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個價值觀

　　創建于1802年的杜邦公司，目前業務遍布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成功融合各種文化背景的平臺就是杜邦兩個世紀來所形成和一直遵循的“企業核心價值”，具體地說就是“安全、健康和環保、商業道德、尊重他人和平等待人”。

　　這四個價值觀反映了人們的共同渴望，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兼容性。而以此為根本的杜邦企業文化，通過強有力的制度保障，貫穿于杜邦全球經營和社會活動的始終。

　　杜邦公司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中國經營業務，并從一開始就把公司的核心價值觀引入經營活動之中。近20年的實踐表明，大文化的概念是行之有效的。

　　有人說，中西方在環保上的意識差異很大。而在環保方面的投入是杜邦在設計和建造新的生產設施時十分關注的問題。由于前期購置環保設備投入的加大會延長企業投資回收的時間，是不是會讓合資伙伴產生其它的想法？事實證明，當杜邦把建議背后的長遠考慮和盤托出之后，中方伙伴欣然接受，并同意將有關環保的條款以合同的形式確定下來。

　　再比如，杜邦的安全文化是非常有特色的。杜邦的安全與健康原則之一就是“杜邦員工無論在上班時還是在下班后都要注意安全”。正如在一本公司內部刊物上所說的那樣，“‘安全’不只是一個名詞或一句口號，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決不可有一絲妥協。可是，往往有人會貪圖便利或因一時疏忽而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若平時能夠居安思危，建立‘危機意識'，就能遠離意外的陰影，給自己或家人最大的保障”。

　　在推行這一理念的時候，杜邦將“安全”與中國人十分重視的“家庭觀念”結合起來，通過舉辦“家庭安全日”活動，不僅讓員工深入了解安全的觀念，而且讓與其共同參與活動的家庭成員也掌握了許多安全知識，把對安全的重視從8小時以內的工作場所拓展到8小時以外的家居環境。同時也讓員工感到公司對家庭的重視，產生文化上的共鳴。

　　北京一位員工的說法具有代表性。他說：“杜邦是我服務的第一家外國企業。在跳槽現象頻繁的北京，我在杜邦一做就是五年以上，原因之就是杜邦的企業文化，而其中‘安全意識'又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在四個核心價值觀中，“尊重他人和平等待人”要求尊重所有員工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有員工不能因為文化差異或信仰不同而歧視任何人。管理層始終強調員工是公司最寶貴的財富，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在一起工作，其不同的思維方式、特長和技能正好為公司營造了一個多樣性的企業文化。杜邦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賀利得先生一再強調，這種思想的碰撞，有助于開拓思路。杜邦兩百年以來不斷開創新科技，這種多樣性的企業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時，員工在這種開放的文化中樂于發揮所長。近年來杜邦中國業務的高速成長，正是中外員工共同努力的成果。

　　杜邦的公司氛圍促進了員工與公司之間的相互信任。當SARS疫情肆虐的時候，一位員工在媒體上發表了一篇隨筆。他寫道“面對種種傳說，讓人感到莫衷一是。但我們公司的SARS小組不斷整理和更新自己的信息庫。也許我們SARS小組不比別人了解更多，但我相信他們的理由是根據我們公司的文化，他們說的一定不會比知道的更少或更多。正是由于我們公司對知識的尊重和關注，我們的防護措施理應更科學，這個用事實和科學編制的網或許會給我們帶來另一層防護，讓我們在這場與病毒的戰斗中看得更清、走得更好”。

　　二、杜邦文化的精髓

　　杜邦企業文化的精髓在于其核心價值觀，它是杜邦在過去200年和今后持續發展的基礎，杜邦在全球所有的分支機構以同樣的標準遵循同樣的核心價值觀。不管是中國員工，還是在中國工作的外籍員工，都必須在遵守當地法律與尊重當地傳統的基礎上按照核心價值觀來處理自己的工作事務。

