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GATT（關貿總協定）和WTO（世界貿易組織）的爭論方面，美國人正試圖尋找一種確定世界新秩序的方法。在此新秩序下，交易、公司和技術是全球性的；但制度、文化和管理規章仍具有本國特征。

　　美國民主政體現正重新評估更為自由的貿易政策。在過去的47年間，憑借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的庇護，貿易得到了自由發展。但是，GATT與世界銀行或聯合國不同，它不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GATT沒有自己的成員——只有簽約各方，沒有憲章或條約性地位，它只是一個多邊協定。杜魯門政府依據“貿易協定法”（TAA）締造了這個國際協定，此法授權總統進行雙邊協商以減少特定的關稅。這些雙方妥協進而推廣到其它GATT簽約各方。

　　1993年2月26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美國大學百年慶典的一次演講中，就美國對于自由貿易所作的堅持不懈的努力，承認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對于目前全球性經濟所有的……機遇，美國人在把握時不可能不帶有亦喜亦悲的情感。”他承認，自由貿易使失業率上升，工資收入降低。但他進而指出，“我們將面臨更嚴峻的危機，因為這個新的貿易網將形成全球性的繁榮或貧困，而且各國人民的民主、自由與和平的前景皆決定于此。”接著，他向美國公民發出警告，如果他們想為自己的下一代期冀一個美好的未來，那么，他們必須持之以恒地向外拓展。

　　然而，大多數的美國人并不認為GATT能為其孩子帶來一個美好的未來。許多人認為，遍布全美的貧民窟和犯罪統計數字就是我們貿易政策所付出的代價。

　　當美國人慎重考慮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潛在影響時，有關就業、貿易和主權方面的辯論成為1993年的頭版新聞。成百萬的美國人把電視調到CNN，觀看副總統戈爾和商人H.羅斯。佩羅就NAFTA展開的辯論。盡管后來通過了NAFTA，反對者們發誓要懲罰那些贊同NAFTA的立法者們，而且要經常讓公眾討論這個問題。他們的努力得到了新聞媒介的支持，在這些新聞媒介描述中，貿易政策并非作為各國各民族間互惠互利的交換，而是一種競爭。電視和廣播新聞談及美國與日本和中國的貿易“戰爭”，并且把歐洲共同體描述為“壁壘森嚴的歐洲”。報紙就“GATT之疾”和“美國愈發依賴他國”發出了警告。受公眾這種喜惡相互交織的復雜情緒的影響，以及媒介引起的關注和特殊利益團體的活動，克林頓總統不得不就烏拉圭回合和倡議中的WTO尋求國會的批準。

　　對WTO的爭論

　　盡管GATT卓有成效地運作了30年，但決策者們直到1980年才認識到，缺少一種正式的制度性結構阻礙了GATT的發展。隨著GATT發展壯大到包括100多個國家，就越難達到有共識的決定。此外，GATT簽約各方還找到了一些創造性的途徑來繞過或歪曲GATT法則。國際商業董事長、專家學者、國會議員和貿易政策官員斷定，GATT缺少一個正式的結構，是一種需要糾正的“先天性缺陷”。

　　里根、布什和克林頓政府的貿易決策者們認識到，GATT需要一種強有力的立法支持。但是，他們對創造一個新的國際組織支配世界貿易卻不怎么熱心。盡管如此，他們仍同意把為GATT創造一個更穩固的基礎作為烏拉圭回合的一項重要目標。但是，烏拉圭回合拖延了七年多的時間，卻未達到什么共識。為了使協商獲得進展，GATT總理事長亞瑟。鄧肯于1991年12月把協議草案公諸于眾。這樣，他就迫使貿易談判者們把其對草案的看法與本國人民聯系在一起。鄧肯這種告之于眾的做法具有變革性的意味。GATT的支持者和反對者能夠隨時明了談判的進程，并可以發表評論。許多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多邊貿易組織新章程的嘗試性草案上。

