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投資一般指特定的人員或機構向創業初期預期有較大發展潛力。但風險也很大的企業提供融資或參與管理的行為。這里的特定人員或機構一般具有較高的技能和較為雄厚的資本，通常稱為風險投資者或風險投資公司；接受投資或管理的企業，通常是高科技企業，稱為風險企業。由于風險投資與企業創業緊密聯系在一起，所以又稱創業投資。在我國，風險投資剛剛起步，但對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意義十分重大，因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本文僅就政府在促進風險投資發展中的政策選擇談談粗淺看法。

　　一、風險投資需要政府支持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又強調，要“通過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上述論述，實際上已為我國政府在促進風險投資發展的戰略選擇上指明了方向。首先，風險投資是促進科技創新的主要方式。風險投資的對象主要是高科技企業，其環節是企業的創新階段，說到底就是對科技創新的投資。在現代社會，科技的發展總是與強有力的資金支持聯系在一起，國內外的經驗均表明，誰在風險投資上的力度大，誰就會獲得較多的科技成果及相關的效益。其次，風險投資概念的形成是投資理論的創新。傳統的投資理論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但將風險投資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提出，還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它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形成的理論范疇，同時又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要促進作用。風險投資與其它投資形式相比具有自身鮮明的特點，并有重大的實踐價值，所以這一理論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重視，成為很多國家政府制定投資政策的依據。再次，風險投資機制具有制度創新的特點。風險投資是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方式，投資者采取股權融資的形式，并有配套的變現或退出機制，同時，這種投資又以產學研密切結合為前提，以高技術向生產力轉化為目標，發揮巨大的傳導和滲透機能，從而促進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風險投資機制的效能是其他投資方式所不能比擬的，具有超乎傳統投資方式的優勢。

　　風險投資是一種發展前景十分廣闊的投資方式，自上個世紀40年代在美國形成以后，就一直為世界各國所重視，很多國家政府都采取了扶持性措施，而且，扶持的力度有不斷加大之勢。之所以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在于與其他形式的投資不同，風險投資對政府有較強的依賴性。其道理有三點：一是風險投資需要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提供支持。風險投資的首要風險就是一旦其成果轉化為專利產品后，常常面臨假冒仿制產品的沖擊，從而使風險投資者的巨額投資付之東流。如果沒有完善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任何投資者都會對風險投資望而卻步。二是風險投資需要政府在金融制度方面給予支持。風險投資數額較大，回收期較長，因而需要有完善的融資制度和保險或再保險制度，同時，風險投資需要有配套的退出機制，如對其開放的證券市場或股權轉讓制度。而所有這些制度建設均屬政府的職權范圍。三是風險投資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如信用擔保、政府采購、稅收優惠等。這些政策，可以對風險投資的早期發展起到催化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高風險切實能帶來高回報。

　　二、政府扶持風險投資的適當方式

　　實際分析我國科技發展的現狀，無論在整體水平、尖端項目的數量，還是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均與西方重要發達國家有一定差距，這對我國實現社會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極為不利。因而，急需找到一種對科技發展具有強有力促進作用的機制或手段，加快科技發展的速度，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無疑，風險投資就是其中重要的機制之一。

　　我國的風險投資業起步較晚，8O年代中期才成立第一家從事風險投資業的企業，至今風險投資機構總量也只有100多家，全部資本不到20億美元。我國風險投資業發展遲緩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及社會各界未予足夠的重視，很多人在認識上還未將風險投資作為一種重要的投資方式，對其在促進科技發展上的作用還持懷疑態度，因而在工作中對其采取放任的態度，既無深入的研究，也無相應的戰略考慮。二是沒有配套的制度建設。沒有專門的立法，在已有的各種經濟法律中，對風險投資的特點未予以相應考慮，加之在專利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執行上存在一些問題，進一步影響了風險投資的發展。三是政府扶持的方式不當。我國目前的風險投資構成大部分屬于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民間投資的份額較小。與之相反，在稅收政策、政府采購、融資擔保等方面政府幾乎沒有采取有針對性的行動。這樣一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風險投資機制，制約了風險投資的健康發展。

