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在對新的投資體制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根據我國政府的政治職能、經濟職能存在扭曲的特點，指出此次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在執行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最后，分別從提高中央政府在投資方面的宏觀調控、規范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分離政府的投資管理和項目管理職能幾個方面對投資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問題進行了研究。

　　[關鍵詞]投資體制；改革；政府；角色

　　一、新的投資體制改革決定的主要特點

　　2004年7月，國家公布新的《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稕Q定》的主要目的是改革政府主導的投資體制，確立企業在投資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實行企業自主投資，自負盈虧，銀行自主審貸，自擔風險。《決定》規定，對企業不使用政府投資建設的項目，一律不再實行審批制，政府只對重大項目和限制類項目實行核準制，其它項目無論規模大小均改為備案制。行政審批制是投資體制矛盾的焦點。由于政府并不比企業了解市場，依靠行政手段審批大量的具體項目必然是低效的。所謂政府核準，就是政府作為社會和經濟的管理者，對企業投資建設的重大項目和限制類項目等，從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布局、保障公眾利益、防止出現壟斷和過度競爭等方面進行審核，而不再對項目的市場前景、經濟效益、資金來源和產品技術方案等進行審批。除此之外，其它的投資項目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由企業按照屬地原則向地方政府投資主管部門登記備案，由投資主體自行決策，依法辦理用地、資源、環保、安全等許可手續。如果企業想投資建設一個項目，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準，只需將計劃方案上報政府即可。比較審批制與核準制，兩者的共同點都是政府有權力決定一個項目能否上馬，但由于其基本出發點不一樣，投資中政府的角色也就不同。前者是從企業所有者的角度去審批，后者則從政府承擔的社會經濟公共職能的角度來考慮其效果。

　　二、新的投資體制改革決定可能存在的問題

　　首先，《決定》中為政府投資設定的領域包括：公益性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推進科技進步和高新技術產業化。這些領域仍有過寬之嫌，比如高新產業，政府就可以完全放手讓企業去做。

　　其次，對于政府投資的項目，這次提出要完善政府投資制衡機制，投資主管部門、財政主管部門以及有關部門相互監督。但是，對于一些重大項目僅有政府部門之間的監督制衡是不夠的，人大與政協都應該參與到政府部門的制衡機制中來。這次出臺的投資體制改革方案所要解決的，實際是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的問題。對政府投資的責任約束，從本質上說，不單是投資體制的問題，甚至主要是政府體制問題。由投資主管部門設計的改革方案，還很難擺脫部門的局限性。這次改革極有可能是投資項目的計劃審批權限在不同部門之間重新劃分。這次出臺的改革方案明確提出，要建立對政府投資決策的追究制度。但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是，如何對政府投資進行問責、誰來問責、問責誰？對政府投資進行問責是否有足夠的體制支撐和內在動力？在政府內部，怎樣建立有效的政府投資制衡機制？在改革過程中，這是無法回避的問題。否則，很可能出現我們希望政府機構自問自責，而事實上無法問責的情況。尤其是，當我們在強調按照程序決策的時候，應該注意到，在現實生活中，政府投資決策程序往往是合法的，至少經過解釋可以讓它合法。這種情況是否會成為問責制的盲區？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只是投資體制改革中的一小步，如果不建立責任制，只改審批制，領導不承擔投資決策失敗責任的狀況仍不會改變；只要權力與責任脫節，劣質而無人負責的“首長工程”就還會出現�！稕Q定》出臺之后，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另外，《決定》賦予了大型企業集團更大的投資自主權。這些大型企業只要編制中長期發展建設規劃且經國務院或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批準后，規劃中屬于《決定》規定的核準目錄內的項目可不再另行申報核準，只須辦理備案手續。這些大型企業集團大都屬于中央直屬企業，處于壟斷的地位，爭取銀行信貸容易，而且它們一上都是大項目，這樣，未來再出現投資膨脹很有可能就由這些特大型企業所誘發。

　　同時，《決定》中所列的需要核準的項目面過寬，而真正只需備案的項目面過窄，仍為行政權力干預經濟留下了空間。這都需要在改革過程中逐步完善，以便真正構建起新型的投資體制。

　　三、政府在投資中的角色定位

　　在投資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很重要。投資體制固然可以作為政府角色定位的一個框架，但是還不夠。投資體制在一定意義上只是政治體制的一個部分，還應當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這兩種體制框架中給政府作角色定位。在我國，政府的經濟職能有些扭曲變形。政府經濟職能涉及到很多指標，但考核政府的政績僅僅看反映經濟增長的數量指標，這樣很容易造成政府經濟職能的扭曲。我們國家面臨的問題是，政府經濟職能要優化，或者說改造、轉化，而不是放棄經濟職能。另外，政府的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的關系也需要調整，具體講，主要有以下幾點：

　　1.提高中央政府在投資方面的宏觀調控能力

　�。�1）提高投資規劃的權威性。中央政府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產業發展計劃、地區發展規劃、固定資產投資計劃等，并保證這些計劃的連續性和科學性。這樣可以使投資主體知道國家經濟和產業發展的重點、國家對投資的調控目標以及國家未來經濟的走向。