　　盡管美國的談判者的心態矛盾，并且各國對倡議中的WTO的權力實際分歧很大，117個國家最后終于在1993年11月15日達成了烏拉圭回合協議，以及替代GATT的新組織結構（稱之為WTO），WTO憲章授予秘書處、總理事長和工作職員合法的權力。它還包括一個加強了的、統一的解決爭端的機制。克林頓政府認為，新的WTO是GATT的進化，它將“包含現有的GATT結構，并擴展成以前從未充分包括的新法則……，WTO……協議將建立起一個可以與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相媲美的國際組織。”該組織在特征上將不會與現存的GATT秘書處有何不同之處。法律學者約翰。H.杰克遜總結說：“與現有的GTAA一樣，WTO同樣不會擁有實際權力。”

　　但是，許多著名的團體和個人并未把WTO看作是GATT的一場簡單演變。他們聯合起來，對把非正式的GATT變為正式的WTO提出質疑。環境學家和保守派擔心WTO可能會影響聯合國通過自己的法律和制定其環境與健康標準的特權。對WTO解決爭端程序的改革，建立一種較正規的合法程序，并以其審核和解決爭端，一些行業的代表表示了擔憂。世界公民農業和貿易政策研究所、拯救主權組織、保守派專欄作家帕特。巴恰納、民主黨眾議員杰朗，以及共和黨參議員蘭尼。普諾斯勒，杰西。哈雷姆斯和拉里。克雷格對新的WTO可能會不民主、可能會獨斷專行、可能會充塞些冷漠遲鈍、平平庸庸的官僚表示了關注。55個國會議員（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要求克林頓把對烏拉圭回合的表決權推遲到1995年7月。

　　到1994年8月，一個由GATT的共和黨支持者和民主黨與共和黨反對者所組成的國會男女成員團體，贊成推遲表決權。參議員歐內斯特。霍林斯于9月31日宣布，他將通過在其委員會中控制立法完成的速度以阻止參議院對烏拉圭回合進行表決。眾議院通過了把對烏拉圭回合的表決推遲到選舉以后進行，對霍林斯的倡議作出了響應。推遲表決為WTO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國家的利益上贊同和否決WTO提供了一次機會。

　　主權問題

　　許多反對加強GATT基礎建設的爭論與那些堅定反對ITO（譯注：指已流產的國際貿易組織）的言論引起共鳴。此外，WTO的反對者（同ITO的反對者一樣）結成了一個擅長影響華盛頓決策的廣泛聯盟。WTO的反對者包括奉行類似人民黨主義的人、孤立主義分子、工商界領袖、人權活動家、自由主義者、環境主義者和社區活動家。維系這個多派聯盟在一起的力量就是主權。甚至自由貿易的支持者都擔心GATT對美國法律的影響。例如，眾議員紐特。金瑞琦直接從保護主義的立場出發，在一次電話采訪中，他把倡議中的WTO與“波斯尼亞地區的混亂和聯合國的無能”聯系在一起。他質問美國人是否“真的想要建立一個世界貿易的聯合國嗎？”

　　由一個新的、全球性的每每是不負責任的決策機構取代地方的、州政府的和國家的民主決策體系，這一主題恰好與GATT文本相呼應。按照前加州州長埃德蒙。G.布朗的觀點，“這與我們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下的民主決策不同，在GATT和NAFTA之下，我們將要受制于一個由非選舉產生的貿易官僚們所組成的超級政府。”反對者承認，公眾的行動通常是沿著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國家這條線自下而上地進行的。他們想知道，在GATT這一高度上，消費者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呼聲是否可以聽取。正如農業和貿易政策研究所的馬克。里奇和卡倫。爾恰蒙所指出的那樣，WTO也許“極難讓公民不斷運用民主程序以推動時代進步。”