　　面對上述現實，我國今后的選擇已十分明確，即為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首先要實現觀念的轉變，真正對風險投資這一新興的投資方式重視起來，加大研究的力度，制定中長期的總體發展規劃。其次要在立法執法上狠下工夫，加快有關風險投資立法的進度，加大執法的力度，以使風險投資有法可依、有法律保護。在執法方面，重點是進一步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通過對假冒、仿制產品的打擊，促進風險投資高回報目標的實現，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就是盡可能縮小風險投資中的外部性影響。最后要調整政府支持的方式，加大支持的力度。即要將對風險投資的支持由直接投資轉換為稅收優惠等間接方式，通過完善和改進稅收優惠制度和政策強化對風險投資支持的效果。

　　政府直接參與風險投資在一定時期內可以對風險投資的發展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顯：一是風險投資在本質上是一種企業行為，屬于市場范疇，具有自主選擇、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特點。由政府自身的特點所決定，政府直接進入風險領域，將會影響風險投資市場的競爭秩序，并對民間投資形成擠出效應，從長期看，不利于風險投資的順暢、健康發展。二是政府直接參與風險投資同樣會面臨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一政府投資的低效率，搞不好，血本無歸的情況很可能發生，不僅對政府財政形成拖累，甚至波及民間投資，這樣的例了，國內外屢見不鮮。三是政府的投資應以公共項目的建設為目標，在性質上就與風險投資的特點相悖，在政府財政預算一定的情況下，投資于競爭性領域必然會擠占公共工程預算，影響政府公共職能的實現，這是一種合本求末的選擇。

　　采用稅收優惠的方式扶持風險投資有三個方面的優點：一是稅收優惠屬于間接調節方式，可以為風險投資創造更有利的政策環境，從而增強風險投資的吸引力，但政府本身并不參與競爭，與政府的職能要求相一致，有利于民間投資的進入，并可以激勵企業自由競爭，在競爭中求發展。二是稅收優惠針對的是風險投資成功企業的利潤，在風險投資剛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企業的新增利潤，因而實行稅收優惠對政府的影響不大，換個角度考慮，是一項培植稅源的工程。即使對風險投資的利潤存量實行稅收優惠，政府所承擔的損失也是有限的，比較起來，遠比直接投資的財政風險小。三是稅收優惠的作用效力較大，它是以風險投資主體為優惠對象，以提高風險投資的收益率為調節杠桿，進一步強化了風險投資高回報的結果，因而具有很強的誘導作用。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國一般均以稅收優惠政策作為促進風險投資發展的主要手段，很多國家都制定了專門的制度。美、英、日等風險投資業比較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已證明，這一扶持方式是十分有效的。

　　三、完善我國風險投資稅收優惠政策的設想

　　近年來，我國為促進社會經濟事業的發展，參照其他國家的作法，對一些產業、區域實行了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這些政策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取得了明顯的成果，但在執行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如由于一些政策在設計上針對性不強，因而效力較弱，有些政策過于寬泛，無嚴格標準，被濫用或鉆了空子，造成稅收收入大量流失。因而，在設計我國風險投資稅收優惠政策時，必須注意防止上述問題，具體來說，要堅持以下三項原則：一是確保出臺的政策真正有效。即要有針對性，確能形成對風險的誘導力和吸引力。二是要兼顧眼前和長遠。從長遠看，風險企業是國家的重要稅源，不能長期放棄，在近期對其實行力度較大的稅收優惠是必要的，但從稅收上考慮，這也是一項培植稅源的措施，是為將來獲取更多的稅收收入奠定基礎，因而制定政策不能沒有限制，特別是不能無限期。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對風險投資的稅收支持，關鍵在于早期，即對其早期投入的稅收優惠效果最好，而一旦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優惠力度就可以降低。三是所確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必須有嚴格的標準和條件，不能被濫用，不能形成新的稅收漏洞。關于稅收優惠的范圍，應限制在風險企業中的高科技企業以及作為其投資者的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家。稅種應主要著眼于所得稅，不能到處開口子，這也是發達國家的通常作法。

