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東方國家，主要是指包括中國（及所屬臺灣，香港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在內的一些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它們在本世紀先后步上現代化之路，并且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從整體上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為人類進步繁榮做出了貢獻。毋庸置疑，在未來的21世紀，整個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狀況主要取決于東西方國家的互動合作，因此這些國家的境況對全球經濟的直接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是，隨著這些國家與全球經濟日漸緊密的聯系，國際社會對這些國家的社會狀況和經濟角色的要求也日益提高，這些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面臨著新的挑戰，需要在社會體制和經濟模式方面進行新的轉型和轉變，以提高自己在世界范圍內的抗風險能力。尤其最近在亞洲發生的金融風暴，不僅暴露了這些國家在社會體制和經濟結構方面的種種問題和缺陷，更促使人們進行深刻的思考，對這些國家近百年來的現代化之路進行反思。

　　一、“政經聯盟”的必要性和潛在隱患

　　這里所說的“政經聯（APolitico－economicCoalition），是指這些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不約而同所選擇和創造的一種國家管理體制，其主要特點就是政治舉措和職能的經濟化，政治的中心任務就是發展經濟，政府全力以赴投入經濟建設，并在各個方面淡化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在這個過程中，以經濟建設和發展為中心幾乎成了所有國家政治的唯一支撐點，能夠獲得大多數民眾的長期支持。這并不奇怪，因為在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時代到來之際，亞洲各國普遍感受到了自身經濟上的貧弱，現代經濟意識日益覺醒，從而有充分理由把發展經濟作為現代國家和民族意識的核心內容。

　　然而，這些國家是在什么條件下進入現代化建設的呢？換句話說，這些國家是否在經濟文化諸方面都做好準備，在各方面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進行現代經濟運作的呢？顯然，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科學技術與生產力水平暫且不論，就從國家形態和意識形態氛圍來說，東西方國家之間就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東方國家原本都是以農業自然經濟形態為基礎，實行君主制和家族制相結合的統治，意識形態以“官本位”為主，從根本上缺乏民主和自由思想機制。在儒家思想影響下，這些國家創造了全然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獨特的管理方略，這就是官本位與意識形態治國高度一致和一體化模式。這也許是在現代教育基礎非常薄弱，大多數民眾尚無現代民主意識情況下的必由之路。只有建立一支由社會精英組成的高知識的官吏隊伍，并以此去管理、影響和教育民眾，才有可能維持國家管理的有效性，并在國家權力作用下（在很多情況下，就是由國家政府統一規劃和實施）實現現代化變革。從另一角度來說，這也是以意識形態變革為先導的現代化過程的特點之一。最早覺醒的社會精英大多受西方思想文化影響，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先鋒派和創新者，與舊體制舊政權相對抗；爾后逐漸務實，通過各種政治斗爭途徑改朝換代，成為新的國家權力者和官吏。

