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和評價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表現，已經成為國內外經濟界特別關注的重要話題。中國經濟列車的運行確實表現出比較復雜的情況。2003年和2004年第一、二季度的增長曲線，向人們顯示出新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提速可能已經開始。同時，社會經濟生活中也確實出現了投資和貨幣，規模“超常增長”等虛熱的征象。現在，政府宏觀調控的擰緊開始發生作用，并得到相當認同。對此，我認為應該更加深入地思考一些問題。

　　我的第一個基本分析是，這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提速有其深刻的內在動因，這可以說是中國經濟運行的主流。無論政府政策進行怎么樣的調控和矯正，都難以改變這種經濟主流運行的基本趨勢。

　　一、中國經濟增長的加速有其深刻的內在動因，它是市場消費力聚集性增強、市場供給條件變化和經濟周期三個因素合成激勵起來的

　　為什么說這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提速，是有其深刻的內在動因呢？

　　經過改革開放和經濟持續高速度增長的長期積累，中國經濟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出現了工業化加速發展和逐步升級的現象。一個突出的實例是，在2003年GDP增長的9.1%中，制造業的增長貢獻高達70%以上，其中40%—50%的增長又來自裝備制造業和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業部門的增長推動。對此，大多數人看到的都是不合理的宏觀結構狀況，比如說制造業發展勢頭過猛，第三產業的增長貢獻份額少得可憐等等。但是從另一方面分析，我認為出現這種現象又自有其客觀的經濟理由。這里一個最基礎的推動力量，就是來自國民收入和國民消費的發展與演進，以及這種發展和演進對市場消費力變化的巨大影響。

　　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00美元，特別是一大批城市居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4000美元甚至更高之后，國民收入和國民消費的狀況就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平臺和非常重要的發展時期。

　　在中國居民收入差別很大的情況下，計算國民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費水平的指標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在中國現階段，有實際經濟意義的是，社會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消費水平及其規模狀況。這個社會中等收入階層，是中國經濟發展現階段的核心消費群體或主體消費群體。這個社會中等收入階層的成員，主要是指月收入超過3000元和年收入在40000元人民幣左右，家庭金融資產或不動產在30萬元左右的收入人群。這個社會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據各方面的分析估算大約有1億5千萬人左右。他們還是我國11萬多億元城鄉人民幣儲蓄和6000多億美元外匯儲蓄的儲戶主體。這個社會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其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水平的進步和消費偏好的變化，以及成員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拉動中國國民收入和國民消費，乃至于對推動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增長，具有原動力性質的推動作用。

　　從中國近十年來的發展情況看，這個社會收入階層具有特征性的消費偏好，大量集中在購買商品房（包括住房更新和購買第二套住房）、家庭轎車、高科技電子產品和旅游消費等經濟領域。這些經濟領域的直接發展和產業聯動性擴展，是拉動現階段中國市場消費力增長、變化的主要引擎。

　　當然，在這里并不是說，這種拉動市場消費力增長的主要引擎總是處于高熱發動狀態的。實際上，這些消費領域的市場增長也是時快時慢，市場購買力的擴展時緊時松，但總體趨勢是不斷發展、不斷升級、不斷強化的，而且表現出比較明顯的持續性和后續性。最重要的是，在長期積累和其他各種條件的引動下，這種市場消費力可能出現聚集性增強。

　　中國入世后發生的一系列市場供給條件的變化，對市場消費力的聚集性增強就是一個重要的刺激因素。中國人世后大幅度降低進口汽車關稅，境外電信行業和汽車制造等大公司的大規模入境投資，等等，導致產品價格大幅下降，使原有消費主體結構幾乎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社會消費群體大大擴展。同時，消費信貸制度的改進和消費信貸的倍增，又進一步刺激了這些社會消費和市場購買活動的擴張。

　　在這里，一個最關鍵的決定因素或者說關鍵詞，就是規模——消費總量的規模和市場購買力總量的規模。一旦這種消費領域及其市場購買力的總量擴張到一定規模，例如商品房的銷售額達到每年數千億甚至近萬億元，家庭轎車的購買達到每年二三百萬輛，電話的增加達到1億多部，而且增量每年持續大幅上升，這時，消費總量的規模和市場購買力總量的規模就會在產品的規模供給、規模效益和規模競爭的激勵下，引起產品生產的裝備制造、原材料和能源生產的大規模擴張。這就是所謂重化工業迅猛增長的基礎因素。例如，當家庭轎車的消費總量和購買力總量大規模增長時，作為生產裝備制造的生產線和作為生產原材料的鋼鐵生產，必然隨之大規模擴張當商品房的消費總量和銷售總量持續大規模增長的時候，與此相關的建筑材料——水泥、鋼鐵、鋁等行業也必然大規模擴張。此時，大量的社會投資和貨幣信貸也一定會因為這些領域、行業的投資即期收益和投資預期收益的吸引，出現大規模的集中投入。

