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機抉擇的財政整策要求政府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形勢變化情況，采用不同的財政整策，我國近年來的財政政策基本上都遵循了相機抉擇的反經濟周期的宏觀經濟管理思想并且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但是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調控差。

　　一、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概論

　　財政政策相機抉擇，意味著某些財政政策沒有自動穩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對經濟產生調節作用，一般來說，需要政府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形勢變化情況，采用不同的財政政策，以消除通貨膨脹缺口或緊縮貨幣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財力有意識干預經濟運行的行為。相機抉擇的主要內容是：當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時。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總需求，反經濟衰退；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抑制總需求，反通貨膨脹；在總供求基本平衡時，實行中性財政政策，主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根據財政政策早期理論，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補償政策。“汲水政策”，從字面上看，這種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進地下水，需要諸如少許引水，以恢復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漢森的財政理論，汲水政策是對付經濟波動的財政政策，是在經濟蕭條時靠付出一定數額的公共投資使經濟自動恢復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個特點：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種誘導景氣復蘇的政策，是以經濟本身所具有的自發恢復能力為前提的治理蕭條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載體是公共投資，以擴大公共投資規模作為啟動民間投資活躍的手段；其三，財政支出規模是有限的，不進行超額的支出，只要使民間投資恢復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種短期的財政政策，隨著經濟蕭條的消失而不復存在。補償政策是政府有意識地從當時經濟狀態的反方向調節景氣變動幅度的財政政策，以達到穩定經濟波動的目的。補償政策相對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點：其，補償政策是一種全面的干預政策，它不僅在使經濟從蕭條走向繁榮中得到應用，而且還可用于控制經濟過渡繁榮；其二，補償政策的載體不僅包括公共投資，還有所得稅、消費稅、轉移支付、財政補償等；其三，補償政策的財政收支可以超額增長，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額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調節對象是社會經濟的有效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多次經濟波動，而每次經濟波動，政府都實施了相機財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緊”的手段來作用于經濟周期，這些財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穩定效果。但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實際國情、相機抉擇原則自身特性、及運用相機抉擇原則的藝術性和科學性還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果，實際效應呈現不同程度偏離預期路徑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二、相機抉擇產生調控效應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場體系尚不健全，調控手段難以有效運用

　　一是由于各種要素市場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資本、土地等市場發育滯后，價格形成機制過多地受到行政干預和管制，要素價格非市場化導致市場信息的不準確或扭曲；二是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尚未根本消除，為追求行業部門和地區發展而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市場分割加劇，價格杠桿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場還處在初期階段，運轉尚不規范，對宏觀調控反應遲緩。

　　(二)市場主體地位尚不清晰，調控對象難以理性反應

　　一是由于現代企業制度尚不健全，產權制度和退出機制不健全，部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規范，其中，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作為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顯現不夠，作為宏觀凋控的主要調控對象，企業的反應并非完全按理性預期“出牌”，例如，由于賴賬機制的存在和許多國有企業的軟約束，企業借貸需求對利率的彈性過低，導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等配套改革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城鎮居民作為市場主體顯現也不夠，由于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就業制度、縣鄉管理體制等方面改革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尚未真正打破、農民也還沒有真正成為平等的市場競爭主體、作為宏觀調控的另一調控對象，公眾也難以形成穩定的理性預期，例如，利率調低并未影響個人儲蓄持續高速增長，政府赤字消費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導和刺激公眾的消費需求。

　　(三)我國實際國情的影響

　　運用相機抉擇原則以實現預期凋控目標應更多地運用市場化方式進行，運用與改善市場化調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國特有的國情。目前，我國部分經濟現象與一般經濟理論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較低時，宏觀經濟就出現了產品過剩危機，當生產性投資日益高漲，卻未能帶動消費需求增長，儲蓄持續高速增長。但在中國卻出現銀行惜貸現象，這一方面緣于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階段；另一方面與我國實際國情相關聯。我國長期存在區域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由于東西部之間經濟水平與自然環境的差異，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資金又通過市場渠道流回。資金運用效率較高的東部地區，導致東西部之間經濟增長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導致城鄉之間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的差異。一方面是城市投資生產的消費品難以向購買力較弱的農村市場擴展；另一方面農村儲蓄又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城鎮，擴大城鎮投資和總供給能力。因此，消費總量擴張和結構升級受到制約，導致我國在低水平收入條件下的消費產品過剩，顯然，中央政府通過財政投資手段來平抑區域與城鄉差異的有效性受到制約。

　　(四)相機抉擇自身特性的影響

　　相機抉擇在宏觀調控中的運用一般描述為政府為追求給定的最終政策目標，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則的約束，而是依據現實情況靈活取舍，最優地制定與經濟運行態勢相適應的調控政策與措施，并加以實施其自身特性決定了在運用過程中產生實際效應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滯后性。由于相機抉擇是見機行事，缺乏預警機制無疑決定了調控時機把握、調控方向確定、調控目標選擇等環節在時間r的滯后性。相機抉擇是建立在對宏觀經濟形勢準確判斷的基礎上經濟波動到何程度需要調控，何時調控，如何選擇調控方案和調控目標等都取決定于對經濟運行態勢的準確判斷，但是當經濟運行形態比較清晰時往往調控時機已錯過確定方向、選擇目標、出臺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時間，加上調控效應的實際發揮也具有時滯性，因此，相機抉擇的事后調控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容易導致調控效應偏差。另一種情況是當經濟運行形態還不太清晰時就搶抓時機，無疑會導致調控方向與目標的不確定性。

　　二是振動性。由于相機抉擇具有滯后性，一般是在經濟過熱或過冷情況比較嚴重時再調控，政策力度容易過大過猛，再加上調控政策的實際效應發揮也具有滯后性，容易導致調控過度，經濟波動振幅過大，從而會對下一輪經濟波動起負面影響。如此周而復始，不僅容易出現調控效應偏差，而且容易出現經濟大起大落。以往幾次宏觀調控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

　　三是隨機性。由于相機抉擇是靈活取舍，具有隨機性，能在公眾中形成確定的預期，容易導致公眾的觀望和等待。進一步強化調控效應的實際發揮的時滯性。一旦公眾停止觀望，政策效應容易在短時間集中釋放，經濟會產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導致政策效果不顯著，“持幣待購”和“群體搶購”現象在我國并不少見。

　　顯然，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國特有的國情條件下，由于相機抉擇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機抉擇運用的科學性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從開始建立至今不過二十多年，宏觀調控與經濟預警體系還有待健全運用宏觀調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練程度和準確程度還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業與公眾的預期與反應也呈現較為復雜的局面等等。相機抉擇在運用中產生偏差也是一種必然，實際上，要解決相機決擇財政政策的科學合理運用問題，關鍵在于控制和壓縮政府支出規模。我國的公共財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會公眾、不受市場和資本的約束、規范和監督。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財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預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財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體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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