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政局穩定，社會安定，國民經濟保持著快速地增長，大量跨國公司涌入我國。與此同時，撤資也時有發生，IT、電子類等“便攜式產業”尤為突出。所謂跨國公司撤資，是指跨國公司撤出資本，全部或部分終止國外子公司在東道國或地區的生產經營活動。經驗證據表明，撤資不是簡單地改變一個公司的組織結構，它還對公司的市場價值產生重要影響[1]，并給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等帶來眾多消極影響。因此，分析影響跨國公司撤資的影響因素，對于東道國制定相應的政策，盡可能減少撤資的消極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影響跨國公司撤資決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在已有的撤資文獻的基礎上，從投資政策視角入手，分析東道國投資政策環境變化對跨國公司撤資決定的影響，以期對東道國制定相應的政策，減小撤資對當地的社會、經濟消極影響提供理論和實踐支持。

　　二、投資的政策環境變化對跨國公司撤資的影響機理

　　跨國公司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是當跨國公司進入國外市場投資，與東道國國內的公司相比，有一定的劣勢，即存在“外國劣勢”（liability of foreignness）[2].跨國公司向國外投資的行為通常比當地投資復雜，包含了更多的不確定性[3].因此，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經濟環境、政治制度、政治局勢、經濟模式、經濟制度、經濟政策、國際貿易格局等諸多方面引起的社會環境不確定性比較敏感。

　　東道國優惠政策的變化同樣對跨國公司投資行為產生影響，同時，東道國以外國家的競爭性FDI政策同樣會對跨國公司的行為產生影響，另外，東道國政府對撤資的限制政策也將對撤資造成影響，下文具體分析東道國優惠政策變化、東道國以外國家的競爭性FDI政策以及撤資的限制政策對跨國公司撤資的影響。

　　（一）東道國的外資優惠政策變化對撤資的影響

　　東道國為了吸引外資對外商投資者專門制定的這些優惠政策確實對吸引外資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但是，東道國的優惠政策一旦被取消或發生變化，則可能影響東道國對跨國公司投資的吸引力，發生撤資，特別是對那些以享受東道國優惠政策為投資目標的跨國公司更是如此。如果一個國家其流出的跨國公司投資流入提供稅收優惠的國家占很大比例的話，撤資數量與FDI總流出量顯著相關。

　　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參照國際慣例制定了相關法規，并在稅收、進出口經營權和注冊資本等方面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優惠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對外商投資的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2007年3月，“兩稅合并”的確立，取消內外資企業在稅種、稅率和稅收待遇上的差別，改變內外稅法分立的狀況，逐步消除內外稅制等各種差別，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外商優惠政策的逐步調整事實上減少了外商投資企業的政策優惠，對那些缺乏核心技術優勢、對優惠政策較為依賴的加工貿易型中小跨國公司來說影響較大，尤其是那些以利用優惠政策為目標的企業影響更甚。例如[4]，1998年底，國務院決定將對1993年12月31日以前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從事加工貿易實行不征不退的稅收政策延長至2000年，暫時減輕了這部分企業稅負的困難。但是，考慮到以后稅收政策的走向，一些加工貿易型中小跨國公司已經不再對外簽訂跨越2000年的長期供貨合同，開始收縮生產經營規模，并在東南亞國家尋找生產和出口成本更低的投資替代地。因此，優惠政策的調整降低了這部分企業在華投資的熱情。

