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

　　經濟的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是兩個獨立研究課題。本節先對全球化與金融化的一般發展狀況和趨勢做一簡要回顧。

　　（一）經濟的全球化

　　經濟的全球化趨勢始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廣泛發展，90年代迅猛推進，備受關注。“二戰”剛剛結束的1947年世界貿易量只有450億美元，其中，美國又占了144億美元。到1997年整整半個世紀以后，全球貿易量已達61，000億美元，外加 12，億美元的服務貿易，50年增長了160多倍，美國所占相對份額由原來的32％下降到不足10％，但絕對量增長到6，000億美元，是1947年的 42俺這種“量”變的積累，必然帶來世界各國經濟、金融和政治關系的“質”的飛躍。這就是經濟金融的全球化，即相

　　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并作為一個整體的依存性的空前提高，以及經濟、金融波動和危機的傳導性急劇增長。這些從根本上改變各民族國家和經濟體歷史傳統關系的性質、態勢與格局，特別是根本改變了彼此間經濟、金融、政治、外交關系的性質與格局，也產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新問題。

　　（二）經濟金融化的進程加劇，程度加深

　　經濟金融化的進程，發端于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得到發展，90年代發展加劇，異軍突起。經濟的全球化與經濟的金融化并不是一個問題，而是兩個既相互區別、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問題。首先，經濟全球化是以全球各國為一個統一體來談各經濟體相互之間的整體依賴關系，經濟全球化中當然也包括金融的全球化，所以我們常常提經濟金融全球化；其次，經濟金融化是既從各民族國家及經濟體自身，也從全球經濟整體來看而得出的結論。到90年代后期，全球證券市場的年交易量為70，000—80，000億美元，國際信貸余額為38，000～40，000億美元，年保險費收入為25，000—30，000億美元，國際游資72，000—75，000億美元，全球日外匯交易量為此，000—20，000億美元，一年交易量達幾百萬億美元之巨。20世紀50年代中期，同全球各國間的貿易相關的國際間資本流動與貿易之外的國際資本流動之比是9：1；而到90年代后期，這一比例關系迅速逆轉為1：45，急劇提高了 400余倍①。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突飛猛進的發展。

　　概括地講，經濟金融化的涵義與表現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1.經濟與金融相互滲透融合，密不可分，成為一個整體，故人們常稱今日之市場經濟為金融經濟。

　　2.經濟關系日益金融關系化。社會上的經濟關系越來越表現為債權、債務關系、股權、股利關系和風險與保險關系等金融關系。以美國為例，80年代中期美國人口的1／4直接有股票與債券，3／4的人口直接或間接待有股票與債券，包括醫療保險基金、社會保障保險基金和各種投資基金。

　　3.社會資產日益金融化。一般以金融相關率，即以金融資產總量／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來表示。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在90年代初最高曾達3.26一3.62之間，90年代后期有所下降；同期發展中國家一般在0.3—1.5之間，少數發展中國家，例如韓國曾高達4.36中國最高曾達2.34.90年代后期的東亞金融危機反映這一比率也不是越高越好。在一個世紀前，美國的金融相關率是0.07，英國是0. 03一0.35，德國是0.12—0.15，法國是0.16—0.20，意大利是0.20，日本是0. 021.1913—1935年間，上述幾國家大體在0.7一0.8之間，只有日本例外，為0.32一0.40之間。以上的統計數字表明：（1）在一個世紀之前，由于相關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差異而使這些國家間的金融相關率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特別是美國和日本非常之低；（2）一百年之后這一比率提高到3.2以上，差距也大大縮小，這既表明社會資產金融化程度的極大提高，也表明彼此間發展水平差距的縮小；（3）少數發展中國家，例如韓國和中國，有許多特殊情況，值得注意。中國的相關統計說明，我國助改革開放的迅猛發展，經濟金融化的迅猛提高，且發展速度比發達國家快得多，發展進程短得多。

