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Dr.Edward K.Y.chen的《香港地區資本在中國內地的表現與影響》

　　由Edward K.Y.Chen教授所寫的《香港資本在中國的經驗與意義》一文，在對香港、廣東和內地許多其它地區的情況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之后，借助關聯與技術外溢效應分析，從香港在內地的投資特點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兩個方面研究了內地香港資本的投資特點；同時也研究了香港資本大量外流對香港自身經濟的影響。

　　把香港在內地的直接投資作為研究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切入點，具有重要意義。從1978年對外開放以來，中國引進的外資以港資為主。截至2002年底，港資占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比例為54.22％。研究香港投資在內地的表現與影響，對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乃至研究世界外商直接投資對投資東道國的影響都有很好的借鑒與指導意義。

　　Edward K.Y.chen教授的這篇論文首先回顧了香港經濟發展與對外投資的過程。文章指出：基于飛雁型發展架設（flying geese hypothesis），工業化國家傾向于把自身成熟的產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以改變自己的比較優勢。日本是第一個把自己的紡織品與服裝產業、電子與電器產業向香港轉移的國家。

　　香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20世紀70年代開始向外轉移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自己重點發展金融、銷售等服務產業。香港把投資重點放在亞洲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中國臺灣、新加坡等，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資本集中投資在中國內地。

　　Edward K.Y.Chen教授從四個方面研究了港資在內地的投資特點：

　　（1）投資規模與形式。1990—1996年，在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50％以上來自香港；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引進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逐漸增多，港資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1992年比例最高，達70.01％，2002年降到33.86％。外商對華投資采用的形式主要是直接投資和其它投資。在直接投資中，采用較多的是合資、合作、獨資、有限公司和合作開發。其它投資包含“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在這一部分，Edward K.Y.Chen教授特別提到的是“資金迂回”（round tripping）現象。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政府對引進的外資給予稅收等方面的優惠，國內的一些資本為了能夠利用這些優惠措施，借道香港等地區然后返回大陸投資。所以，統計數據中對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尤其是港資的數據有高估的可能性。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限制不明資金的進入，“資金迂回”的現象有明顯好轉。但是在引進的港資中，有多少投資實際上是內地資本，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2）投資地區。在地區分布上，內地是香港投資者的首選；在內地，香港投資主要集中在廣東，在廣東又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地區，尤其是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和中山地區。這與廣東與香港的文化相似、地理位置接近、相對穩定的政策是分不開的。盡管東莞不是經濟特區，但由于其靠近深圳經濟特區，方便利用特區良好的基礎設施，同時政策相對又比特區寬松，因而吸引了大量的港資。

　　Edward K.Y.chen教授注意到香港對外投資的“零和博弈”現象。

　　香港對內地投資的增多，另一方面也導致在東南亞其它國家投資的減少。1997年，香港在印度尼西亞的投資為232萬美元，1999年下降到144萬美元，2000年降到122萬美元。

　　（3）投資動機與影響因素。Edward K.Y.Chen教授把外商直接投資的動機分為兩類，一是追求成本最小化，二是尋求市場。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投資者往往把生產放在幾個低成本國家，然后把零部件和半成品集中到一個國家進行組裝，最后出口到世界市場。尋求市場的投資者，看重的往往是東道國市場的大小、消費者對產品的接受度、政府管制等。香港在內地的投資主要是看重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投資策略選擇為出口導向型。2002年，港資企業的產品71％用來出口；19％用來深加工；只有10％用來當地銷售。

　　Edward K.Y.Chen教授估計，大約50％的港資企業的全部產品用來出口。但是，Edward K.Y.Chen教授在對10家港資企業的調查中發現，港資企業在逐漸改變他們的投資策略，增加在當地的采購力度、從當地招聘技術人員、成立研發中心等，以增強企業在當地的競爭力，擴大在當地的銷售量。

