器，通常在年初會確定未來一年的出口合同以及價格。2010年初，該公司確定今年的匯率成本為1.3200,當期歐元的匯率水平為1.3500。因此公司根據每個月出口額2000萬歐元，鎖定歐元/美元結匯匯率為1.3450。那么，按照目前的匯率1.22,公司通過該遠期合約可獲得每個月250萬美元的補貼。如果歐元上漲，公司該遠期合約會有損失。但是由于該合約鎖定價格已經高于公司的成本，因此公司還可以保證1.90%的盈利，從而保證公司業務長期穩健發展。

　　匯率避險 工具有限

　　在浮動匯率制下，企業如何充分利用匯率避險工具？在近期人民幣匯率啟動“二次匯改”，波幅日益擴大的情況下，企業如何有效合理應對？在當前歐洲債務危機形勢下，如何有效回避匯率風險，增強企業抗風險能力？相信這是企業CFO日常財務管理中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外匯局調查顯示：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企業匯率避險意識明顯提升，但由于種種因素影響，企業對匯率衍生金融工具運用明顯不足。

　　由于目前我國尚未開放人民幣期權市場，衍生產品種類相對有限，且以美元兌人民幣套保產品為主。據有關部門測算，如果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對歐元升值幅度按年“持續維持”在5%左右，則中國對歐元區的出口年同比增速將下降到個位數；如果升值幅度“持續維持”在10%，則對歐元區的出口將出現個位數負增長；如果升值幅度“持續維持”在10%～20%，則出口同比可能出現兩位數的負增長。

　　匯率衍生金融工具可歸納為外匯期權和期貨、遠期協議、金融互換四種，其他各種衍生產品不外是這四種基本衍生產品的變化、疊加、組合而產生的再衍生產品或組合衍生產品。目前，銀行開辦的匯率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是遠期結售匯和人民幣掉期兩種。

　　影響企業利用衍生金融工具開展避險活動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金融機構提供的規避匯率風險途徑有限。常見的僅為遠期結售匯與外幣掉期業務，這兩種產品的交易成本、機會成本都比較高，與國際市場的產品對接和企業的實際需求存在較大差距；業務幣種只包括美元、港幣、歐元、日元等；期限則只有7天、1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12個月共6個檔次。外匯掉期市場規模過小，只有小部分企業操作過。而外匯期貨、期權、互換期權等衍生產品業務在我國尚未開展，難以滿足企業進行外匯風險套期保值的需要。

　　其次，銀行報價靈活性較差。目前，銀行遠期匯率的報價在利率平價和正常盈利的基礎上，一般采取保守定價策略，大量加入匯率預期、頭寸平盤和風險等因素，拉大買賣差價，造成遠期報價明顯偏離匯率實際的市場表現和企業的接受限度。進出口企業普遍認為，利用衍生品避險的成本太高，而且產品價格波動頻繁，一日多價，企業難以決策。

　　再次，銀行難以提供差異性金融產品。由于商業銀行遠期外匯敞口頭寸全部由總行承擔，總行相應地統一負責避險產品的開發和定價，并規定了嚴格的風險控制制度，分支機構在產品期限結構、合約價格等方面缺乏自主調整的權利，無法根據客戶的實際情況調整產品供給，不能滿足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差異性產品策略難以實現。

　　第四，銀行匯率避險產品期限結構不符合實際需求。企業認為銀行避險產品期限設計不合理。如期限一般在1年以內，普遍缺少超遠期外匯交易品種；企業的收付匯時間較難準確把握，而目前銀行匯率避險產品對期限的匹配要求較為嚴格，又限制展期或提前交割，期限結構選擇、調整的靈活性較小，從而容易造成違約，形成損失。

　　第五，銀行匯率避險業務門檻過高。商業銀行為了控制交易風險，要求企業對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納一定比例的交易保證金。如中國銀行對遠期結售匯業務按照期限的不同分別收取交易金額3%～10%不等的保證金，對于3個月以內的遠期結售匯業務一般收取交易金額3%的保證金，超過一年則收取交易金額10%的保證金，并根據交易幣種的匯率趨勢進行相應調整，在當今后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背景下，對于規模較小、資金緊張的中小企業來說門檻較高。此外，銀行對涉外企業貿易融資財務指標的評價的要求很嚴，也增加了企業的融資難度。

　　最后，企業敘做匯率避險產品的門檻較高。目前各商業銀行開辦的企業外匯理財產品、人民幣掉期產品起點一般為300萬美元和100萬美元；對于遠期結售匯，雖無交易金額的限制，但一般都要求企業交納至少5%的保證金，或占用相同金額的授信額度（對于一些組合業務，客戶需要交納100%保證金，如遠期購匯海外代付組合）。對于中小企業而言，這一門檻明顯偏高。

　　此外，專業人才缺乏、信息支撐不足等，都限制了企業對避免工具的使用，也令企業對如何避險缺乏正確判斷。

　　內生性避險 帶來問題

　　內生性避險手段是企業為規避匯率波動的損失或從中獲益，利用自身的資源和能力，對其生產經營過程和資產負債結構實施調整的活動。這些手段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包括價格轉移、改變結算貨幣和調整進出口比例等在內的直接避險手段；另一類是通過境內銀行貿易融資和境外貿易信貸等的融資套期避險手段。