　　4.融資非中介化、證券化和金融傾斜逆轉。在人類金融發展史上，一般是間接金融發展在前、直接金融發展在后，先有短期金融業務、后有長期金融業務，而且在間接金融與短期金融之間，直接金融與長期金融之間，有一種大體的對應關系。這兩組對應因素，不僅在產生發展的時間上明顯地一個在前，一個在后，遠不是平行的而且在總的業務量或市場占有率方面，也遠不是均衡的，即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間接金融所占比重大大超過直接金融，即使是直接金融比較發達的國家也是如此。我們將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問的這種不平行發展和不均衡發展稱之為金融傾斜，實質是金融大幅度向間接金融傾斜，社會融資體制以間接金融為主。顯然，這種金融傾斜井不是任何人為設計或構造的結果，而是商品經濟、貨幣信用、銀行制度、金融體制、經濟發展水平、國民儲蓄量、收入分配結構和方式不斷變化發展的產物。自80年代后期以來，由于全球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歷史性巨大變化的結果，產生了非銀行金融的迅猛發展，融資非中介化、證券化的發展，這一切最終導致原有金融傾斜的“逆轉”，即直接金融的發展速度大大地高手間接金融，直接金融所占的比例日益加大，迅速趕上乃至接近或超過門接金融所占比例。這種歷史性的逆轉，是經濟金融化、社會資產金融化、融資非中介化和證券化的反映。

　　總之，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金融經濟時代，拋開經濟的金融化來觀察經濟的全球化已不可能。

　　（三）以全新的戰略高度觀察與處理金融問題

　　在經濟金融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條件下，“金融已不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一個產業性的、行業性的、專業性的局部問題，而成為影響全球各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穩定的，具有極端戰略重要性的、全局性、全球性戰略問題，金融安全與主權已成為各國國家安全與主權的重要構成部分”②。

　　90年代以來，頻繁發生的大規模金融危機，尤其是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表明，當代經濟學顯然缺乏應有的預見性和全面解釋、解決現實經濟和金融問題的能力，提醒人們重新審視當代經濟學理論在新形勢下的有效性問題的同時，對當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思維方式進行深刻的反思。

　　可以預言，未來世界還會以這樣或那樣的金融波動或危機的方式，以其自身通過強行調整的方武，不聽證明和提醒人們金融問題的極端重要性，而且金融問題將會隨經濟金融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而變得更為突出，全面變革的壓力將更為強大。

　　二、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十大挑戰

　　以下我們從十個方面分析闡述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帶來的重大挑戰。對此我們既需要從各民族國家或經濟體的角度，更應該從全球性的角度，從戰略的高度進行分析研究，并相應提出某些前瞻性對策。

　　（一）全球各經濟體經濟金融發展穩定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空前增強

　　經濟金融的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發展，使各民族國家或經濟體發展穩守的整體性以及彼此間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相互合作、相互競爭和共同發展的依存性空前增強。不管各民族國家各經濟體之間社會意識形態、民族宗教信仰、社會發展與科技水平有怎樣的差異，它們之間發展的整體性與依存性已經大到足以超越這些差別，而且它們必須在相互依存并實現共同的可持續性整體繁榮發展的過程中，來尋求實現它們各自的不同利益及不同發展模式與生活方式。這也表明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與經濟體可以在閉關鎖國的條件下孤立地單獨生存與發展，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或經濟體可以采取某種措施，單獨損害別人而不同時損害自己。它們之間的整體依存性當然不可能是絕對均衡對等的，但這種發展的差異性并不能改變它們彼此之間發展的整體性與依存性。這是各國為什么必須改革開放的理論根據和時代特征，也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證和各國必須和平共處，必須相互尊重、協調、合作和妥協的最深刻根源。

　　（二）各民族回家或經濟體及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的不穩定性增強，金融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部分

　　世界各國在過去20年，特別是90年代以來的發展實踐表明，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后果具有相互依存、促進共同發展的正效應，同時也具有蕭條、波動與危機聯動、互動的負效應。這種雙重的效應，是一柄“雙刃劍”，人們不能只要前者，不要后者。尤其是后者；對國別和全球的震蕩與影響有時還非常之強烈，甚至是驚心動魄的。

　　1.全球化負效應時時存在，金融波動已成常態，絕非偶發事件。人們必須逐步習慣于在這種波動或危機中生活，他們的經濟金融也只能在這種動態的狀態下發展，必須迅速適應這一歷史性變動，并找到和建立一套在波動危機中求生存，求發展，求穩定的工具、手段、體制與理論，必須在各種危險與風險中實現各自民族國家經濟金融的安全與穩定。這涉及一系列的根本性的整體變動與變革。

　　2.在新形勢下，必須將全球化負效應這一挑戰提高到戰略的高度，認真、嚴肅地對待與處理。在過去20年里，全球各國發生過近百次大小不等的金融波動、震蕩與危機。各國為醫治這種波動或危機的創傷有時甚至要付出相當于其1／5—1／名的年國民生產總值。這次東南亞金融危機使馬來西亞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倒退了十年，使泰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倒退了12年，使全球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下降1／3，使印尼盾對美元貶值82％，使其他相關國家的貨幣貶值30— 40％，使有關經濟體股票市值下跌1／2至2／3，使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社會危機與政治危機，直到獨裁政權的垮臺。