　　杜邦的企業文化在中外員工的合作上發揮了促進作用。80年代中期，杜邦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當時，本地員工與外國人接觸的機會還不多，而且外國同事一般在杜邦工作的時間比較長，經驗相對豐富，所以本地同事與他們相處的時候，有時難免顯得戰戰兢兢。而外籍員工遵循公司“尊重他人和平等待人”的信條，沒有架子，并主動地向本地同事學習中國文化和習慣。國內員工感受到，盡管大家職別不同、膚色不同，卻沒有高低之分。

　　當然，文化差異的縮小是需要時間的。不少本地同事都有這樣的體會：杜邦管理方法的一個特色就是集體負責，很注重團隊參與做決定，因為大家一起做的決定，可以省卻推行時的阻力。因此經常通過開會集思廣益，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決定。我們以往一般都習慣聽主管的指示，只要努力地把主管的意見記下來，就是積極的會上表現了，因而很少參與討論或提出個人意見。可是外國員工剛好相反，他們認為積極參與會議就是要提出個人意見，要主動發言。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外國同事看到本地同事在會上一言不發，還以為我們懶于思考。但當他們理解到中國人以往的開會文化后，就主動地鼓勵我們發言，而且強調每個與會議者都是平等的。另外，外國同事相信“沉默代表同意”，所以當他們提出一些論點大家都沒有什么表示的時候，就以為我們沒有異議了。哪知道我們的沉默往往代表著“不同意”。我們的含蓄、生怕令對方尷尬的好意卻被他們誤會了。

　　這樣的誤會有過幾次之后，大家都開始理解到對方的想法，也開始領會到公司非常歡迎員工提出不同的意見，慢慢地就習慣了這種開放的會議形式。中外方員工之間的溝通加強了，彼此的關系也更融洽了。

　　三、對華投資的信心依然堅定

　　我們認為“非典”對一些行業所產生的影響是暫時的，不會從根本上影響今年第一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全面快速發展的態勢。而且本著“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經濟發展”的精神，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已經采取了增加投資、促進流通、相關行業減稅等保護和剌激經濟的措施，非典對經濟的消極影響將被進一步克服。

　　我們對中國的承諾是長期的，我們對中國市場的潛力與活力充滿信心，也相信中國政府和人民駕馭暫時困難的能力，我們的投資信心不會因為SARS這一突發事件而動搖。

　　在加強防護措施的同時，我們也鼓勵員工以積極樂觀的精神來對待疾病的挑戰、以理性的態度來對待社會上一度流傳的謠言。公司的“員工幫助計劃”為員工提供這方面的心理輔導。

　　同時我們也為抗“非典”斗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協助。

　　非典型肺炎疫情導致市場對杜邦&#8482；特衛強&reg；（Tyvek&reg；）防護材料一次性防護服的需求量激增。杜邦個人防護部門通過調配全球業務資源、擴大在中國國內的生產能力，向北京提供抗擊“非典”所需的杜邦TM特衛強&reg；一次性防護服。杜邦也生產了中央政府援港“抗炎”物資中的一次性防護服。

　　杜邦中國集團有限公司還向中國衛生部捐贈人民幣一百萬元整，用于購買醫療和防護設備以支持一線的“抗炎”工作。此外，在上海的杜邦纖維（中國）有限公司和杜邦&#8482；安睡寶&reg；床上用品部門也向上海捐款和捐物，支持阻擊疫癥。在香港，杜邦中國有限公司向香港紅十字會及圣雅各福群會各捐贈了港幣十萬元，主要幫助孤寡老人對抗“非典”而為了響應香港工業總會發起的“對抗非典基金”籌募活動，杜邦香港的志愿者小組向員工募捐，共籌得十多萬港幣，為醫護人員購買防護裝備。

　　四、總裁學中文

　　杜邦中國集團公司的總裁查布朗先生是第二次到中國工作，他熱愛中國和中國文化。每天下班后，他都和夫人一起去上中文課，數年不輟，已有小成，不僅能聽懂簡單對話，而且也能夠說一些中文。他最喜歡的事就是和夫人一起暢游中國的名山大川，每逢假期，他們便一起出游，足跡甚至到達了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