　　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發生的現象，完全可以證實上述分析。

　　現在各方面最關注房地產、汽車、鋼材、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的熱度擴張，其中，房地產和汽車屬于最終消費品，它們的情況可以從上述分析中得到直接解釋。鋼材、水泥、電解鋁屬于典型的原材料產業部門，它們的主要產業銜接也非常清楚。2003年，我國生產鋼材2.5億噸，其中線材的60%左右用于房地產和建筑業，板材用途比較復雜，其中高端鋼材的相當部分用于汽車制造；水泥消費的8億噸中，約50%以上用于房地產和建筑業電解鋁548萬噸的消費量中，也有40%—50%是用于各種建筑材料的。

　　這種市場消費力出現的聚集性增強，以及由這種增強效應引動的基礎產業部門的大規模發展的情況，在2003年后又適逢市場經濟周期（短周期）的增長上升環境。中國的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于治理通貨膨脹的原因，從1993年到1999年出現了連續7年的緩慢下降，大約平均每年下降約1個百分點，1999年下滑到接近衰退邊緣的7.1%.2000年，在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下，經濟增長的上升拐點開始出現，當年GDP增長8%.在2001年的微小波動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第一季度，又分別上升為8%、9.1%和9.7%.這樣，經濟原動力的聚集性增強和經濟上升周期環境的綜合因素，就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出現新一輪提速的客觀條件，增長上升的曲線可能更加陡直一些。

　　可見，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發生的若干產業部門的超常增長現象，反映了一個相當復雜的經濟動態過程。它源自國民收入和國民消費的變化，又逐步傳導到市場需求和市場銷售的大規模擴張，再引動基礎產業部門的大規模發展……這可以說是一種經濟原動力聚集性增強的自然表現。當前人們集中議論的所謂經濟“過熱”現象，完全是事出有因的。只要這種內在動因繼續存在，經濟“過熱”的狀況就不可能真正停下來，而且一定會以各種方式繼續擴展。如果硬要使用各種方式進行矯正，就可能使原本可以更有利推動持續高速增長的因素受到抑制。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也確實出現了不可忽視的經濟虛熱現象，引發了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和矛盾，這些問題和矛盾的繼續發展，也確實給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帶來許多不確定的風險因素。但是，對發生經濟虛熱問題的原因，現在大多數人都在一般市場活動的過程中去尋找，我認為這是一個誤區。如果再尋此探討政策調節的思路，就可能發生更多的偏頗。

　　二、經濟虛熱的出現，主要是由于政府公共產品低成本擴張和政府組織的經濟活動在增長加速的大背景下進行大規模發動引起的

　　當前中國經濟的復雜性在于，在由于市場需求活動的原因而推動經濟加速增長的同時，投資和貨幣規模也確實出現了“超常增長”的現象，或者叫經濟虛熱現象。這種“超常增長”或經濟虛熱如果任其自由擴張，也確實存在一種兩重性的風險，短期內由于原材料等因素的價格大漲引發通脹風險，以及在一個時期后社會總供能大量過剩而出現新的通貨緊縮、有效需求不足和增長下降。

　　然而，現在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是誰推動了投資和貨幣規模的“超常增長”，從而攪起了這一場經濟虛熱？

　　現在一種認同度很高的分析結論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等基礎產業部門和房地產、汽車等行業的投資增長過猛、貨幣信貸規模過大，進而供給規模過度擴張，帶動了2003年和今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和貨幣信貸規模的超常增長。這種分析結論自有其數據材料的基礎，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根據我前面的考證，即使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它也是一種由市場活動激發起來的和受到市場約束的經濟增長力量，盡管這種市場活動和市場約束并不健全，也存在著各種毛病。

　　在這里，有一組材料很能說明問題。從1998年到2002年，中國銀行體系對企業的凈債權每年增長10.4%，對政府部門的凈債權每年增長61.5%，后者是前者的將近6倍。1998年到2002年，貨幣供應量增長74%，企業的貸款增長48.6%，后者低于前者25個多百分點。根據各方面資料的綜合分析，到2002年底，政府部門和國有經濟約占全部社會信貸資金的65%.