　　3.這場危機突出地暴露出在新形勢下金融的極其脆弱性。金融是強大的，只要人們對它有信心，只要它能正常不斷地運轉，它確實強大元比。然而，一旦人們對它喪失信心，不再去存款反而大批取款，或企業只借款、不還款，金融體系立刻就全癱瘓。所以，對金融脆弱性的認識，必須在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形勢下變成各民族國家的共同意識，這是維護經濟金融安全與主權的社會基礎與根本保證。

　　4.金融波動與危機的全球聯動、互動加劇，危及國家安全。金融具有極強的滲透與擴散功能，金融資源的流動具有高速和跨國界的特征。所以，一旦某一個經濟體的經濟金融出現異常波動或危機，那么就會通過金融資源流動狀態、方式、方向、規模和速度的改變，產生各相關經濟體、各民族國家間的聯動、互動和國際傳導，瞬息之間形成地區性乃至全球性危機。而“金融危機具有逐漸累積不易察覺的特殊隱蔽性和突然爆發的巨大破壞性”O會立刻危及國家安全與穩定。

　　5.由金融資源的不合理開發配置導致的金融危機更不可忽視。實踐表明，任何一個國家和區域政府在自己的經濟決策和政策制定方面與金融的脫節，都會產生無法估量的負面經濟效果。由此導致的金融資源的不合理開發與配置，或者是作為金融資源這一特種資源壟斷性開發主體的政府出于短期經濟與社會利益考慮導致的對金融資源的濫用，都極有可能形成經濟金融波動與危機，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以及民族信心的打擊是同樣深重的，不可忽視的。

　　6，必須警惕某些超級大國聯合運用金融手段、政治外交手段與軍事手段給一國安全造成的致命性打擊。

　　（三）金融資源開發配置流動的全球化與國別間爭奪此類資源主導權的矛盾日趨激烈

　　社會資源中有兩種資源，即金融資源與信息資源，在正常情況下具有全球無國界高速流動和瞬息間跨國界轉移的特征。這兩種資源更具有可能被全人類開發利用共有共享的特征，盡管它常常益有深深的民族國家的鮮明烙印。在這種情況下，金融資源的開發利用、配置流動的全球化與強國間爭奪此類資源的主導權的矛盾日益突出。現存的國際貨幣金融體制，仍然是以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協定為基礎的。在非實體經濟高度擴張的今天，資本在國際間流動只有酬多一點是同真實的生產與交易活動相聯系的。美國是全球金融資源的最大開發利用國。流動于全球各地的幾萬億美元金融資產以及上千種的金融衍生商品在金融、貿易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口號下，橫行全球市場無阻擋。掌握了國際問金融資源開發供給主控權的國家可以獲得種種好處，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應當講歐元的啟動，它的理論意義和對全球經濟金融的深遠影響都將是巨大的，但它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卻在政治上和對金融資源主控權以及與此相關利益分享權的爭奪主。歐元的啟動，實際是聯合起來的歐洲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日本首相小淵惠三也提出美元、歐元、日元三大國際主導貨幣聯合穩定國際金融體制的建議。美元、歐元二權也好，美元、歐元、日元三極也罷，都是在排斥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基本利益與參與權的一種“富人俱樂部”格局。

　　（四）金融主權弱化，從而政治主權弱化，出現維護全球化利益與維護國家主權微妙平衡的問題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各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決策的外部制約因素強化，各國經濟金融發展與穩定的整體性和波動危機負效應的國際傳導性空前增強，經濟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的矛盾加劇，呼喚全球性的金融體制、監管體系與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立。這一切都直接導致各民族國家與經濟體的金融決策主權的某種弱化。首先必須肯定，這種弱化在正常情況下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其次，這種弱化是好事，而不一定是壞事；再次，這種弱化必須是合理的和適度的；最后，這種弱化必須保證不被某種強權，尤其是“金融霸權”利用與濫用，不使民族國家主權發生異化。對于中小國家而言，防止“金融侵略”比防止 “軍事侵略”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這就尖銳地提出如何保持全球化勢頭攤護全球化利益，從而弱化金融主權，同維護與尊重民族國家主權獨立完整性問的平衡這一微妙問題。這就必須給“適度”與“合理”注入大家都能接受的規定與內容。