　�。�2）重視使用經濟手段。盡量避免直接使用行政手段調控投資給微觀投資主體帶來的震蕩。應合理利用稅收、價格、利率、證券發行、信貸等經濟杠桿，調控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利用稅收調控主要是通過設置與投資有關的稅收，或對現有的一些稅實行減收和免收的辦法去調控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如征收投資方向調節稅；對企進行技術改造而進口的高新技術設備減免進口環節的一些稅收；對企業利用盈利投入國家鼓勵建設項目的資本金和還貸資金，退還部分或全部企業所得稅；對高新技術產業的風險投資項目，在其投產后一定時期內減免企業所得稅等。這些都是對調整投資結構有一定作用的措施。價格調控是國家通過對其控制價格的產品制訂優惠性價格的辦法，提高投資主體對國家鼓勵建設項目投資的積極性。如可在一些鐵路新線上繼續執行過的新路新價等。利率調控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進行調控時，可提高或降低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以抑制投資規模的過快增長或投資總量的增加；二是對投資結構的調整，主要是對國家鼓勵發展的行業的建設項目在貸款利率上給予優惠，由政策性銀行對該項目發放軟貸款，或者由國家財政為商業銀行提供貸款貼息。國家掌握的建設債券發行和企業股票上市的批準權，都可以用來支持國家鼓勵發展的項目建設，提高投資主體向這些項目投資的積極性，達到調整投資結構的目的。

　　（3）實行嚴格的法律約束。固定資產投資和項目的建設涉及到經濟和社會的多個方面。因此，許多方面的法律和法規都能對其起到約束作用，如關于土地和其它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產業政策、籌資和融資、城市規劃、企業組建、招投標、合同執行、設計、施工、監理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目前我國在這些方面的法律法規基本上都已建立，對投資的調控效果很明顯，問題的關鍵是有法不依或執法不嚴，起不到預期的約束作用。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中，一般沒有人專門地研究投資體制，也沒有制訂專門的《投資法》，但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利用環境保護、土地和資源利用、產業發展、貨幣金融、企業組建、合同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對投資者的投資行為進行法律約束�？紤]到投資建設涉及的方面和領域太多，無法用一部《投資法》來解決投資建設領域的可能遇到的各種法律問題，因此，當前我國不應該追求制訂一部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都能起調控作用的《投資法》，而是應該制訂對國有單位投資主體有約束作用的《國有資產投資管理條例》或《國有資產投資法》。

　�。�4）建立有效的投資信息導向制度。中央政府通過信息導向對投資者的投資規模和投資方向進行引導。這些信息應該包括：與未來資源和市場條件發展變化有關的信息，包括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總需求與總供給信息、國家產業政策變化信息、產業發展和調整信息、行業的需求和供給信息、地區市場發展和變化的信息、國際市場發展和變化的信息、產品的價格走向以及各種對投資者建成項目的效益可能產生影響的信息等；產品技術信息，包括新技術、新產品在產業中的應用前景和對市場的影響、國外同類技術應用效果情況、國內同行對技術的看法和采用計劃、產品更新換代的時間周期等。

　　2.規范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

　　20世紀80年代初期實施的領導干部選拔和晉升標準的重大改革使地方官員的晉升與地方經濟發展績效掛鉤。以GDP增長為基礎的晉升激勵在調動地方官員發展地區經濟的積極性方面曾發揮過重要的歷史作用，這在經濟改革初期、計劃體制的束縛還相當嚴重的時候尤為如此。但隨著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區域分工與整合的需求日益增加，這種激勵機制的消極后果也越來越明顯。各級地方政府的官員一方面是“經濟參與人”，即像任何經濟主體一樣關注經濟利益，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行政性分權和財政包干強化了地方政府的經濟動機；但另一方面，這些地方官員同時也是“政治參與人”，他們關注政治晉升和政治收益，各地的官員不僅在經濟上為財稅和利潤而競爭，同時也在“官場”上為晉升而競爭。為了實現地方政府官員的晉升，地方政府在選擇投資項目時，不僅考慮經濟因素，也考慮政治因素。為了實現最快的晉升，各級政府互相攀比，一些明顯虧損的、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投資項目也上，結果造成產業結構趨同，投資膨脹。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制度進行反思。目前中央政府特別強調科學發展觀問題，淡化GDP指標，強調綠色GDP概念等等，正是改革傳統政績考核體系的一種積極舉措。為了盡量降低晉升激勵所帶來的消極后果，地方政府應負責本地區的公益性項目。應該將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服務本地公眾的能力和滿意度等方面。地方政府盡量不介入盈利性項目，減少地方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地方政府干預少了，直接投資少了，角色真正轉變為公共產品的供給者、經濟社會環境的創造者、維護者，政府機構就不但能自動生成“內部消腫”效應和廉政效應，而且還能在抑制地方項目投資盲目過熱方面自動發揮積極作用。

　　3.政府投資管理和項目管理職能分離

　　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承擔著社會和經濟發展多方面的責任，固定資產投資建設僅是其眾多職能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政府中直接管理建設資金的人員數量及專業、時間、能力有限，不可能對種類眾多的大量國有單位投資項目進行具體的管理，尤其是在需要精簡政府機構的背景下，政府擺脫繁瑣的項目管理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改革措施。因此，政府的投資管理職能和項目管理職能分離是必要的，即政府部門只對投資的總量、結構進行管理和調控，而把建設項目從決策到實施的工作交給由國家授權的機構（企業）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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