　　WTO反對者所使用的最有趣的論點之一就是州政府權力——州政府持有公眾健康和安全的標準。1994年6月27日，22州的首席檢察官給克林頓總統寫信，要求克林頓總統“就各州在WTO專門小組前該如何捍衛本州法律免受外國法律的挑戰這一問題，向公眾作出解釋。”他們還詢問，進行立法是否能保證聯邦政府接受貿易制裁，而非強迫州政府改變其法律。因州法律成功地接受了WTO的挑戰，正如塞拉社的律師帕蒂。戈爾蒙所言，“現有的結構通過優先權授予聯邦政府權力——即扣留聯邦基金，以及通過法律訴訟強迫改變那些與貿易協議相沖突的州法律”。盡管美國貿易代表會就州的標準問題跟州政府磋商，但是，聯邦政府享有向州政府“甩王牌”的權力。塞拉社在反對WTO的一則廣告中指出，外國政府將利用WTO／GATT向美國法律挑戰。該廣告提醒人們“每一個州都會受到波及”。州政府權力的論點似乎很合美國公眾的胃口，因為它關注我國控制環境、健康和安全標準的能力。

　　克林頓的反應

　　盡管克林頓政府在1994年上半年采取了各種手段來贏得國會和公眾對WTO的支持，但政府官員們仍然視公眾的輿論為當然之事，他們沒有聽到在WTO辯論中公眾在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對我國影響方面的擔憂。決策者將其“營銷”努力定位于制造輿論者，而非普通大眾。他們推斷，主權問題與中美洲無關。出現于電視專訪節目中的主要的貿易政策官員跟學者們交鋒時閃爍其詞，他們更少與普通大眾接觸，傾聽其呼聲。與政府極力推行健康計劃的努力相反，克林頓政府并未在帕瑞、潘沙可拉或匹茲堡等地舉辦WTO辯論會。

　　相反，克林頓政府重彈有關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的老調，以此捍衛WTO.克林頓政府在一些演講、信函和官方文件中強調，GATT協議將為“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創造就業機會，并可以建立起一個更加有效的“繁榮基礎”。商務部為每個州和產業部門就GATT在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影響作了估計。但是，每當克林頓政府以經濟術語談論起GATT的利益，左右翼的反對派便以政治術語表達自己的論點，指出GATT是非民主的。因而，就像關于墮胎的辯論一樣，GATT的辯論者在用語上并未找到一致。此外，克林頓政府仰賴經濟利益的論點，正好讓GATT的反對者抓住了一個政策上重大的依據——一個引起許多美國人共鳴的爭論點。

　　此外，克林頓政府依靠商業社會，而非一般民眾有組織的行動，來推銷GATT／WTO.根據組織商界力量支持GATT協議的得克薩斯州儀器公司副總裁約翰。K.博道克所述，商業社會“在慢慢偏離目標”。除此之外，依賴商業團體可能會疏遠許多美國人，他們早已認為NAFTA主要是出于公司的利益考慮，而非大眾利益。因而，GATT／WTO的反對者告訴公眾“公司對通過GATT施加了極大壓力”就變得毫不奇怪了。

　　為了對主權問題作出反應，克林頓政府給每個國會議員散發了一份信件，強調法律學者約翰。H.杰克遜，尼克松政府官員皮特。撒切曼和遺產基金會組織的經濟學家喬。考布都贊同WTO，并堅信WTO對美國主權將不會有任何不利影響。為了加強這種論調，克林頓政府把“保守”法律教授羅伯特。勃克所作的一項分析公諸于眾。它旨在“掩蓋”共和黨和保守派所關心的主權問題。但這些舉措也只限于華盛頓這塊彈丸之地。

　　民主問題

　　大多數美國人對GATT／WTO秘書處將扮演的角色幾乎一無所知。他們也不知道WTO的職員是否將由一群無知名度、冷漠無情的官僚所充任，或如何選擇GATT專門小組。GATT專門小組的決定可能會影響我國制定本國健康和安全標準的能力。環境主義者將這類專門小組決定解釋為對美國制定本國健康和安全標準的能力“打了一記耳光”。

　　對烏拉圭回合的辯論恰好與波瀾壯闊的“民主化”貿易政策和改革“GATT之疾”運動相偶合。聯合服裝紡織工人工會主席杰克。欣克曼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督促，GATT應當“包括工人的權利和最低限度的工作標準，以作為貿易法規的一部分”。他指出，美國人理所當然地擁有這些權利。

