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我國“十五”規劃期間的一個重要目標，在當前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拓展內需的進程中，我們應注重運用政府投融資，來促進產業結構的轉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

　　關鍵詞：政府投融資；經濟結構；合理調整

　　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穩步發展，中國告別了“短缺經濟”，目前正步入一個以“結構調整”為主要特征的新時期。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成為我國“十五”期間的一個重要目標。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進程中，我們應充分發揮政府投融資對產業結構轉換與區域經濟的促進和協調作用。

　　一、產業整合的實施條件

　　宏觀經濟運行中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否，從靜態觀察，是決定于存量資本的結構狀態。從動態分析，則與資本的投入緊密相聯。社會總投資的投向與部門投資份額決定著各產業發展速度的大小和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增量資本結構的合理與否和優化程度，影響著現有經濟結構的調整及演變趨勢，需要通過合理的增量結構來實現對既存產業結構的變革。政府投融資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一種調節手段，存在著對增量結構內在的調節機制，可以通過債券、股票、投資基金、BOT等融資手段，增加能源、交通運輸、原材料和農業等基礎產業、基礎設施的投資，來緩解和消除“瓶頸”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制約。政府投融資運作具有明顯的產業政策傾斜，對經濟結構的改善和合理化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通過政府投融資對增量資本的結構調整變化，來促進資產存量的調整，使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中國目前正處于從比較落后國家向中等發展水平國家轉變的階段。從某種程度上講，處于該階段的國家能否轉變成為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乃至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主要取決于能否通過急劇的結構變革來推動的。從中國近幾十年發展的歷程來看，經濟結構和投資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落后國家成長為初步工業化的國家，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在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始終受到結構制約的困擾，投資結構的扭曲已經成為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生產力地域布局結構不合理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實現投資結構的轉換，已成為當務之急。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現代產業的發展是建立在不發達的農業等第一產業的經濟基礎之上。中國所面臨的經濟發展任務與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個主要差異，就是中國在急需發展現代產業的同時，又必須發展農業等第一產業和基礎產業。這往往使得中國投資結構的選擇陷入兩難境地：若向現代產業實行投資傾斜，就會削弱對傳統產業和基礎產業的投資，從而使得本來就十分薄弱的傳統產業和基礎產業陷于更加落后的地位，反過來又會進而制約現代產業的發展；若向傳統產業和基礎產業實行投資傾斜，由于所需投資大、生產效益時間較長、以及需要現代產業提供的裝備等原因，又會制約現代產業的發展，并同時影響著基礎產業的發展。所以，政府承擔著更重的責任，需要規劃產業結構高度化目標，確定帶動整個經濟起飛的主導產業，合理地選擇投資結構發展戰略，并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以及政策手段和措施，扶植主導產業的起飛，從而誘導國民經濟運行向均衡和協調的宏觀經濟目標發展。

　　二、產業結構調整：政府投融資的協調

　　在經濟結構的變動和調整中，工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作用具有明顯的差別，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調節方式也大相徑庭。從而，體現政策意圖的政府投融資之運用以及運用程度在客觀上就有著極大的差異性。由于工業發達國家的產業基本處于現代化，根本性的結構轉換已經完成，新的結構變革不存在技術上和組織制度上的障礙，產業之間的結構均衡主要依靠市場的自組過程或部門之間的協調來實現；對發達國家來說，產業結構的調整，不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而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化途徑來輔助或微調。與此相反，由于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和所面臨的發展要求，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其經濟結構不僅是影響經濟運行的局部問題，而且具有宏觀戰略上的重大意義。調整產業結構，促使向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既是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調控的目標，又是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作用不僅是提供經濟發展的一般環境，同時作為合理配置資源、實現產業結構轉換和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組織者。顯然，政府投融資在以下方面起著較大的促進與調節作用：

　　第一，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存在著明顯的二元結構，同時并存著的現代經濟部門和傳統經濟部門，不僅建立在兩種不同的技術基礎上，而且具有不同的制度結構和行為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就是結構轉換和組織制度更新的過程。政府運用投融資，加大產業政策的實施力度，來保護和扶植我國新興的幼小產業，促進這些產業的盡快成長。同時，面對世界科學技術的新發展，進行比較和選擇，讓世界科學技術的最新結晶在我國得到采用和發展，促使中國經濟發展在現實基礎上有一個較高的新起點，從而加快經濟現代化的進程。