　　近兩年來，國際上救助東亞國家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某些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在提供巨額貸款時，常常提出十分苛刻的附加條件。這些條件，例如關閉危機受援國喪失競爭能力的金融機構，讓外國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大規模進入受援國，外國自然人和法人可以持有受援國企業股票超過50％以上的份額以及自由參與該國證券市場交易活動，或者強制緊縮財政支出與信貸，實現經濟低增長與負增長等等，這些條件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但未必是合理和適度的。因為這些條件明顯地有利于援助國而不利于受援國，而且常常是依據發達國家的條件與標準來提出問題，明顯地脫離危機國的實際條件與承受力。這個問題值得人們認真地研究與思考。

　　（五）民族國家經濟金融決策的外部制約因素復雜化與深化

　　90年代以來的實踐表明，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水平的急劇提高，全球經濟金融發展整體性空前增強，以民族國家或地區為經濟體的金融決策的外部制約因素變得越來越復雜化。在傳統上，甚至直到本世紀80年代后期以前，當涉及一國或地區的金融決策時，特別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始終被看作僅僅是一個涉及其自身經濟金融主權范圍內的內部問題，并且是其政治主權的主要象征之一，在操作上也可以完全或主要以國家內部形勢與需要為依據，在排斥外部因素或基本不考慮外部因素的條件下，做出種種金融決策。我國學者在80年代中后期的幾本專著中對貨幣政策做了如下的描述：“貨幣政策是一種全國性的、全局性的、非部門性的，有時甚至是國際性的政策行動”。這種描述被廣大經濟金融理論與實際工作所廣泛接受，并且認為“有時甚至于是國際性的政策行動”①。這一概括有相當的前瞻性，并且為將來進一步的理論概括日下了余地。人們當時沒有想到這“將來”，竟然只是短短的二三年；而且其中的“有時甚至是”這一限制詞也變得多余了，如今貨幣政策就是，而且越來越是一種國際性的政策行動了。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財政部長會議，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或二者的聯席會議每年定期召開，緊急情況下隨時召開，而且常常擴大為“7十1”（俄羅斯），“7＋2”（增加中國）的方案與提議也已提出；近年來接連召開的亞歐首腦會議、東盟國家與歐盟國家對話會議，都是將這種磋商與對話擴大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努力。這種外交政策的經濟金融政策化以及國家門政治關系的經濟金融關系化，正是國家經濟金融決策在相當程度上進一步國際化、全球化的表現和反映，并且有日益增長之勢。這是在新形勢下一國金融決策的外部樹約因素復雜化與深化的鮮明例證。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我們在這里特別強調了“金融決策”，而沒有一般地泛泛強調“經濟決策”，是因為金融信息的傳導比一般的經濟傳導更猛烈、更迅速、更敏感，更不受或較少受地域與國界的限制，還因為金融具有影響與支配其他一切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的特殊功能。

　　金融決策的外部制約化主要表現在：

　　1.金融決定的背景與環境由原來的主要考慮內部因素轉變為內部與外部并重，極端情況下甚至于主要考慮外部因素。如今，一個經濟體在做出金已決策時首先必須清醒地充分考慮這一決策而對的外部背景與環境，例如全球或有代表性國家的經濟金融發展趨勢與前景，社會與政治穩定情況，外交與軍關系，金融波動與危機的情況或可能性，利率匯率變動，外匯儲備，全球證券市場、期貨市場、金融衍生商品市場發展狀況，主要國家經濟、金融、社會政策、金融監管國別控制力及國際協調能力等等。其次是衡量評估外部對該國相關金已決策的反映和可能的反對策與影響，以及這些外部反對策與影響可能改變該國金融決策的外部初始條件的可能性和這種改變對本國金融決策操作與效能的影響。

　　2.金融政策的內容與傳導機制的改變。首先是內部均衡、外部均衡以及內外部的綜合均衡；其次是貨幣政策中介指標在原來的基礎上新增加了匯率、外匯儲備，外債或資本流出和流人等新因素，再次，是由于增加了強大的外部因素而使國內與國外以及國內各政策與領域間傳導機制的改變。例如大量短期投機資本的流人與流出對資本項目管制的影響，對證券市場穩定性的影響，對匯率投機的影響，利率大幅度變動對資本流出與流人的影響，對通貨＠脹的傳遞的影響等等。

　　3.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內容與倒重點的改變。以中國為例，在中國國內自身經濟緊運行和由于亞洲、俄羅斯以及南美國家金融危機影響而出現普遍緊縮壓力增強的背景下，貨幣政策目標就由原來的主要保持貨幣的穩定而轉變為必須同時特別兼顧經濟增長、就業和國際收支合理平衡等目標。

