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朱镕基在談到全球化與中國企業的關系時明確指出：中國將“在更為廣泛的領域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同時，鼓勵有條件的中國企業到境外投資和經營，增進與各國人民的經貿往來。”

　　這是中國第三代領導人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主動出擊，將改革開放全面推向深入的重大戰略決策。

　　中國即將加入WTO，這是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決定性步驟。它意味著，中國的企業，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不管有利還是不利，都將很快加入“全球化”的時代進程。

　　抓住“全球化”機遇，迎接“全球化”挑戰，將成為中國企業在新的世紀求得生存發展的主旋律。那么，我們應如何奏響這個主旋律呢？

　　首先，中國的企業家們應該及時、清醒地認識到，“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遏止、無法逃避的世界潮流。恰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說：“全球化的綜和邏輯是不可動搖的，其勢頭是無法抗拒的。”“全球化”不是渺茫飄忽的一片云，不是偶而刮過的一陣風，不是“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它已是雷聲大作，暴雨傾盆，沖刷激蕩著世界每一個角落；它的影響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從紐約華爾街的銀行老板到北京胡同里的普通百姓，沒有一個人能躲得過去。我們都是“全球化”驚濤駭浪中的船。因此，只有面對現實，認識到時間和形勢的緊迫性，再一次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積極投入，敢于拼搏，才能爭取主動，成為“全球化”浪潮中的贏家。在有關企業如何面對全球化和新經濟的討論中，李嘉誠先生的見解特別富于啟發意義。他認為：“對于新經濟對傳統企業的沖擊，企業必須有創造力。要有‘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精神。全球化不是一蹴可就，新經濟不會只是短暫的現象，而是一個持久的方向。全球化是國與國的資金、科技及資訊互相結合，會與當地文化、地域、傳統與民生產生拉力。全球化要面對的是在不同層次的全球化競爭。例如，面對開發中國家，必須與其低廉的勞工競爭；對已開發國家，又必須與其教育水平、貿易、稅制與市場競爭。在急速變化的年代中，更要有效率地與時間競爭，不會容許有太多反復的嘗試。”

　　在這方面，已被著名的瑞士國際管理學院列入教案的“海爾經驗”格外值得注意。張瑞敏先生在談到“海爾經驗”時披露說：面對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海爾集團已經積極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在全球主要經濟區搭建了有競爭力的貿易網絡、設計網絡、制造網絡、營銷與服務網絡。

　　第二，中國的企業家們應盡快認清“全球化”的經濟態勢，深入把握“全球化”的經濟規律，在“全球化”的大視野中，從企業概念、企業結構、企業關系到企業運做都自覺主動地重新定位。這樣，才能把握“全球化”提供的機遇，規避“全球化”帶來的的風險，收獲“全球化”的豐碩果實。馬來西亞副總理阿卜杜拉。艾哈邁德。巴達維說得好：“公司要在新世紀興旺發展，必須拋棄工業時代久經考驗的理念，建立一套全新的指導原則。”有關這個問題，美國《商業周刊》上一篇文章的論點特別發人深省：“不久以前，領導們還認為長期積累資產能保證競爭優勢。在這個新世紀，成功的將是那些以合伙方式創造新未來的公司，而不是把大量的資產注入資產負載表的公司。領導人曾認為在競爭者中激烈爭奪能激勵他們的員工，保證成功。但是在今后的日子里，公司最激烈的競爭者可能也是他最重要的合作者。從開始出現貿易以來，每一位企業領導人都希望建立永恒的企業。然而，在新世紀，人們會有意讓公司朝生暮死，成立是為了創造新技術或產品，一旦使命完成，就會被贊助的公司所吸收。”

　　第三，中國的企業家們應充分地認識到，“全球化”意味著從上海到悉尼，從巴黎到墨西哥城的整個世界都必須遵循同一種新的商業規則，都必須掌握同一種新的市場運做，都必須適應同一種新的時空觀念，而這種新的商業規則、運做方式和時空觀念，都是由高科技的最新發展、最普遍的形式、最有效率的工具——因特網的特點所決定的。可以說：互聯網是“全球化”的科技支柱。它對經濟發展乃至整個人類生活的革命性影響，絲毫也不亞于、甚至要超過蒸汽機或者裝配線帶來的工業革命。對因特網造成的革命性變革，我們才剛剛有所感覺。如《商業周刊》所指出的那樣：“因特網使組織中的每一個人，從底層的職員到董事長，能從任何地方即可得到大量信息。思想點子能在瞬間傳遍全球，而不是用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慢慢滲透下去。這意味著21世紀的公司必須適應通過網絡管理的方式。它必須以持續的變化而不是以穩定為基礎，圍繞網絡而不是森嚴的等級組織，在不斷變化的合作和聯盟關系的基礎上發展，利用技術優勢。”

　　因此，能否從觀念到舉措都盡快地發動、完成中國企業的網絡革命，將是中國企業能否成功融入“全球化”的決定性因素。

　　面臨“全球化”考驗的中國企業家們，讀一讀全球化理論的創立者、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教授的論述，一定會大有益處：“當今的全球化有著它自身的特點。也就是說，它比以往更遠、更快、更深、更便宜。更遠是指世界上各個洲、各個國家、各個地方都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更快不僅是在技術方面，而且它還改變了許多類似股票市場這樣的機構的運做。現在若把全球股票市場看成一個整體，它是24小時開放的；更深是指在技術上為金融市場提供了更先進的技術，使人們能更多地參與到市場中來；更便宜是指由于Internet通訊費用的降低，任何一個小的組織甚至個人，只要擁有計算機和調制解調器，就能輕易地把信息傳遞到世界各地，而它的費用也許僅僅是幾美分。”

　　如何能更快、更遠、更深、更便宜，是每一個面臨全球化的中國企業都必須解決的生死攸關的課題。

　　下面隨手得來的資料是觸目驚心的：

　　1.在美國，買一臺電腦需要一個月的收入，在孟加拉國，則要花掉八年的收入。

　　2.十多家大公司不久將控制全球整個食品行業。

　　3.世界最富有的三個家族的財富總和比最不發達國家6億人口的年收入還要多。

　　面對“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肯定不是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就國際正義來說，發達國家有責任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各種形式的優惠，但這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而非法律上的義務。也就是說，發達國家愿意不愿意在“全球化”潮流中提攜發展中國家，增強其競爭實力，全憑發達國家的良心。而良心在經濟利益面前往往是靠不住的。發展中國家自己要爭氣，應勇敢地改革自己的不適應“全球化”潮流的種種制度性的弊端，跟上時代步伐。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使中國的企業在面臨“全球化”時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和基礎。只要中國的企業家們能夠堅定信心，不失時機，開拓進取，敢于創新，就一定能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凱歌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