　　第二，　目前中國市場機制不完善，市場發育不良，市場體系不健全，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受到極大抑制，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在現實中一時還難以達到，而通過政府的適度干預、產業政策的導向及政府投融資的運作，給微觀經濟組織指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方向，有利于促使企業作出長期決策的正確選擇。

　　第三，在即將加入WTO與實現產業發展和結構轉換的外部環境上，國內生產及供給結構與國內需求結構，特別是同國外的需求結構之間的差距很大，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出口產業不僅是國內生產部門的量的擴大和延伸，而且是在一個更高層次上的結構調整，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外向化發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整個國家的產品競爭力和它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競爭力的提高，參與國際貿易的程度就不可能迅速提高；同時，沒有先進的技術和裝備的引進，也難以增加出口競爭力。因此，要實現外向化發展過程的良性循環，需要政府投融資配合相關的外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支持出口創匯企業的運營，在利用現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不斷形成一些具有新的比較優勢的出口產業，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

　　第四，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較大的結構偏差，并處于產業成長過程中結構重組的轉變時期，面臨著重新構造產業結構的重大選擇。伴隨著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革，一些重要的經濟過程、經濟變量及其相互聯系將產生深刻變化。偏差協調成為產業結構變革的基本內容，而且這種協調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體制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政府投融資運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作用，在于配合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實施，促使國民經濟的流量結構發生變化，引起社會資產存量作出相應的調整。有效實現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目標。

　　三、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政府投融資的推動

　　科學技術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主要動力源。沒有科技的創新發展，就不會有新興產業的形成與發展，也不可能對整個產業經濟結構進行技術調整，特別是高新科技對產業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人們最初的預料。同時，科技技術在經濟發展的日益重要作用，使政府的產業技術政策處于十分突出地位，迫切需要政府通過實行不同的產業技術政策，促進技術結構的高級化，推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的調整。

　　高新科技產業發展需要一個科技創新——研究開發——生產銷售的過程。科學技術從結構分化到綜合，對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和重組起著重要的作用。高新科技產業的關聯效應，需要基礎科學研究的穩定發展，以確保科技創新的長遠儲備。同時，作為科技發展的整體組成部分，又要求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的協調發展。因此，要培育高新產業，建立“發展極”，政府投融資的運作重點在于改善投資結構、疏通高新科技與主導產業的中介關系，通過調整和組合科技發展源以及投資結構，加快科技產業經濟“鏈條”的遞進速度和網絡的擴張，推動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高新科學技術向高新科技產業的物化過程，需要產業政策、工業基礎、科技資源、資本投入和中介環境等系統要素的共同作用而完成。高新科技研究開發以及商品化和產業化是形成高新產業的基礎，只有高新科技成果進人產業領域并形成規模經濟后，才確立了“發展極”的擴散效應和新興“產業帶”的規模效應。所以，高新科技產業形成過程中具有投入大、風險高等特點，尤其在發展初期需要政府的扶植，政府投融資應責無旁貸，對高新產業的培育和支持，通過提供優惠貸款、定向貼息等方式向高新產業傾斜，同時在高新科技成果擴散、人才培養等方面給予有力的支持，積極配合產業政策的具體實施和干預。

　　產業技術政策是整個產業政策的重要構成，是政府連接科技領域和產業經濟的政策組合。其功能在于促進科學技術與產業經濟發展的緊密結合，加速傳統技術的改造和新興科技產業的發展，不斷提高科學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協調產業技術結構。其政策導向為，通過政府干預和對市場的引導，推進科研和生產的結合，形成產業發展新的生長點，最終形成以科技產業經濟規模和效益為主體的經濟結構模式。其政策運作重點，在初期是以科技資源配置、組織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合理化，進行科技與經濟的雙向推進，并在推進過程中引入市場因素，逐步實行科技成果與產業經濟的對接，依靠高新科技產業的擴張和生產規模的擴大，發展新興產業經濟，合理改善經濟結構。政府投融資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政府產業技術政策實施過程中起著必不可少的推拉和協調作用，具體來說，政府投融資的作用體現在以下諸方面：其一，通過政府投融資的運作，向高新科技產業傾斜，同時又保證科學技術多目標的協調發展，以促進高新技術的傾斜性與產業結構的均衡性并重。其二，政府投融資對高新科技產業的培育和扶持，不僅包括在高新技術成長的整個過程與運行周期中，而且含有對形成高新科技產業的長期舉措和戰略實施的過程內。其三，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通過提供優惠貸款、補貼、減免稅等優惠政策措施，刺激企業對高技術的應用和投資、以及對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其四，通過與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的對接，促進科技進步與新興產業的發展，并為高新技術發展及其產業的擴張，提供巨大的市場需求機會。