　　按照上述原則，并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的實際，在完善我國風險投資稅收優惠政策時應重點解決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1.消除或減輕風險投資的重復征稅。目前風險企業要按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作為風險企業的投資者—一各類風險投資公司從風險企業獲得的利潤也要繳納企業所得稅，風險投資公司各股東、債權人從風險投資公司獲得股息、紅利、利息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也就是說，風險企業的一些利推往往要負擔三道稅。這種嚴重的重復征稅是制約風險投資發展的重要因素，必須首先解決。在我國，消除企業重復征稅始終是稅制建設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但由于種種原因，尤其是受到稅收收入任務的制約，這一問題至今沒有很好地解決。筆者認為，目前可以風險投資作為一個突破口，首先消除其重復征稅問題，并以此帶動重復征稅問題的全面解決。具體辦法：可以實行抵免制，即風險投資公司在就其從風險企業獲取的所得納稅時，先抵扣掉這部分所得已負擔的稅收，個人投資者就其從風險企業或風險投資公司獲取的所得納稅時，先抵扣掉這部分所得已負擔的稅收。這樣一來，風險投資的重復征稅問題就可以減輕或消除，必將有力地促進這一產業的發展。

　　2.研究調整投資所得的稅收政策。對投資所得如何征稅一直是稅收政策中爭議較大的問題，傳統的稅收理論認為，投資所得是一種資本收益，應同勞動所得一樣納稅，不應減輕或放棄。而現代一些稅收學家則認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為促進經濟增長，投資所得的稅負應減輕。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所得稅應改革為以消費為稅基的模式，即對投資所得完全放棄征稅，如單一稅的設計就是如此。近年來，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很多國家都出現了經濟衰退或停滯的情況，針對這一現實，一些國家采取了降低投資所得稅負的政策，少數國家采用了單一稅的模式，如俄羅斯等。美國布什政府也在積極研究實行以消費為稅基的所得稅的方案。我國目前的情況是內需不足，投資和消費不旺，其中投資的增長主要靠政府發行國債推動，民間投資增長緩慢。因此，這時降低投資所得的稅負極為必要。如果全面降低稅負有一定難度，可以先降低風險投資的所得稅稅負，初步考慮，可將投資所得稅負由目前的2O％降至10％左右。此外，我國目前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與世界各國相比，也是略高了一些，可在全面清理稅收優惠的前提下，將其降下來。這兩項政策調整，對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均是十分有利的。

　　3.進一步完善加速折舊、費用扣除等間接扶持措施。

　　對風險投資的支持除可采取降低稅率、實行稅收抵免等直接措施外，還可以采用一些間接的辦法，如調整折舊、費用扣除、成本開支政策等，由于這些政策縮減了企業和個人的納稅范圍，從另一個方面減輕了稅負。而且，這些措施的針對性較強，因而效果更為明顯。我國目前在稅收上已有加速折舊的規定，但限制條件較多，一些風險企業不能完全享受。但風險企業大都具有技術不完全定型、固定資產更新周期短、早期投人大等特點，從支持其發展的角度考慮，應允許科技型風險企業全面運用加速折舊政策。另外，風險企業的研發投入比重高，經營風險大，人員工資高，稅收政策也應適應這一情況加以調整。一般認為，研發費用投入是企業發展的基礎和關鍵，通過稅收政策鼓勵企業研發投入是各國政府的通常做法。我國目前已有對研發投入的稅收優惠政策，如當年研發經費支出超過上年10％的可加扣50％等。但因風險企業的大部分研發投入在企業形成經營所得之前就已發生，這一政策并不適用。為鼓勵高科技風險企業的發展，可考慮按研發投入占企業總投人的比重及研發投入增長比例兩項指標制定稅收優惠政策。同時，為促進風險企業進一步發展，可在一定條件下允許其提取風險準備金，允許內資風險企業比照外資企業稅前全額列支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