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資本必然處于一種不斷流動的狀態，而我國資本流動渠道的單一性及官方利率的偏低，導致了體外民間資本流動的活躍性。體外民間資本流動規模的日益擴大，要求監管層一方面加強對這部分資本的監管；另一方面應加大對這部分資本的法律保護力度。只有加強對多元資本市場的有效疏導，才能保證我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近期可能沒有任何一個話題比全民皆股更熱的了，股市從2005年的900多點一路狂奔至現在的4000多點，這是絕大多數人都想象不到的結果。股市的快速升溫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應是證券市場的賺錢效應激活了具有巨大潛能的民間資本。

　　我國的民間資本大部分以儲蓄的方式潛伏多年，無論存款利率為正抑或為負均巋然不動，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民間資本流動渠道過于單一，且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較弱，而導致資本的大量沉淀。前幾年居民儲蓄額的大幅增長，一方面得益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另一方面是源于民間資本投資渠道的單一性及資本市場的不景氣進一步拉升了儲蓄額的不斷增長。因此，資本市場一啟動，先期的賺錢效應激活了潛伏多年的大量民間資本。而資金的大量涌入又對資本市場的再度走高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筆者認為，民間資本投資渠道的單一性與目前的儲蓄負利率（即一定期限的儲蓄利率低于相同時期的物價增長指數）是造成當前資本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在我國，民間資本的流動并不僅僅活躍于儲蓄與證券市場之間，目前的民間資本流動主要有以下方式：

　　一、儲蓄

　　儲蓄是一種風險最低、收益也最低的投資方式，居民通過儲蓄獲取固定利息，商業銀行通過吸儲、放貸的方式將資本投放于生產、流通等領域。在我國，民間資本通過儲蓄—放貸的方式進行流通是最主要的流通方式，但這種流通方式對于紛繁復雜的市場需求而言，顯得過于單一，尤其是對于中小企業而言，這種流通方式很難滿足其現實的資本需求。

　　二、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也是一種常見的資本流通方式，其主要特征是高風險、高收益。但在中國這種社會誠信體系尚不健全、職業經理人市場尚不發達的狀況下，直接投資方式一般都是資本所有者與資本經營者合二為一。這種投資方式對于零星資本缺乏吸引力，因為從法律上來說，未占到一定股份比例的股東不具有決策權，加之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尚不規范，誰都不敢將錢投入一個自己既沒有決策權、又看不到規范信息資料的企業當中。即使有，也是建立在一種血緣關系或朋友的充分信任關系之上的投資，但這種信任關系的基礎十分脆弱，因為其缺乏強有力的硬約束條件作為保證。

　　三、間接投資

　　通過規范的資本市場進行投融資也是民間資本流動的一種主要方式，我國的資本市場起步晚且容量不大。最重要的是，進入資本市場的企業良莠不齊，證券欺詐、黑幕事件層出不窮，由此造成投資者的心態不穩，投資行為演變成一種純投機行為。在資本市場應該存在一定的投機機會，即投機行為能成為一個價格與價值的平衡器時，這種投機行為是適當的。但投機行為成為市場的主流時，就不利于資本市場的發展了。

　　四、民間信貸

　　在我國，民間信貸一直游走于政策法律的邊緣，我國禁止非法集資行為，但如何界定非法集資與正常的民間信貸行為，我國尚無明確的司法解釋。對于正常的民間信貸行為，如限定利率水平下的民間信貸行為，我國采用默許的方式，即作為正常債權加以保護。但對于高于限定利率水平的民間信貸行為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如高利貸行為則屬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疇。由于民間信貸行為受法律保護力度的不夠，民間信貸行為一直處于地下運行的灰色地帶，加上民間信貸與銀行儲蓄之間存在較大利差，因此有相當部分民間資本選擇了民間信貸的投資方式，導致民間信貸的規模逐步增大，如沿海城市一帶的地下錢莊已漸成氣候。但由于缺乏正式監管，民間信貸行為的規范程度較差，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也很難得到有效保護。

　　由于我國目前規范的資本流動渠道的單一性，加上資本的逐利性需求，導致大量的民間資本流入了非正規渠道，如民間信貸與不規范股權投資行為，形成巨大的體外資本循環系統。如何規范民間資本流動，加強對民間資本流動的監管力度，已經成為一個影響社會穩定與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課題。筆者認為，規范與引導民間資本的正常流動，加強對民間資本的監管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界清模糊地帶，加大對合法民間信貸行為的保護力度。如界清非法集資與正常民間信貸行為的界限，超過一定規模的民間信貸行為必須報金融監管部門備案，并且規定只有在金融監管部門備案的合法民間信貸行為才能受到法律的保護，對于未能履行還款承諾的企業應將其違約記錄記入誠信檔案。通過這些措施的實施，一方面能加大對民間合法信貸行為的保護力度；另一方面也能將這部分體外循環資金納入政府監管范疇。而且，民間信貸行為能為目前的單一利率體制提供能相對反映資本供需關系的市場參考利率，以利于監管層對資本市場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從而為宏觀經濟決策提供參考。

　　（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目前，在銀行系統內部已經建立了企業誠信檔案，企業的信貸規模、資信等級和逾期記錄等資料均已錄入人民銀行數據庫。為了有效地保護民間信貸資本的安全性，可以考慮將企業的民間信貸規模及履約、違約記錄等資料一并錄入金融系統數據庫，并在充分保護企業商業秘密的情況下有條件地向社會公眾開放。為了防止部分企業主使用“金蟬脫殼”之術逃避監管，對于有誠信污點行為的企業與企業股東應一并披露，以利于引導民間信貸行為的理性選擇。

　　通過企業誠信檔案的建立及透明化管理等措施，一方面能有效約束企業的不誠信行為，從而達到保護民間合法信貸行為的目的；另一方面，企業誠信檔案的建立不僅對規范資本市場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對于規范我國的整個市場經濟秩序都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三）加大懲處力度，增大違法成本。民間正常流動資本得不到有效保護除了規則缺失、體系不完整等因素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多方主體對規則的漠視。如我國的《公司法》、《會計法》及《刑法》中的條款都提出嚴厲打擊會計造假行為，但如果將所有中小企業的財務資料進行徹底清查的話，可能會計資料完全真實的企業寥寥無幾。會計造假泛濫一方面來自于企業主想逃稅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也與時下的市場大環境有關，如潛規則下的許多費用就無法在賬內進行消化等。由于會計造假行為導致了企業最基本的財務信息的失真。

　　財務信息失真不僅侵害了國家利益，也傷害了股東與債權人的利益，其實更多的是對市場規則的破壞。因此，監管層必須加大對市場主體信息失真的懲處力度，對于未能準確及時披露相關信息的主體，首先要限制其信用融資行為，無論是官方渠道還是民間渠道；其次，對于性質比較惡劣、造成影響比較大的市場主體，除了市場禁入外，還應該提高經濟處罰的標準，某些情節嚴重、性質惡劣的違法行為，該追究刑事責任的，應堅決予以追究刑事責任。只有有效地清除害群之馬，整個市場才能規范；只有在規范運行的狀態下，監管層的監管才有可能到位。

　　總而言之，資本的逐利性特征決定了其流動性，當正式渠道過于單一且獲利水平低于由資本供需關系所決定的市場利率水平時，資本將朝著獲利水平更高的渠道流動，監管層只有順時應勢地完善相關規則、加強對體外循環資本的實時監管，才能規范民間資本的正常流動，保護資產所有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