　　總而言之，從微觀經濟角度看，市場基礎結構和運行環境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基礎條件；而從宏觀經濟角度出發，政府投融資運作體現著政府的扶持，為高新科技產業的培育、成長和穩定發展提供了必要和基本的保障。

　　四、區域經濟開發：適度傾斜與地區協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行效率優先的非均衡、差別式發展戰略，導致長期存在的地區之間差距呈現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即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內陸的差距在不斷擴大，進入90年代后期差距擴大的速度加快。按不變價格計算的人均GDP在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之間的差距不斷加大，地區經濟增長出現更加不平衡的趨勢，集中度高、增長越快的地區對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越大。另外，東中西三大地帶生活水平的差距小于經濟增長水平的差距，但生活水平差距擴大的速率大于經濟增長差距擴大的速率，這是影響人們對差距擴大的直接感受和心理平衡的最主要因素。其中，東中西三大地帶間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顯大于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這表明農村差距是東中西三大地帶差距的主要方面。

　　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而不同的區域條件，具有不同的投入和產出效果；因而從一國產業整體發展的需要和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要求出發，需要政府根據各區域的具體條件，確定若干個重點開發區域，在資源配置和政策措施上實行適度的傾斜政策。在現有資源十分有限的條件下，為優化區域資源配置，提高投入產出效益，促進國民經濟增長，政府投融資運作在資源配置安排和政府傾斜上，采取重點開發，即對重點區域和重點產業實行適度傾斜，在區域產業分布上，實行適度的地理集中；在區域產業發展上，實行適度的地區專業化；在具體政策選擇上，實行適度的區域傾斜政策措施。

　　政府投融資運作對重點開發區域的確定，應著重考慮以下諸方面：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豐富、經濟發展潛力極大的資源重點開發區域；交通便利、有一定產業基礎、對外開放度高的重點開放開發區域；對國民經濟具有重大影響及高新技術產業優勢明顯的重點產業開發區域以及對整個產業結構調整有著重大影響、生產規模較大的老工業基礎的重點技術更新改造的區域等。政府投融資對重點開發區域的傾斜也要適度，并對政策傾斜的重點區域實施動態管理。由于政策傾斜往往易造成某種程度的區域發展的機會不均等，產生人為的利益差異。所以，客觀上要求“傾斜”只能為動態的和適度的，一是要對任何“傾斜”要有時間上的規定，限期達到一定目標；二是要兼顧公平與效率，在經濟集聚效應和規模報酬遞增等因素的作用下，利益的誘導使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由增長緩慢的落后地區向增長速度較快的區域轉移，進而加劇了地區差距的擴大，為防止出現區域之間過度的兩極分化，政府需要通過投融資的運作，對相對落后和貧困地區給予必要的扶植和幫助，培養這些地區的“造血功能”，為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以保持社會經濟的協調和穩定。

　　促進區域發展的政府投融資既要堅持效率，又要維系公平。采取適度傾斜與協調發展的基本原則，是從資源配置要以均衡增長為目標、同時以非均衡增長為手段進行適度傾斜出發，在區域發展上正確處理均衡增長與非均衡增長的關系，兼顧整體與局部利益，以總體協調為目標，用適度傾斜為手段，確保各區域產業優勢的發揮，促進資源配置的合理與優化。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有機聯系的經濟系統，在各產業之間都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因此，各區域產業的發展需要相互協調。“協調發展”的基本要求為：在區域產業分布上，實行有效的地理分散；在區域產業的發展上，實行必要的地區多樣化；在具體政策選擇上，實行必要的區域補償政策措施。

　　總之，政府投融資區域發展運行適度傾斜的直接目的，是按市場經濟運作要求和產業發展規律，通過政策導向，使各區域的優勢條件得以充分發揮并帶動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協調發展的直接目的在于，從國民經濟整體上把握區域發展的方向和合理布局，為區域發展提供一個合理的區域產業結構。從而形成區域經濟結構的合理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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