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并購在國際市場上形成潮流是從1997年開始的，但在中國的情況則非常不同。在這些年里，每年300億到4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中，采用跨國并購的方式只占到6％，這個比率只相當于國際上跨國并購比率的1／10.不過，隨著中國的“入世”和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這種情況正在改變。無論是從媒體的輿論準備還是從跨國公司的搶灘行動上看，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更大規模的兼并和收購已如箭在弦上。那么對于這場幾乎是必然很快來臨的風雨，我們該如何看待呢？

　　可以想象到的好處

　　對于中方來說，允許乃至鼓勵跨國公司對國有企業的并購，除了大環境的因素使然之外，其可見的直接好處顯然是重要的推動力。

　　首要的是可解決中國發展對資金的渴求。雖然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有了巨大的進步，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社會正處于急劇轉型，經濟規模急劇擴張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因此，除了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面臨著勞動力過剩，發展資金相對短缺外，還有著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對資金的特殊需求。比如，社會的轉型急需重建社會保障，而政府和國內社會力量卻似乎無力提供建立龐大的社會保障所需的全部資金；為了縮小東西部的發展差距，中國實施了西部大開發，雖然政府已經為此投入了巨額資金，但是相對于數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的開發來說，很有些杯水車薪的感覺。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引進外資，對于中國仍然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既然跨國公司愿意通過并購的方式把資金注入中國，中國又何樂而不為呢？

　　中國要保持高速發展，不解決好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恐怕是不行的；而據國家經貿委的統計數據，自1996年以來，中國共有5000家國有企業由于技術落后、效益不佳而關閉和破產，近期還將有2800家國有企業以各種方式退出市場。我們知道，一件衣服，無論它做得如何精美，標價如何高昂，只要全世界沒人愿意買它，它便只剩下兩條路：繼續掛在那里，不但一錢不值還要付保管費；或者降價，直至有人問津。同樣道理，無論我們花了多少錢造就了一個多么“好”的企業，只要它的產品不能在市場上為人們所接受，它也逃脫不了上述兩條路。因此，那些不得不退出市場的企業，無論是什么所有制形式，如果能夠換回些銀子以用到急需的地方，實在已是萬幸了。跨國公司對國企的并購未嘗不是在更大范圍（跨出國界）尋找這些企業的市場價值的方法。

　　另外，雖然中國的科技水平在不少領域也可以稱得上是獨步武林，但總體上來說，卻還是遠遠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跨國公司作為世界先進技術的主要載體，它到中國來生產經營，當然會加快技術在中國擴散的速度，為中國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比如，參加跨國公司研發的那些中國人，在為跨國公司謀利益的同時，其實也提高了國內這一群體的研發水平。更不用說，這些人和行為必然地會對周圍產生的影響，在經意和不經意間把管理模式、科學思想和技術訣竅展示給其他人。

　　從跨國公司方面來說，并購國企當然也必須是有利可圖的，它才會積極去操作。因為跨國公司首先是一個企業，其最根本的目標是以最少的投入尋求最大的利潤。一般認為，中國“入世”后跨國公司之所以傾向于用并購方式取代傳統的合資方式，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這種方式能縮短建設周期，加快投資周轉速度。據資料顯示，創建新企業從考察談判到辦成開業一般要用1.5－2年時間，要形成一定的規模至少要用3－5年；而并購企業一般只需3－5個月，許多并購企業可迅速形成規模，即使加以改造最多也只需1－2年，比新建企業縮短2－3年，從而使跨國公司得到更大的收益。

　　沒有免費的午餐

　　既然中國允許和鼓勵跨國公司對其國有企業的并購是為了解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問題，而跨國公司并購國有企業則是為了獲得眼前或將來的利潤，兩者的目的當然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目的在實施過程中雖然可以有許多方向一致的時候，但出現沖突也是難免的。

　　首先，買賣雙方對貨物價格的確定往往會有一番爭吵。中國企業如果被跨國公司看中，在評估當前企業凈資產時不可避免地會有很大爭議，因為時下國內企業的資產評估大多采用固有的國有資產評估制度，而跨國公司一般會選擇有利于它們的所謂國際標準對該部分資產進行重新評估。實踐證明，兩者間會有相當大的差距（一般情況下國內的評估價格會高些），因而如果最終按跨國公司所做評價或近似價格成交，肯定會涉及到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但又有哪家跨國公司會愿意按照比以國際標準得出的評估價格高出很多的價格來接手呢？

　　其次，跨國公司并購國有企業是有選擇的。即便政策放開了，它們在介入國有企業的時候，也會對自己感興趣的行業和所要進入的企業采取多種評估手段，進行全方位、長時間的考察，不可能不顧企業盈利能力和產品的市場前景以及投資回報率而貿然進入；還有一些跨國公司看重的是某種資源，目的是利用國內企業所擁有的資源進入某種領域。只有那些績優國有企業或是有市場前景的國有企業才能吸引跨國公司的目光。于是，那些困難的企業可能困難依舊，掙扎依舊；而“靚女”們卻紛紛被膀大腰圓的“老外”帶走了。

　　另外，跨國公司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承擔國有企業原先負載的社會責任，一旦并購完成，大量裁減冗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其技術較為先進，效率的提高如果沒有伴隨產能和社會對產品的需求的較大增長，本來不是冗員的員工也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冗員，成了裁減對象。因此，并購雖然可能會提升生產效率，對擴大就業卻不會有太大的好處。這種結果無論是對社會穩定還是對減少貧富差距都缺乏積極的意義。

　　當然更不能指望跨國公司像國有企業那樣明確地效忠東道國。這就引起了一系列值得關注的問題。隨著并購案數量的增大，跨國公司在中國經濟中的發言權將隨之不斷擴大。當這種積累達到一定程度，用什么辦法保證我國的經濟效忠于我國政府和人民？民族工業的概念是否應該重新定義？我國的傳統和本土文化將受到什么樣的影響？對于這種影響，社會將付出什么樣的成本？

　　怎樣去干預

　　既然跨國公司對國有企業的兼并和收購在有著許多現實需要的同時，又可能會帶來那么多問題，那么我們該做些什么來趨利避害呢？

　　最重要的當然是不能因噎廢食了。既然我們認定了市場經濟作為我們發展的途徑，我們就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來辦事。跨國公司對國有企業的并購行為只要沒有觸犯我國的法律，我們就不應以行政的手段加以干預。如果要干預的話，通過干預而消除的應該是以地方利益為代表的那些非市場經濟的障礙。

　　認真評估好哪些國有企業是我們要堅守的，哪些是可以放到市場中去任由其和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一切企業搏斗的，標準當然是這個行業或企業是否關系國家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了。只有明確了這一區分，國家在哪里應該干預，在哪里會緘默，才能為各方所意識到，對于國家也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的根本利益。

　　建立一整套法律法規來規范并購行為顯然是重要的。透明的法律條款無疑將極大地減少并購中的磨擦，減低并購的成本，推動買賣雙方邁向雙贏；同樣，確立明確的國家產業政策導向也是重要的，這不僅能夠增加跨國公司和東道國的和諧，而且對于降低國家的發展成本無疑也是積極的。這比之政府不知深淺地介入并購之中去做所謂的“紅娘”顯然要明智得多。

　　最后，積極利用好跨國公司通過并購國企更大規模地進入中國所帶來的溢出效應無疑也是重要的。積極地組織被迫退出新企業的人們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尋找由于新企業的延伸需要所引起的就業，將是把并購帶來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