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軌也導致了社會群體和政治力量的分化。經濟轉軌從起步之時就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它追求的目標，不是經濟目的而是政治目的，即打破原來的公有制，盡快造成強大的私有階層和以私有制為主的市場經濟基礎，保證俄羅斯社會轉變進程‘不可逆轉”。而面對經濟轉軌所造成的危機，社會群體對經濟轉軌的態度開始出現分化：一部分社會成員撫今思昔，懷念過去，反對這種形式的改革；另-部分繼續堅持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以便最終融入西方“文明社會”；還有一部分雖贊成改革，但不同意這種改革的速度、方案，更不希望為改革付出如此昂貴的代價。對改革的態度就成為社會群體分化的基礎。在原來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得到放松特別是黨禁放開的政治背景下，社會群體的分化必然引致政治力量的分化。1991年以來，隨著經濟轉軌的啟動，俄羅斯政治上很快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政黨和組織，其中正式注冊登記的就達200多個。從一黨獨裁到多黨角逐正反映了俄羅斯社會分化在社會群體和政治力量方面的分化的烈度之大，以致于聯邦中央無力駕馭。在經濟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社會結構的重構以及重構引起的失控，使經濟發展成為泡影。市民社會的曇花一現、中產階級的隕落以及影子經濟的活躍，使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受到極大的制約。直到普京人主克里姆林宮后，重建了俄羅斯社會的整合機制，俄羅斯在新世紀看到了發展的曙光。但俄羅斯如不切實花力氣解決中產階級或中等富裕群體的培育和擴大問題，就難以進入成熟的市場經濟階段，更難以提高經濟績效。

　　其次，利益集團左右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降低了俄羅斯政治的政策效力，進而降低經濟績效。在前蘇聯時期，國家體制發揮著控制利益和分配利益的功能，利益的沖突通過黨來劃一。蘇聯解體后，社會轉型引起的社會分化，不僅反映在政治主張上，而且更直接地反映在利益上，于是，多元政治與多元利益處于同一社會進程中。但是，俄羅斯的政治構架存在著結構上的缺陷，“強總統、弱議會”使政黨政治既有先天不足又有后天的無能，所以，利益集團在俄羅斯轉型期十分活躍。在政黨不成熟的情況下，利益集團往往通過政治體制或通過與權力的“內部人”的關系來影響政治決策。在90年代的幾次大選中，利益集團及其所屬企業與政治競選聯盟的權錢交易十分露骨。1996年的總統大選，葉利欽巨額的競選費用大部分來自于當時著名的7大財團。葉利欽當選后也沒有虧待這些大亨們，他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以大財團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正是這樣，葉利欽周圍逐漸形成了以親葉利欽的大財團為成員的“家族”勢力，左右著葉利欽的政策走向。與此同時，各個利益集團的負責人還親自參加競選聯盟，力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丘拜斯、別列佐夫斯基等人。在經濟轉軌中，凡是有利于自己的轉軌模式他們就千方百計地維護，反之就堅決抵制，至于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他們全然不顧。為了自己的經濟王國，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爭斗就導演了俄羅斯的政壇風云。所以，從90年代俄羅斯經濟轉軌的歷史邏輯來看，不同的利益集團主導下的制度變遷其經濟績效也不一樣。這里也再一次證明轉軌模式不能單獨決定經濟績效。