　　自由貿易政策的支持者呼吁公眾更廣泛地參與貿易政策。例如，格布公司的執掌人和總裁道納德。G.費雪指出，零售商“呼吁國會制定公平的法律程序，讓各利益集團能夠參與，并且一直被告知行政當局有關GATT的行動。”競爭性政策委員會的史蒂夫。夏洛茲建議，應當設立一個“消費者法律顧問”以便代表貿易決策中不為人所知的消費者和使用者的利益。

　　國會議員對這些要求使GATT更對普通大眾負責所付出的努力作出了反應。1994年8月5日，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發布了關于烏拉圭回合立法行動的總結。該委員會指示貿易代表“尋求修改GATT和WTO的規則，以便將GATT理事會、WTO總理事會和爭端解決機構的會議向有資格的非政府代表敞開”。但是，“民間團體在烏拉圭協議的條件下不能直接提出訴訟或進行辯護。”這就意味著個體不能以法律訴訟的形式修正GATT法則或決定；只有本國政府才可以做到這一點。該委員會在探討州法律時建議，“假如美國政府的貿易代表發現，州的標準與烏拉圭回合協議不符，那么，他們應該咨詢州政府，從而獲得雙方相互認可的答復。”

　　克林頓政府已經采取了幾項措施來使美國貿易政策更對人民負責，并且有助于“民主化”擬議中的WTO.例如，盡管商務部和商界一些人士反對；美國貿易代表米基。凱特建議將顧問委員會會議向公眾敞開。克林頓總統于5月份組建一個貿易與環境顧問委員會，以便向他提供涉及到貿易和環境問題的政策建議。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報告，該顧問委員會在民族、種族、性別和地區方面越發呈現出多元色彩——“更像美國了”。此外，克林頓政府呼吁GATT采用新法則，給更多的公眾了解其決策過程提供方便。美國建議，把更多的GATT文件公諸于眾，并且尋求賦予非政府組織“觀察員地位”的認可。這些變化是使GATT更負責任而采取的最初步驟。

　　決策者的責任

　　當經濟史學家依據歷史來對當前的政策選擇下定義時，永遠必須格外謹慎。帶著這種告誡，我建議，自由貿易政策在拼命解說貿易如何創造了工作機會的同時，必須承認貿易破壞了就業。有關于就業機會的增長與損失，對非熟練工人和熟練工人付出的代價與獲益，對于美國人的健康和環境標準所帶來的利益與付出的代價，以及自由貿易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影響方面，他們必須讓自由貿易政策的記載自行驗證，對于自由貿易帶來的分配后果，貿易政策的擁護者必須使其得到發展完善、有效的機制來幫助承受貿易自由化代價的那些工人、地方和產業。他們必須實事求是。可以肯定地是，我們對于主權的擔憂就是擔憂美國政策目標和制度生存能力的問題。

　　我們逐漸認識到，我們的許多政策問題實質是全球性的問題。為了充分解決如何反應的問題，我們必須設計全球性的反應。但是，這些反應要求重新平衡我們的政策工具和前提條件。我們正在認識到，盡管美國過去是支撐世界銀行和GATT等國際性機構的主要力量，但是，現在這些機構并非按照美國的平等、開放、人事組織和民主決策標準來發揮其功能的。多邊貿易解決辦法除了自上而下以外，還必須自下而上地進行。拉爾夫。納德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上指出：“當史學家回顧這段時期的時候……他們或許會認為這是一個國會抵制反民主的WTO時刻，或許會認為這是一個國會把捍衛本國及其居民的利益拱手交給這個新的專制性國際組織的時刻”。但是，關于WTO的爭論也為協調自由貿易和美國民主提供了機會。隨著公眾進一步熟知全球性相互依賴所帶來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他們將會重新制定貿易政策來促進民主理想，或者找到新的工具，從而使這個雜亂無章的世界經濟變得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