　　（二）東道國以外國家的競爭性FDI政策對撤資的影響

　　隨著國際投資環境的改善，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選擇更加廣泛。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一直都在發生變化，從20世紀40-50年代的允許政策，到60-70年代的限制政策、7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再到現在的積極促進政策。這些變化創造了一個更適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動的投資環境。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采取各種形式的財政和金融激勵措施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過去的10多年里，在全球和國家層次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競爭逐漸加劇[5].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和其他地區許多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資產被低估，投資和生產成本降低，出口競爭力增強。同時，這些國家為加快經濟恢復，紛紛放寬了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制定了更加優惠的外資政策，使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面臨更具競爭性的局面。這也意味著跨國公司可以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進行投資區位選擇，并可以根據投資回報和戰略需要，相對更加自由地減撤某個或某些國家或地區的投資，增加另一個或另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投資。例如，2000年11月，由于中國電信業外資政策的限制，新加坡電信公司退出了中國的合資企業——蘇州中興電信工程發展有限公司，轉而進軍更加開放的印度電信市場[4].而英荷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發現在菲律賓等國經營LPG（液化石油氣）回報率高，就把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青島、蘇州、順德、海南、深圳和汕頭設立的6家合資企業股權轉讓，全面退出中國大陸的LPG業務。因此，東道國以外國家的競爭性FDI政策會增加東道國跨國公司國外子公司的撤資的概率。

　　（三）東道國對撤資的限制政策對撤資的影響

　　跨國公司撤資都會對東道國當地的經濟、社會具有消極作用，東道國政府會制造一些阻力減少撤資的發生。跨國公司進入一個新的投資市場，其市場調研、資源調度等花費巨大，撤資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因此，跨國公司不可能隨便做出撤資的決定，撤資是其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基礎上的戰略決定。跨國公司從東道國撤資將面臨企業資產專用性、退出固定成本、政府和社會壁壘等撤離障礙。潛在的撤離障礙是風險厭惡型跨國公司進行投資時要考慮的一個因素，東道國的態度能成為母公司考慮撤資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動力。面臨東道國政府和社會的阻力，一些跨國公司可能放棄撤資的決定。例如，2002年，一家原本決定從里斯本撤資的大型鋼鐵設備的跨國公司，就因為當地政策的壓力而放棄撤資決定。

　　三、政策建議

　　投資政策環境變化對跨國公司撤資決定產生影響，因此，改善投資政策環境，并對投資政策環境進行評估，建立跨國公司撤資的預警和防范機制，充分發揮其撤資監控功能，對于防范和干預撤資，減少撤資對東道國經濟、社會的消極影響，促使東道國更有效地利用外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建立撤資監測預警機制，防范撤資風險

　　撤資的末端是有徑可循的，通過行為、事件和意圖相互作用而決定。東道國的外資政策會對撤資產生影響，而跨國公司進行各類撤資前會有一些由于撤資戰略的不同改變，因此，可以依據東道國外資政策環境的變化等對撤資的可能性進行估計，制定相應的撤資預警框架，減小撤資的可能以及撤資對相關產業發展的風險值。

　　（二）改善跨國公司投資“軟環境”

　　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東道國的跨國公司政策的公開性和連續性直接影響跨國公司的撤資，中國境內投資的電力行業外資紛紛撤資在很大程度就是受優惠政策不延續性的影響。因此，改善跨國公司投資“軟環境”首先就需要提高跨國公司政策的透明度和延續性及穩定性。增加跨國公司政策的透明度是提高政府與跨國公司合作的必要條件。政策的公開性有助于改善東道國的投資氣候，有助于促進東道國政策的穩定性，削弱特殊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這樣才能使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規章制度作出客觀評價，增加了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的信心，避免信息不對稱下的撤資。

　　（三）改善跨國公司投資“硬環境”

　　基礎設施等的完善影響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因此，在改善跨國公司投資“軟環境”的同時，需改善跨國公司投資“硬環境”。東道國市場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將嚴重影響境內跨國公司的生存、發展。以中國為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為了保護本部門、本地區的利益，或者搞地區、部門封鎖，或者競相給予優惠政策，不少政策違背中央的統一規定，使跨國公司無所適從。有的地方搞拉郎配，如果外商不愿意，就有可能受到部門進入限制，有些地區在拉郎配不成的情況下，在原材料、零部件方面進行限制；有的地方要求其他零部件必須在本地生產等。為了更好的吸引跨國公司到我國投資，也為了更好地提高已在境內投資的公司的根植性，有必要進一步改善跨國公司投資的“硬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