　　我們從這組統計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現在中國經濟的社會信用總量是明顯向政府部門傾斜的，應該可以判定，政府部門和由政府組織的經濟活動，在這一輪投資和貨幣供給的“超常增長”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當前政府部門和政府組織的經濟活動中，一個主要領域，就是各級政府都在積極進行的、攤子越鋪越大、規格越搞越高的城市建設和各種開發工程。如果政府執行當局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和充分的市場信用資源，這種政府經濟活動就是正常的增長力量，不會導致投資和貨幣供給的“超常增長”。遺憾的是，足夠的財政能力和充分的市場信用資源，對大多數政府執行當局來說，都是一種虛擬的假定條件。

　　有一個典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現在由于種種原因，我國除少數發達地區外，大多數省、市、縣地區的政府財政狀況都不太好，許多地方政府還長期背著相當嚴重的財政債務。但令人不解的是，幾乎所有各級政府（包括財政債務最重的政府）都在大規模地進行各種形式的城市建設和各種開發工程，特別是城市新區的大規模擴建。據有關方面統計分析，這種全國普遍開展的城市建設工程，對拉動地方的經濟增長和宏觀性的國民經濟增長，以及由于乘數效應而推動一些產業部門的需求增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這些各級政府是靠什么來搞這種大規模的開發建設呢？現在看來有兩個最重要的東西。第一是政府廉價征用土地。政府手里掌握著土地的實際使用權和法規模糊的征用權。政府使用這種土地產權可以大量廉價地向居民征用土地，既可以用極低的投資成本進行城市建設工程，又可以把使用權轉賣給開發商獲得財政收入。第二是各級政府可以憑借政府信用大量使用債務信貸，到期還款付息絕對不是政府投融資行為的前提條件。有大量材料證明，由于政府項目和政府工程而大量拖欠銀行貸款并不是個別的現象。

　　本來，各級政府受到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推動，發展經濟的積極性空前高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大量加入政府行政性的非市場行為用政府行政性的資源配置方式大量干預和支配經濟活動，進行行政性的推波助瀾，情況就可能發生異變。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管理行為對這一輪增長加速進行行政性的推波助瀾，使本來由內在經濟動因激蕩起來的社會經濟加速發展，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強化性扭曲，市場風險因素加大。我的結論是：經濟虛熱的出現，主要是由于政府公共產品低成本擴張和政府組織的經濟活動，在增長加速的大背景下進行大規模發動引起的。

　　三、為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不宜全面提高宏觀調控的緊度，應在強制行政性退熱的同時，以穩定政策和制度改進擴大市場主導性增長

　　由—上述分析可知，當前中國經濟出現的情況是由兩種不同的增長力量引發的。一種是由市場活動激發起來和受到市場約束的經濟增長力量另一種是由政府部門和政府組織的經濟活動推動的經濟增長力量。兩者雖然是相互聯系的，因為最后出現的是一個而不是兩個社會經濟運行狀況，但兩者發生作用的機制、機理和經濟效果又完全不同。這就需要政府在選擇調節政策的手段、工具時加以注意。

　　首先，鑒于上述情況，為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不宜全面提高中央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緊度。以貨幣信貸政策為例，如果全面性地進一步收緊貨幣信貸政策，調控杠桿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懷疑的。

　　這是因為，第一，由政府部門和政府直接推動的經濟增長活動，在全部固定資產投資和貨幣信貸的存量和增量（邊際增長）中占有主導份額，但它們的投融資活動的特點是以政府信用為依憑，而并不受到市場信用的硬約束，它們的投融資活動是惟恐找不到可用的資金和信貸，而不會因為貨幣價格（利率）的提高而自我收斂。因此，純粹意義上的宏觀貨幣政策對他們的影響很小。