　　第三，政治績效低下直接導致經濟績效低下。經濟績效與政治績效存在著很大的相關性。從發展政治學的觀點來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在于它必須能夠為社會大多數提供收益。經濟長期處于非效率的制度環境中使無論哪一種政治體制都存在著合法性危機。可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與其有效性密切相關，而這種有效性主要意味著持續不斷的經濟發展。反過來，政治績效低下同樣也會直接影響經濟增長。俄羅斯的情況尤其如此，危機出現在經濟上，但癥結卻在政治上。政治績效低是經濟績效低的根源。其政治績效低下表現在：一是政體構架從一開始就是矛盾的焦點，1991年，俄羅斯獨立后，在政治上的轉軌就是要徹底否定蘇共的一黨獨裁制，按照西方政治學理論來構建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模式。但是，按照西方的政治學理論究竟是建立總統制還是議會制，俄羅斯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分歧很大。葉利欽堅決主張實行總統制，但以哈斯布拉托夫為首的人代會則主張實行議會制。兩大權力機關圍繞建立什么樣的政治體制這一問題的爭論直接反映在制定新憲法上面。結果，強行通過了打上葉利欽烙印的“民主”憲法，最終在俄羅斯建立起“總統集權制”的政治體制。但是，“總統集權制”存在著固有的弊病，給俄羅斯造成了重大損失，社會對此早有不滿，并強烈要求修改憲法、限制總統權力，90年代其斗爭達到白熱化程度的就有5次之多。二是政府績效低下，即政府缺乏民眾的支持。最初俄羅斯政府底改革取向是歐美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在政府政策尚未推行時，據調查，32％的被調查者認為美國是俄羅斯模仿的榜樣，日本也是32％，德國是17％，瑞典是11％，中國是4％。但是蓋達爾推行休克療法幾個月后，情況則完全不同，只有11％的人認為美國是效仿的榜樣，12％的人認為是日本，7％的人認為是德國。在被調查者中只有25％的人認為西方模式可適用于俄羅斯，1996年年中這一數字已降到12％，年底則只有6％，1997年傾向西方模式的統計數字仍在下降。數據表明，俄羅斯激進改革派組成的政府政策缺乏民眾基礎。三是政治體制的制度化水平低下使政治體制呈現出多變性，導致不好的政策得不到糾正，好的政策得不到貫徹。所謂制度化水平，就是指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這種進程有4個衡量標尺：適應性、復雜性、自主性和內部的協調性。適應性就是組織和程序適應環境挑戰的能力及其存續能力。激進民主派在俄羅斯建立的政治體制缺乏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懼怕挑戰。最典型的例子是總統與人代會之間的矛盾本是正常的政治分歧，但由于懼怕競爭對手，以“民主”自居的葉利欽采取了非民主的手段來解決。復雜性不僅意味著一個組織具有數量龐大的下屬組織，隸屬明確，分工負責又相互配合，而且也意味著該組織所擁有的不同類型的下屬組織具有高度的專業化水平。但是，整個組織體系的活力完全依賴于葉利欽一人，因而，政治常常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政治組織和政治程序的自主性表現在它是否具有有別于社會勢力的自身利益和價值。自主性水平越高，它們就越不代表某些特殊的社會勢力，也就越不容易為金錢所收買。俄羅斯的轉軌帶有很強的官僚壟斷性，轉軌是少數官僚或特殊的利益集團主導的，它們只能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可見，俄羅斯政治體制內部各組織和政治程序不僅缺乏自主性，而且也缺乏內聚力和協調性。

　　第四，缺乏統一的、實現經濟增長的政治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崩潰后，俄羅斯的激進民主派沒有新的意識形態來吸引俄羅斯民眾。最初，那些在1989-1991年鼓舞過人們的民主、自由和反特權的口號，后來被民主派自己糟蹋了，隨后，新自由主義一度成為政治經濟轉軌的意識形態，但畢竟是泊來之物，與“俄羅斯精神”難以結為秦晉。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衰落后，隨之又出現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以及歐亞主義等思潮。由于歐亞主義反映俄羅斯的民族特性，故其最終上升為俄羅斯的政治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上的左右搖擺為俄羅斯政治體制的多變性和經濟衰退作了很好的注腳。