　　在影響港資在內地投資的因素方面，Edward K.Y.Chen教授運用OLI優勢理論分析指出港資企業不具有所有權優勢；國際化優勢不是港資企業和其它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考慮的重點因素；港資企業的優勢在于區位。港資選擇在內地投資的重要因素是內地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勞動者的素質是否會影響投資的選擇取決于所要投資的產業。初期，港資大多投資于傳統的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文化的相似性對中小型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更大，勞動者素質的影響較小。而對于大型的跨國公司而言，良好的投資環境、完善的基礎設施和政治的穩定則是他們考慮的因素。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經濟特區在引進直接投資方面所起的作用。

　　Edward K.Y.Chen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盡管中國的經濟特區引進了較多的直接投資，但很難區分是特區的優惠政策還是特區比其它地區更加完善的基礎設施在起作用。

　　（4）產業聚集。產業聚集指大量具有競爭性和互補性的企業選擇在一個相對集中的地區進行投資。Edward K.Y.Chen教授在文中指出，產業聚集往往出現在小城市；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聚集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為了實現成本最小化，港資企業從經濟特區轉到特區邊緣進行投資，這些邊緣地區勞動力成本和與政府交涉的成本都比較低，例如東莞、中山、順德等。東莞現已成為世界最大的電腦配件市場，也是亞洲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中山是世界最大的照明設備生產基地。香港資本在內地的投資產業經歷了一個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資金密集型轉化的過程，近幾年在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資金有所增加。這也是國際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趨勢，外商投資的產業逐步“高級化”、“集群化”。

　　論文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在東亞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章把外商直接投資影響東道國的渠道分為四種，一是與當地企業的前后向關聯；二是合同轉包（Subcontracting）；三是通過勞動力市場；四是跨國公司對當地企業的示范效應。同時，借助對在華特別是廣東省的外資研究，Edward K.Y.Chen教授分析指出跨國公司對東道國出口能力、技術提升和產業轉型有促進作用：

　　（一）出口能力。香港企業對內地特別是對廣東省出口能力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1986年加工組裝產品出口占中國出口量的16.6％，1987年上升到67％；中國50％的出口是由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貢獻的。廣東出口的迅速增加主要得益于港資。1978年廣東的出口貿易額僅為13.88億美元，而1986年出口貿易額達42.82億美元，并從此成為全國出口額最高的省份。1979—2002年間，廣東省出口貿易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0.19％。出口迅速增長的過程也是廣東大量引進外資特別是港資的過程。20世紀80、90年代，港資企業的技術、市場經驗與廣東廉價勞動力的結合，促進了類似加工組裝這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飛速增長。

　　（二）技術轉移。一些宏觀數據研究表明廣東的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提高。統計數據也表明，廣東省是引進外資較多的城市，每年申請專利的數目也較多。在中國，人力資本的流動率在11％～20％之間，而人力資本的流動是技術轉移的重要渠道。通過人力資本的流動，先進的管理技術從港資企業轉向內地企業。但是，Edward K.Y.Chen教授在文章中也指出，香港資本出口導向型的投資策略，決定了在技術轉移方面，與發達國家的投資相比，港資企業在對內地企業進行專利轉讓與技術服務方面較少；技術轉移多發生在市場導向投資策略的外資企業。

　　（三）產業升級。20世紀80年代，香港資本在內地的投資主要是完成自身成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投資的重點在紡織品和服裝、箱包、鞋等勞動密集型產業；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投資耐用消費品，主要是家用電器；隨后則是信息技術、電子和石化產品，這三個產業已經成為廣東重要的新興工業。廣東省產業結構的升級，外商直接投資尤其是港資起了重要作用。