　　第二，非政府組織的民營經濟的增長力量，在全部固定資產投資和貨幣信貸的存量和增量（邊際增長）中并不占有主導份額，而且基本上是受到市場約束的——投資收益預期和按期還本付息。它們的投融資行為一部分依賴規范性的固定資產投資和貨幣信貸，更多的則是依賴不太規范的社會投融資活動。由此，政府希望通過宏觀貨幣政策達到對固定資產投資的控制，在它們身上施加影響的意義不大。同時，全面收緊貨幣信貸所引起的社會資金全面緊張和短缺，還會影響這種積極的市場性增長力量的擴展，從而對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也同樣是基于上述分析，對由政府部門和政府組織的經濟活動大規模推動起來的增長力量進行強制性、行政性的退熱舉措，盡管在理論概念的意義上不能算市場調節行為，但在目前情況下仍然有充分的經濟理由，也肯定是有效的。

　　從經濟調節的方法論上講，政府宏觀調節的目標是應在區分兩種經濟增長力量的基礎上，對由市場活動激發起來和受到市場約束的經濟增長力量進行規范和激勵，對由政府部門和政府組織的經濟活動推動的經濟增長力量進行制約和限制。

　　進一步分析還需要知道，中國并不是一個充分市場競爭的經濟，甚至也還不是一個可以定論為市場配置資源占基本主導地位的經濟。對這樣一種表現出復雜過渡形態的社會經濟完全使用宏觀調控的——般分析方法和政策工具，可能會遇到適用不強的麻煩。

　　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處于上升周期，如果現在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僅僅同經濟上升周期可能帶來的總需求過度擴張有關，似乎也不值得特別緊張，只要政府適當選擇使用反周期的政策杠桿就是了，例如適時收緊利率和緊縮政府財政開支等等（盡管有效的選擇和使用這些政策杠桿并不容易）。但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和矛盾明顯具有中國特色——這些問題和矛盾同現存市場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的重要缺陷有關。正是這種制度缺陷，特別是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管理行為對這一輪增長力n速進行行政性的推波助瀾，使本來由內在經濟動因激蕩起來的社會經濟加速發展，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強化性扭曲，市場風險因素加大，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經濟虛熱。

　　按照現代經濟學的原理，中國經濟虛熱的情況，其主要原因可以在貨幣和土地要素價格水平過低的解釋中找到說明，現在許多國外學者也大多是這樣分析的。然而現實情況表明，在中國現階段的經濟體制下，簡單地提高貨幣價格（利率）和土地價格（地價）顯然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因為在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過程中，貨幣資本要素和土地要素的市場發育水平最低，政府的行政配置程度和行政控制程度最高，這種市場制度方面的問題在每一次經濟增長的全面加速過程中都會明顯表現出來。

　　在當前鋼鐵、水泥、電解鋁、房地產、汽車、城建等領域的過熱增長中，既有市場自然推動的主流因素，也有政府行政行為推動的重要原因。在這些領域的許多項目開發中，有些是政府有意放低管理門檻，甚至繞開中央政府的產業管理規制；有些是獲得政府財政、信貸和其他優惠政策的支持；有些則根本就是政府自己爭取和自己主持的開發項目。

　　中國土地要素的配置幾乎還沒有進入市場化過程，土地價格的制定掌握在政府手中，一旦出現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機會，政府就可以用土地要素最迅速、最有效地加入其中。很顯然，用市場經濟國家通常使用的調節土地價格的辦法是完全無效的。同時，資本要素的市場化程度也有較大缺陷，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大量使用債務信貸，不但是形成銀行不良資產積累的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政府憑借這種沒有多少市場約束的投融資方式，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和最迅速的組織方式進行項目開發，進而大幅拉動經濟增長。

　　當前這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加速和經濟虛熱帶來的種種問題和矛盾，給我們帶來許多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為什么經濟增長活動總是難免脫離政府經濟行為的大量攪動？為什么一旦經濟加速發展就一定出現固定資產投資和貨幣規模的超常擴張？為什么控制經濟熱度過高的最有效辦法仍然是中央政府嚴厲的行政性措施？在這里，首先是對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成長水平不能評價太高。中國經濟增長的體制基礎或制度基礎，其改進和改造還要走很長的路。根據中央的思路，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正在進行戰略性調整，國有資本正在進行戰略性重組和戰略收縮，但在現有體制框架下，各級政府實際配置資源的能力仍然十分強大，而且常常出現強化的趨勢，成為推動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一種重要的非市場力量。這種體制格局如果長期維持，就可能逐步趨于硬化和制度化，最終使我們原先預想的市場經濟體制變成另外一種樣子。只要現存市場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的基本格局不變，增長提速和經濟虛熱同時并存以及相互影響的情況就會在今后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反復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