　　第五，畸形的經濟結構也制約著經濟績效的提高。俄羅斯經濟轉軌的目標是建立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俄羅斯的經濟市場化程度極低，經濟結構嚴重畸形。眾所周知，前蘇聯經濟結構的最顯著特點就是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重軍工、輕民用，農業長期落后，所有制形式單一。蘇聯解體后，畸形的經濟結構也并沒有根本改變，甲類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例約占75％，而乙類工業的比重只約占25％。在甲類工業生產中采掘工業部門的比重過大，加工工業部門和深加工工業部門相對不足。輕工業在整個工業中的比重更小，發展緩慢，技術相當落后。與此相反，軍工部門卻基本保持著原來強大的實力，而且工業潛力和高技術的70％-90％集中在軍工綜合體。這種經濟結構不利于俄羅斯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在轉軌過程中，俄羅斯雖然在體制改革的同時也提出了經濟結構改造的任務，但由于經濟結構的問題盤根鋁節，轉軌反而使經濟結構失衡的程度更加嚴重，不僅如此，而且在轉軌中俄羅斯經濟還出現了反工業化的趨勢，即工業出現初級產品化和原材料化。更為嚴重的是，為了向市場經濟轉軌而推行的整個軍轉民計劃收效甚微，迄今為止，俄羅斯的市場化改革還只是處在起步階段，離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還有很大距離。市場發育不良也為低下的經濟績效提供了佐證。

　　三、俄羅斯提高經濟績效的出路

　　既然俄羅斯經濟績效低下的原因在于制度非均衡狀態的可持續性，那么，提高經濟績效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克服俄羅斯現有的制度非均衡狀態的可持續性，使之成為不可持續性，其手段就應該是降低交易成本。不過，交易成本的高低只是用來解釋制度創新和經濟績效的可能性，并不直接表明經濟績效的現實，因為，交易成本高有可能帶來更高的收益。由此看來，交易成本只是聯系經濟績效與直接影響經濟績效各因素的媒介。而影響經濟績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直接影響因素有資本、人口、技術、知識等，但是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所有權。關于這一問題，諾思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他考察了16-17世紀的西歐主要國家，認為英國所以能擺脫馬爾薩斯抑制而法國和西班牙未能幸免，原因在于英國確立了能降低交易費用的所有權。所以，降低交易成本的關鍵在于變革所有權。

　　按照產權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私有產權能夠刺激經濟增長，那么，俄羅斯經過10年的轉軌，企業的私有產權（或稱小所有權）問題已基本解決，因為從形式上看，據俄國學者的統計，早在1995年的時候，俄羅斯被私有化的企業就已占全俄總數的57％，西方學者的統計則更高，認為已達到75％，而到1997年，根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的統計資料，非國有企業在工業企業總數中已上升到96％。但是，俄羅斯的所有權問題并沒有解決。據阿巴爾金院士說，官方在統計中是把所有國家參與的股份公司都歸為非國有企業，1997年固定資產中大約41％-43％屬于國有財產和市有財產，屬于非國有財產的占58％-60％，而屬于非國有財產的固定資產總額中混合所有制（即國家投資的）占55％-60％，而純私有制的比重大約僅有40％，由此可見，私有化之后，國有經濟仍比私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份額高。也就是說，私有化并沒有解決小所有權問題，因而也就不可能刺激經濟增長。

　　同樣，社會財富結構（大所有權）也沒有解決。私有化的目標是實現廣泛的所有權，但最終的結果是，寡頭集團獨占社會財富。所以，俄羅斯的社會財富結構實際上是寡頭所有制。從90年代的情況看，寡頭所有制證明不能提高經濟績效，要提高經濟績效，必須把社會財富寡頭獨占轉化為市民社會（中產階級）所有，真正培育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這樣才能促進市場良性發展。因此，俄羅斯在新一輪的轉軌中，要提高經濟績效的出路不是要解決小所有權問題，而是重點要解決大所有權，即徹底打擊寡頭集團，使之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從而實行社會財富結構的根本轉型。普京執政后對寡頭的打擊也從一個側面推動了近兩年來的經濟增長。作為制度總和的國家決定所有權的效率，所以，打擊寡頭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普京的治國方略的確把加強國家的作用作為“強富國民”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見，俄羅斯在經濟發展中沒有陷入“諾思悖論”，俄羅斯的經濟增長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