　　Edwald K.Y.Chen教授最后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母國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會限制投資母國工業化的進程，是個有爭議的問題。Edward K.Y.Chen教授認為，這一效應的產生取決于投資母國重組從對外投資釋放出來的資本與勞動力的能力。過去的二十年，香港產業結構調整迅速，由勞動密集型產業釋放出來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迅速轉移到服務業。香港的產業結構調整有兩個層次：產業間（夕陽產業的資金轉移到其它產業）和公司內部。公司內部重組包含兩個方面：1.重組后，香港母公司從生產制造轉換為提供與制造相關的服務，例如設計、管理等；2.重組后，子公司與母公司保持密切聯系，從母公司購買大量相關的產品，為母公司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所以，對香港來說，并不存在產業空心化現象。

　　Edward K.Y.Chen教授《香港資本在中國的表現與影響》一文的結論是：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香港的跨國公司與他們子公司的垂直聯系不強；但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策略影響香港跨國公司向子公司轉移適宜的技術和人力資源等。香港的直接投資促進了產業結構的提升。最后，Edward K.Y.Chen教授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成功主要在于靈活性：組織形式與產權組合靈活、靈活的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層層推進的對外開放措施、鼓勵加工工業出口，香港投資的示范作用。

　　這篇論文以香港投資作為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切入點，用實證數據說明了香港投資的特點，特別注意到中國統計數據對香港直接投資的高估問題，對我們進一步認識與分析香港投資對經濟的影響有借鑒意義，但是還有兩個問題有待進一步分析：一是港資高估問題；二是港資對中國技術提升的作用。

　　港資高估問題。一些源自中國的資金在海外打轉之后以外資身份重新投資到中國，形成資金迂回現象。外資享有稅收優惠是造成這種現象的誘因，盡管中國有外匯管制，但也無法杜絕這種情況的發生。國際金融公司200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一比重在2000年為30～50％；市場的估算為10～20％左右。香港作為自由港，便利的地理位置，一些內地的資金取道香港然后帶上港資的帽子回內地投資。對于中國來說，這些資金如果沒有流出，可能不具有投資的誘因而留在銀行系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但是，“資金迂回”會對中國的稅收造成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港資對內地經濟的貢獻也將縮水。針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了中國自有資金的投資，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促使自有資金投資，也是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技術提升問題。跨國公司對投資東道國技術升級產生作用的途徑有兩個：技術轉讓與技術外溢。技術轉讓通過內部渠道、市場渠道向東道國企業進行技術轉移，是一種交易行為。正如Edward K.Y.Chen教授在文中所說，港資企業對當地企業的技術轉讓較少。技術溢出是一種外部效應，是跨國公司對當地企業的一種非自愿行為。技術溢出的途徑可以歸類為三種：1.示范模仿；2.廠商間的前向和后向聯系；3.人力資本的流動。對示范模仿效應的研究，理論上認為只有存在技術差距才可能出現示范和模仿，技術差距具體體現在要素稟賦和勞動生產力兩個經濟指標上。廠商獲取技術知識的另一種途徑是“逆向工程”，即通過對產品的研究獲取生產該產品的技術，是一種重要的模仿手段。廣東省出口產品結構的提升得益于對港資企業的模仿效應，廣東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的出口產業多是港資重點投資產業。從東道國的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資所產生的關聯效應可以以多種方式作用于經濟，海外采購可以成為技術轉移的主要渠道。通過對東道國其它企業的銷售與采購，新的技術與管理知識、方法以及許多具體的規則和標準得以從FDI企業向外擴散和傳播。同時，通過這種關聯，創造出一種“市場作用”，增強國內市場的競爭性，加強東道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聯系，從而把國際間的競爭帶到了東道國其它企業中。從這個角度考慮，港資企業由于在當地采購原材料與銷售產成品較少（調查數據表明，與日資、美資、歐資企業相比，港資企業具有最高的平均出口率和較低的當地采購率），與當地企業聯系較少，關聯效應導致的技術提升作用也較少。人力資本流動方面，與美資企業相比，港資企業員工的流動性較低。較低的流動率限制了技術外溢的程度。所以，港資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內地的技術提升與產業結構升級還有待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