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國際貿易和資本交易急劇上升。因此，國際一些著名的研究機構開始測算和比較全球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自由度，其中權威性的機構有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和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雖然經濟自由度測度在理論和實踐上還不盡完善，但從總體上說，其研究結果還是具有較強的說服力的。到目前為止，弗雷澤研究所測算了全球100多個國家或地區一個比較長時期的自由度歷史數據，本文重點結合該所提供的各年度《經濟自由度報告》，采取國際比較研究的方法對中國經濟自由度程度進行分析。

　　一、中國經濟自由度提高迅速

　　弗雷澤研究所近年對全球123個主要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自由度進行了測算。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聯合國有190多個會員國，未參加評估的國家或地區一般是較小或數據不健全的國家，其中不少是經濟自由度低的國家，如越南、塔吉克斯坦、白俄羅斯、老撾、古巴，朝鮮等。弗雷澤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從政府規模、法律結構與產權保護、貨幣政策合理性、對外交往自由度及信貸、勞動力與商業管制五個因素衡量經濟自由度，并采用綜合指數的形式進行反映，指數值與經濟自由度正相關，其區間為[0，10]，指數值越大，表示經濟自由度越高。

　　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經濟改革以來，經濟自由度指數呈上升趨勢，1980年為3.93，2001年達到5.49，自由度提高了39.7%；相比之下，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1980年平均水平為5.36，2001年為6.35，提高幅度為18.5%.

　　雖然中國經濟自由度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其在全球中的位次不斷攀升，在弗雷澤研究所2003年《經濟自由度報告》中，中國在參加排名的123個主要國家或地區中列第100位，排在其后的有23個，這23個國家分布在各大洲。其中，非洲國家有12個，分別為：中非共和國、剛果（布）、剛果（金）、幾內亞比紹、塞拉利昂、布隆迪、加蓬、盧旺達、多哥、馬拉維、津巴布韋、阿爾及利亞；南美洲國家有3個，分別為：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亞洲國家有3個，分別為：敘利亞、緬甸、巴基斯坦；歐洲國家有5個，分別為：保加利亞、俄羅斯、羅馬尼亞；烏克蘭、土耳其。這其中大部分被美國和歐盟等國承認為市場經濟國家。顯然，中國的經濟自由度已超過了若干市場經濟國家的水平。但是，中國目前還不被歐美等國承認為市場經濟國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的不了解或偏見。

　　二、中國經濟自由度提高更多源于采用市場原則

　　經濟自由化與經濟市場化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有高度的相關性。弗雷澤研究所與傳統基金會自由度測算都強調政府對經濟管制和干預的減少，這正是市場經濟標準中最重要的內容，只不過市場經濟同時強調制度與法制的合理性。弗雷澤研究經濟自由度測算的五個因素與眾多指標都是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所必需的，強調了資源配置中市場起基礎性的作用以及對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90年代初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雖然研究者測度的角度與方法不同，但在總體上，中國經濟自由度是穩步提高的。根據李曉西教授主持的測度，2001年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達到69%，中國已成為一個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堅定不移的市場經濟改革，促進了經濟在更大范圍內的自由，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只限于個別關鍵領域，企業與個人在經濟活動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對外交往的自由度顯著提高，經濟自由所要求的市場體系和法律體系逐步完善。同時表2也說明中國經濟自由度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特別是在國有資產產權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壟斷性行業的改革等方面。

　　三、中國經濟自由度在轉軌國家中處于領先地位

　　中國既屬于發展中國家，又屬于經濟轉軌國家。世界各貿易伙伴國與投資者都十分關心轉軌國家經濟自由度的變化，關心對方相關經濟領域的自由化程度。

　　各國經濟自由度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模式、途徑和效果的差異。比如，中國是實行漸進式的經濟改革，俄羅斯等一些國家則實行的是較為激進式的改革，而實行激進式改革的國家改革效果又有較大的差異。從表3可知，中國經濟自由度在上述八個轉軌經濟國家中居第4位，處于中等靠前的水平，這說明中國經濟改革是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的自由化，雖然生產力相對落后，但經濟自由度在轉軌經濟國家中已經處于較為領先的位置。

　　四、中國經濟大部分領域有了較高的經濟自由度

　　1、中國經濟自由度部分因素已接近或達到全球平均水平

　　在2001年經濟自由度的五因素評估中，中國有三個因素接近或達到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對外交往自由度評估為7分，超過參評國家的平均水平6.93，這說明中國的貿易壁壘在不斷減少，對外交往的自由不斷提高；另外，法律結構與產權保護及貨幣政策合理性已比較接近參評國家的平均水平，這體現出中國一直重視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設中國致力于金融市場化改革，并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定。

　　2、中國經濟自由度中政府規模因素的分析

　　根據中國2001年經濟自由度各因素的數據分析，中國經濟自由度五因素中，政府規模因素得分偏低，那么，中國的政府規模究竟如何？

　　弗雷澤研究所對政府規模的評價用了四個指標，其中，“政府企業和投資與GDP的比率”是值得斟酌的。雖然中國國有企業的數量仍然非常巨大，但國有企業的自主化程度已非常高。從“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和“人均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兩個方面分析，中國均處于較低的水平，低于阿根廷、巴西、波蘭、南非、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從現實情況分析，不管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還是經濟轉軌國家，都存在政府適度干預，只是干預的強弱與干預工具組合方式不同。中國國情比較復雜，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如果沒有政府的主導，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不起來的。

　　五、經濟自由度的提高增強了中國的總體競爭力

　　由于中國在經濟領域更廣泛的范圍內享有較為充分的自由，資源配置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中國的競爭力在國際社會不斷增強。

　　根據分析，中國經濟總體競爭力在參評的49個主要國家中居第33位，高于捷克共和國、墨西哥、印度、南非、阿根廷、俄羅斯、波蘭、印度尼西亞等國家，中國經濟競爭力的不斷攀升有力地支撐了中國經濟20多年來的高速增長。這說明，中國經濟自由度的提高是有序發展的，是充滿效率的。

　　綜上所述，經過20多年的經濟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自由度已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說，中國自由度總體上已完全符合市場經濟國家所要求的標準，應理所當然被國際社會視為市場經濟國家。2001年底，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更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從廣度與深度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經濟自由度在未來將會有更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