　　由此來說，把這些國家的現代化之路看成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觀念與東方官本位體制的奇妙結合也未嘗不可。在這種情況下，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觀念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在個人主義和個人經濟基礎本來就薄弱的條件下，國家權力意志就顯得格外重要了。在從傳統的君主及家族政治體制向現代經濟社會形態的轉變中，權力性質和觀念的轉變始終舉足輕重，在權力的重心轉向經濟的同時，經濟活動的政治屬性也愈明顯。這種政治與經濟活動相互倚重的關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些國家社會變革的獨特內容。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形態并不能很快轉變為以工業化為中心的自由經濟，反而很可能自然轉變為政治專制體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在亞洲，日本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啟迪并接受現代經濟發展觀念的國家，它從明治維新開始就走上了現代化之路，并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實現了工業化的高度增長，成為本世紀初的世界強國。創造這種經濟起飛和發展的奇跡的奧秘之一就是國家權力對發展經濟的全力投入，集中全國全民的財力、智力、勞動力資源發展經濟。對日本而言，完成這一歷史性轉變是至關重要的。它也經歷了一個艱難過程。如果說明治維新是完成政治上的準備的話，那么文化上的“脫亞入歐”則在意識形態方面奠定了基礎，就此日本順利完成了國家權力意志重心的轉移，從傳統儒家的道德治國轉向了經濟興國。日本的君主專制政治制度并沒有變，但是它的政治價值尺度變了，政府職能也變了。可以說，日本的現代經濟的基本性質是國家性、政府性、家族性的，而不是個人性的。事實上，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以犧牲個人資源為代價的。而日本民眾之所以在一段時間里甘心情愿，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種濃厚的意識形態氛圍之中，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民族聯系在一起。這一方面由于國家和民族的危機感所致，激發了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尤其是面對西方列強的欺負和歧視，富國強民是萬眾同心；另一方面，由于個人意識薄弱，人們也自然把個人的前途命運寄托于國家民族是否興旺發達上。顯然，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這里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使得政府有更充分和合法的理由直接駕馭和參與經濟活動。對一個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國家來說，這種情景必然有利于統一規劃和優化調配，集中國家的財力、人力、物力，在某一方面增強整體的國際競爭力。

　　這當然是對國家經濟發展有利的一面，甚至可以說，在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欠發達的條件下，一個國家和民族要迎頭趕上，必須集中并發揮整體的優勢，防止方方面面的分散出擊、重復建設，所以實行強有力的政府經濟監控甚至統籌是理所當然。問題是這種把經濟發展完全納入政治軌道的情景，也很容易導致經濟活動的政治化，使經濟在一定條件下演化為政治的工具。尤其在專制體制下，政治和經濟生活都缺乏透明度，民眾只為一律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并無個人參政議政的權利與習慣，一般很難在國家利益和專制意志之間有所分辨，因此容易給一些政治強人造成機遇。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既不可能超越一般經濟運行情況實施宏觀監管，避免直接卷入經濟危機，也無法回避政治方面的壓力，承擔經濟危機的后果。這時候，在意識形態一律條件下，高昂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會成為一把雙刃劍，既可能成為官民同心同德建設國家的強大動力，也可能轉化為對外擴張或封閉的國家政治要求。為此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時常處于互相牽制和混淆之中，用政治方式達到經濟目的和利用經濟手段制造政治效應的做法幾乎難以避免。這樣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狀態都有可能向畸形和極端方向發展。由此說來，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專制軍國主義國家是其必然后果。從世界范圍內來說，本世紀初法西斯主義的產生，就是在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革不平衡狀態中人類欲望和權力意識惡性膨脹的結果。

　　當然，“政經聯盟”在經濟發展中得不到自然化解，國家就無法建立公平和民主的社會權利體制，即便在有限的市場經濟中，人們也不可能根據自己的能力分享機會和資源，因為這種聯盟必然產生“黑金政治”，如同當今在日本、韓國等國家逐漸顯露出來的一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變成了一種“黑箱操作”（ACo－oper�瞐tioninBlackBox），不僅能夠利用權力的保護逃脫社會監管，而且直接造就了政府的腐敗現象。而特別值得探討的是，權錢交易原本在世界各國都有發生，但是在這些國家則可能表現為一種家族性或集體性的政府腐敗現象，其危害性遠遠超過了經濟領域，在其所造成的經濟或金融危機背后往往隱藏著政治危機。

　　二、“官商經濟”的過渡性及其根源

　　事實證明，在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家族制度基礎深厚的國家和地區，最容易實現政經聯盟的體制。而這種體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最有效率，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發揮一個民族和國家圖強創新的爆發力，有可能在一個不長的時間內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甚至創造經濟奇跡。但是，在這種高速發展中也必然藏有隱患。這不但表現在各種資源的過度過快消耗上，更體現在深層次的政治經濟體制之中。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些隱患會逐漸顯露出來，成為政治經濟不穩定的根源。