　　目前，我國企業匯率避險以內生性非衍生手段為主，衍生金融工具使用不多。據外匯局調查，目前企業采用的主要避險措施依次為：價格轉移、境內銀行貿易融資、運用避險類衍生金融工具、改變結算貨幣、調整進出口比例、境外貿易信貸和其他，“避險類衍生金融工具”排在了第三位。銀行調查數據則顯示，使用衍生產品避險的企業數逐年增加，業務量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衍生金融工具在匯率避險中的運用明顯不足。

　　并且，內生性避險手段存在明顯限制。通過對生產經營過程和資產負債結構進行調整，內生性避險手段的運用無疑能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改善企業的財務狀況，而且一般具有成本較小的優勢，但內生性避險手段本身存在著明顯的限制或運用極限，使企業避險調整的空間越來越小。如提高出口售價、改變結算貨幣、境外貿易信貸決定于產品特點和優勢、市場競爭狀況等；縮短收匯期受制于生產周期；擴大產品內銷比例和開拓新興市場，不僅成本較高，而且需時較長；降低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值，存在著經濟和技術上的極限；境內貿易融資則受企業資金實力和銀根狀況的影響。

　　同時，追逐匯率波動加大了匯率風險。在不確定的匯率環境下，企業應盡量減少貨幣間的兌換機會，通過資金收付軋差自然降低匯率風險。但由于本外幣利差倒掛以及人民幣升值，目前企業為追求匯率波動中的匯兌收益，大量進行本外幣資產負債結構的調整，即使有進口支付，也不會選擇在賬戶上保留外匯，而是將收匯全部結匯，到時再購匯支付。本外幣匯兌活動的增加，使企業外匯收付間原本存在的貨幣配對形成了人為的貨幣錯配，擴大了敞口部位，一旦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逆轉，將使企業的匯率風險完全暴露。

　　此外，從匯率并軌、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以來，為了防止匯率的大幅波動對經濟可能造成的沖擊，中央銀行不得不在外匯市場上進行被動的干預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實際上承擔了幾乎全部的匯率風險。而企業目前采用的避險方法，大部分是通過提前收結匯和延遲購付匯等套期操作，建立本幣頭寸以獲得本外幣利差和人民幣升值的雙重收益。這樣的操作削弱了人民幣匯率重估和匯率機制改革的政策效應，并人為擴大了市場上的賣差規模，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直接導致中央銀行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投放的增加，貨幣政策顯得十分被動。

　　避險工具 遭遇制約

　　目前，人民幣單邊升值的市場預期濃厚。人民幣匯率變動的表現，被市場普遍視為短期窄幅波動下的人民幣漸進升值的匯價調整。一方面，這種匯價重估造成的不利影響是無法通過避險方法加以彌補的；另一方面，由于即期匯率的波幅不大、遠期匯率的單邊升值趨勢，再加上本外幣利差倒掛因素，又為市場提供了投機機會，只要企業的現金流能夠支撐，就可以獲得長期的無風險收益。成本和收益的不匹配，導致企業的避險需求不夠強烈，參與以對沖風險為目的的衍生金融交易的積極性不高。

　　從銀行方面看，對于衍生交易形成的敞口頭寸，銀行必須運用避險套匯來規避自身的風險，而人民幣屬于非自由兌換貨幣，銀行無法像其他貨幣一樣在國際市場上對沖風險，只能通過銀行間遠期外匯市場進行風險對沖操作。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必須同時滿足金額、期限、方向、價格匹配才能成交，從銀行間遠期市場的表現來看，由于普遍存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市場大部分時間呈單向報價格局，致使銀行的風險敞口頭寸難以在市場上找到平倉對手，銀行規避匯率風險的渠道不暢。

　　從監管方面看，為防范銀行風險，監管部門對銀行從事衍生交易設定了較高的市場準入條件，如200億美元年度結售匯業務量的規定，雖然后來取消了這一硬性指標，但增加了需具備衍生產品交易業務資格的條件。據銀行反映，要想獲得銀監會核準衍生產品交易資格，非常困難，廣大的中小法人金融機構至今尚無一家獲此資格。

　　除人才、技術、信息缺乏等原因外，還有一些因素制約了匯率避險在企業的發展。

　　風險集中管理下差異性產品策略難以實施。目前，我國遠期外匯敞口頭寸風險全部由商業銀行總行承擔，相應地，總行統一負責產品的開發和定價，并規定了較為嚴格的風險控制制度，限制分支機構在產品提供、期限結構、合約價格等方面自主調整的權利，分支機構缺乏滿足不同客戶需求的靈活性，造成外匯衍生產品供給和需求的脫節。