　　政經聯盟所產生的一個直接結果是“官商經濟”形態（AGovernment－sponsoredBusiness）。這是一種由政府官吏運用權利優先方式直接或間接策劃和參與的經濟活動。大而言之，這是在某種國家政治意圖指導下，在實現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中，運用權力制造市場，依靠政府提供擔保，通過行政實施項目經濟的必然產物；小而言之，這是官吏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的一種特殊選擇，能夠借助權力優勢獲得經濟利益，在整個社會再分配過程中優先占據有利位置和獲取最多份額。從整個社會發展模式的轉型來看，這是一個必然甚至必要的過程，因為在以“官本位”為主體的社會，官吏不僅體現著社會現實的主要價值取向，而且掌握著國家命運，支配著利益分配，如果他們的價值觀念不變，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不得滿足，就不可能在不進行社會重大變革情況下和平有序地實現這種轉型，使整個社會在逐漸變革財富再分配制度中保持穩定。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至少在社會轉型的初級階段，官商經濟直接體現并帶動了整個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用經濟利益消解和淡化了原來的政治意識。這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期中表現得格外明顯。在改革開放初期，官商經濟曾經在國家實行價格雙軌制時大行其道，一些人利用特權大發其財，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損害了國家和企業利益。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民改變了觀念，社會逐漸形成了相對多元化的價值標準。一部分社會精英人士開始從官僚體制中游離和分化出來，一方面充實了經濟生活領域，另一方面加速了國家體制向經濟化方向的轉軌。

　　事實上，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官辦經濟和公司只是一種過渡性現象，它們雖然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這種情形很早得到了較好的控制和化解———這種控制和化解并非僅僅通過制止和清算的方式，而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轉換機制、調整結構和規范市場等方式創造了新的機會，使經營方式從非法轉換到了合法領域，特別是當國家逐步以市場機制代替“雙軌制”之后，在流通領域的“官倒”行為也隨之減少和消失，社會上的“官商經濟”現象開始變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然而，這并非意味著“官商經濟”的陰影和隱患已經消失，因為作為一種經營方式和流通機制的官辦公司只是“官商經濟”在政府工作中心轉移過程中的一種表面現象，它所觸動的也是社會矛盾的表層結構，而一旦社會經濟進入更開放的市場化階段，更深層次的“官商經濟”問題就會顯露出來。例如，在經濟活動中的政府行為就成為一種難以遏制的社會現象，直接操縱著資金流向和金融管理，從增長和負增長兩個方面積累著風險。這尤其表現在金融管理和投資環境方面，區域性的經濟增長和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政府決策，而企業和優勢也愈來愈偏離市場的需求而著重依賴政府的政策導向。到了一定階段，政府的宏觀調整只能在降低和調高經濟增長速度方面做出選擇，及時減少泡沫經濟的壓力。顯然，政府的這種宏觀調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取決于國力，而且取決于國家經濟的開放程度。對中國來說，有限的半開放狀態使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夠有效實施。

　　這當然不是問題的全部。因為當市場化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觸及到財富和資源的重新分配問題。政府機構及其官員在完成第一階段的角色轉換———從主要從事政治業務轉向主要關心甚至參與經濟活動———之后，很自然地面臨著更進一步的轉換：是否從經濟工作的管理者轉變為企業經濟的受惠人甚至擁有者？在如今中國的許多村鎮都能看到這種情況，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轉型，領導這種轉型的黨的領導人身為集團公司的董事長，行政領導人為總經理，一旦推行股份制之后，他們將成為企業資產的主要股東，加入下一輪經濟競爭。事實上，同樣的焦點會集中在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改造和改制方面。從基本的“官商經濟”形態轉變為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競爭的現代企業，固然要注重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的重組整合；但是最根本的依然是解決好企業內部的動力機制問題，使企業具有自發持久的經濟活力。但這種活力并非來自于政府的力量，而是來源于市場和企業自身的欲望。

　　三、透明經濟與公開政治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官本位傳統根深蒂固的東方國家要快速實現現代化，政府職能的轉變是一個重要因素。就中國來說，從全黨抓軍事到全黨搞階級斗爭，從全黨抓農業到全民去經商，每次轉變都是政府及其官員率先實行，既而成為一種社會演進的趨勢。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之所以迅速獲得如此大的成功，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這種國家和政府力量的引導和直接參與。但是，隨著經濟本身世界化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企業要求有更廣闊和自由的發展空間，享有更公平更有效的競爭機制和機會，獲得更可靠更精確的信息服務，擁有更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就不能不要求更高質量的政府監管體制和體系。這時候，傳統的“政經聯盟”與“官商經濟”的國家模式就不得不面臨新的挑戰，不能不開始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可以說，在這之前的社會經濟的高速度增長還屬于這些國家現代化之路的“起跑”階段，它創造了奇跡和業績，但是還只是為未來社會的全面現代化準備了基礎，而未來的前途則期待著更深層次的變革和創新。

　　顯然，盡管這些國家情況各有差別，問題千頭萬緒，但是如何處理好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仍是關鍵。在這方面，幾乎各國都面臨著一個“連體嬰兒”問題，政治和經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畸形聯結。要把它們合理又安全地分離開來，就不能不實施某種“手術”。當然，這種“手術”的目的在于成全兩個健康的孩子，使他們在未來互相獨立而又彼此合作，而絕對不是制造對立。

　　應該說，當產權制度改革完成之后，經濟發展更需要一個透明的競爭機制和環境，使企業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最直接地與市場自由結合，融為一體。在這里，任何一種直接介入經濟動作的政府意愿和行為，都有可能損害競爭的公平，抑制經濟活動中潛在的增長點，都有可能在獲得短期的經濟效益的同時，為以后的危機埋下隱患，這明顯表現在用政府行為增長效益和制造市場的過程中。應該看到，在本世紀的經濟起飛中，包括中國在內的這些東方國家的迅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了資源優勢，用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低成本換取了高增長的機會和可能性。而在未來世紀的競爭中，這種優勢會逐漸減少或消失，取而代之的將是知識和技術含量的競爭，這也將意味著用政府行為集中優勢，強強聯合的效率會進一步減低。經濟要繼續保持發展勢頭，就不能不注重建立有利于人才脫穎而出、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和機制，使經濟新的增長點和增長方式有自由成長和成熟的空間。

　　透明經濟狀態（TransparentEconomicCondition）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狀態和政府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謂透明經濟本身就是在最大限度減少和消除政治投射在經濟活動中的陰影條件下實現的，經濟不再充當政治的工具，而是回到市場本身。這或許也是全球性自由經濟的基本涵義，在經濟活動中逐漸拆除政治壁壘，將是未來21世紀全球經濟合作發展的主要問題。這當然并非僅僅是東方國家所面對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對這些國家來說，這個問題更顯得至關重要，因為它并非只是一個國際問題，而首先是一個國家內部機制變革問題，關系到國家在和國際經濟接軌過程中能否實現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也許這并非意味著這些東方國家在世界化過程中必須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但是這些國家必須對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政府建構進行必要的改革，這是不容置疑的。在這個過程中，政治的公開化將是日益發展的經濟狀況的必然要求。這意味著政府必須向全社會承諾越來越廣泛的機會和信息共享的條件，用公開的法律程序來取代幕后的行政手段，保障和服務于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權利。從根本上來說，公開政治（OpeningPolicy）就是逐步通過法制途徑將經濟活動的自主權、選擇權和發展權還給社會，還給市場，通過高質量的宏觀指導和調控創造一個有利于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經濟環境，使本國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不斷得到優化利用，給整個社會和未來的發展帶來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