　　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方式較為單一。涉外企業在應對匯率風險方面，習慣于采用簡單的押匯、辦理遠期結售匯的方式來避險，在人民幣保持單邊升值的趨勢下，這種方式幾乎成為企業無風險獲取匯兌收益最簡便的方法。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與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國際經濟形勢變得更加復雜，人民幣結束了單邊升值的趨勢，企業如果僅辦理簡單的遠期結售匯，很容易導致匯率方面的損失。

　　涉外企業交易對手需求萎縮，轉移匯率風險難度增大。涉外企業通過在交易過程中合理簽訂合同條款，選擇有利的貨幣和結算方式是控制匯率風險最節約成本的方式之一。但是，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導致歐美等主要市場需求疲軟，海外交易對手資金鏈普遍緊張，企業通過進口延付、出口預收等方式進行貿易融資的難度增大，相反海外客戶延期付匯和預收貨款需求強烈。涉外企業在談判中往往不能獲得有利條款，單方面承擔更多的匯率風險。大部分涉外企業進口結算方式多用信用證及預付貨款方式，大部分依舊采用預付貨款方式，并不能根據匯率走勢而采用有利的結算貨幣和結算方式。

　　涉外企業 對策建議

　　完善匯率衍生產品發展的市場基礎。完善人民幣即期匯率的形成機制。繼續推進以均衡監管為核心的外匯管理改革，進一步放松資本項目外匯管制，擴大外匯需求。在外匯供應方面，按真實性原則加大對經常和資本項目外匯資金流入結匯的管理。同時，擴大匯率波動幅度，實現匯率雙向波動，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

　　鼓勵金融機構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增強產品的適用性和靈活度。商業銀行應針對不同客戶群開發不同的規避匯率風險為主的金融衍生產品，適時推出外匯期權、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NDF）和無本金交割外匯期權（NDO），以增加企業匯率避險的選擇權，提高風險對沖能力。外匯管理局、商業銀行應充分利用自身在人才與專業方面的優勢，加強對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指導，為企業提供更專業的意見和適合企業實際需求的外匯避險產品，支持和幫助企業順利開展各種對外經濟活動。同時，銀行要調整業務準入門檻，適當降低避險產品委托交易金額的起點，降低交納保證金的比例，讓更多的中小企業能參與衍生產品市場。

　　加強宏觀形勢分析，增強企業避險意識。2010年以來，人民幣升值步伐逐漸趨于緩和，境外NDF也顯示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的預期正在倒退。但另一方面，最近公布的美聯儲褐皮書報告則顯示，由于面臨通脹壓力，美元加息預期提速，而歐元匯率加速下跌。匯率、利率預期兩方面因素疊加，導致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風險加大，近期啟動的“二次匯改”又可能疊加放大這些因素，使得匯率避險問題顯得更加迫切和重要。企業必須根據成本、偏好和能力來選擇適合自身風險結構的金融產品。

　　提高財務管理水平，健全資金風險監測管理。企業要認識到：避險的本質是用確定性取代風險，即用可預計的成本取代未知的匯率風險，而不是進行投機。市場上并不存在什么“萬能”或“免費”的產品，避險的出發點不是追求從匯率變動中賺取好處，而是鎖定風險和經營成本。企業內部要建立科學的財務管理機制，健全資金風險的日常監測管理；靈活運用多種避險手段，在主動利用內生性避險措施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衍生工具來規避匯率風險；同時，企業在訂立合同時，應考慮合同期內的匯率波動幅度，并將匯率波動風險的承擔問題納入價格談判內容中，將匯率波動的風險全部或部分轉嫁給交易對方，或者轉嫁給下游企業。

　　提升企業利用非衍生工具控制匯率風險能力。要選擇有利的計價貨幣和結算方式。在合理預測計價貨幣變動趨勢的前提下，進口采用“軟貨幣”成交。在結算方式上，即期信用證最符合安全收匯的原則，遠期信用證、托收次之。在信用證方式下，當本幣匯率有升值預期時，國內出口商應盡量多使用即期信用證結算，當本幣匯率有貶值預期時，應盡量多使用遠期信用證結算。對于進口商而言，則當本幣匯率有升值預期時，應盡量使用遠期信用證，推遲付款時間，當本幣匯率有貶值預期時，盡量使用即期信用證，盡早付匯，也可在開立信用證時就辦理購匯。

　　有效預測匯率波動趨勢，提升企業合理使用避險產品能力。金融危機使得國際金融形勢更加復雜多變，匯率波動頻率加快，提前或延期結售匯對涉外企業會產生不同的利益效果。企業應通過預測匯率波動調整結售匯的時間。對進口商來說，需要用人民幣購買外匯，如果預期人民幣未來升值，進口商則應盡量要求延期付款，以便在計價貨幣貶值后，以相對較小的成本購匯支付；如果預期未來人民幣貶值，可以通過遠期售匯業務鎖定付匯成本。對出口商來說，如果預期未來人民幣升值，應盡早收回出口貨款并盡快結匯，或者通過遠期結匯業務鎖定收匯金額。此外，還可利用貿易融資方式轉移匯率風險，如向銀行申請辦理出口押匯、票據貼現、出口保理、福費廷等方式，既可改善出口企業的現金流狀況，又可達到規避匯率風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