　　（六）經濟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的矛盾日益加強

　　經濟金融的全球化不僅意味著資本流動的全球化，金融證券市場的全球化，融資的國際化、證券化，也意味著金融機構的跨國化和金融信息的全球化，這一切在經濟金融化的背景下日益突出。總之，經濟金融活動的日益全球化同金融監管的國別化的矛盾加劇。這勢必產生許多無序的金融活動和金融資源的過度開發，形成許多監控的盲點和誤區，特別加劇了各種投機性、避稅性、洗錢性金融活動的負效應。以趨利性和流動性為特征的國際游資惟利是圖的大規模炒作和以搞垮某一經濟體經濟、金融、社會秩序為目的的惡意攻擊性炒作，更形成了金融危機爆發和迅速擴散的策源地、這一切都在呼喚金融監管的國際化。然而這是一個十分困難而又敏感的問題。金融監管的國際化勢必涉及如下一些重要問題：

　　1.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要求金融監管的國際化，而這又勢必受到各民族國家、國家集團既得政治、經濟、金融主權與利益的掣肘，包括出于正當的國家經濟金融安全需要的種種保護與謹慎行動的阻礙，以及某些國家不得不放棄在現存框架下獲得的利益格局而產生的種種阻撓。

　　2.就監管對象而言，不僅涉及銀行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和各種金融衍生商品市場，而且涵蓋各種形式的資本國際流動，特別是大規模國際性短期投機資本流動。

　　3.就監督主體而言，涉及全球各國與地區的所有金融監管當局以及現存的各種形式的全球性和區域性國際金融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以及巴塞爾國際銀行監管委員會等），還有今后可能建立的各種國際金融監管機構，例如；全球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等。它們必須謹慎、嚴肅、認真地活動，以便在維護全球金融安全穩定的同時，充分尊重各民族國家的國家主權與尊嚴。各國必須在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的共同利益行動中維護和實現各國的利益與權利，這就需要不斷協調所有金融監管主體的政策與行動，監督原則與目標，最大限度地協調統一基本的監管內容、指標與手段。

　　4.監管的側重點在于形成健全穩定的銀行體系和非極行金融體系；遵循已經制定的謹慎監管規則，資本衡量與資本構成及風險資產監管規則，表外業務風險監管規則，證券市場謹慎運作規則，金融衍生商品市場規則，以及短期投機性資本國際流動規則。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更有利于而不是妨礙正常的、理性的、健康的金融交易活動的有效運行。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各民族國家以及全球金融安全穩定的利益高于微觀交易活動的利益。近幾年來的實踐表明任何國家的金融波動或危機，那怕是總體規模不是很大的經濟金融體的波動或危機，都可能威脅或危及其他各國乃至全球的金融安全與穩定。所以必須樹立這樣一條原則，一切形式的金融活動都應當毫無例外地受到某種形式的最低限度的監管，都應遵循某些最低限度的規則，而不是僅僅遵循市場化規則，更何況市場化原則也不意味著絕對的自由化原則、不受任何監管與約束的原則，也絕不意味著大經濟金融體可以任意不受約束、不計后果地侵

　　犯或攻擊小經濟金融體的主權與利益，而不承擔何責任。

　　5.建立以民族國家與地區金融預警系統為基礎的全球性金融風險預警系統，這一系統應針對各類不同領域特點和需要制定各種不同由監測指標體系。

　　6.加大全球金融信息的透明度與公開性。

　　7.要根本強化國際金融監管體制，首先必須對自30年代以來各國金融監管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一次全球性的總體回顧與反思。從30年代的嚴厲制，到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再到90年代的再管理，特別是80年代金融自由化中的某些片面性與失敗，以及經濟金融化對金融監管的新挑戰，應給予充分注意。

　　（七）金融在提升了它對各經濟體資源配置能力與效率的同時，也迅速提升和累積了它自身的系統性風險

　　金融資源具有雙重屬性特征：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種資源，是一種社會性戰略資源，是稀缺性資源，這是它的自然屬性；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可以對其他所有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有配置功能的資源，這是它的社會屬性。90年代以來接連發生的許多金融危機表明；在經濟金融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的條件下，“金融在急劇地提升了其對一個經濟的資源配置能力與效率的同時，也迅速地提升與累積了它自身的系統性風險”O.這是人們始料未及的。也就是說，金融資源是一輛 “雙刃劍”。在此，我們更要特別強調的是它自身的系統性風險被迅速提升累積的這一面。我們也可以在一定意義上理解為：資源配置功能是正效應，系統性風險累積則是它的負效應。正是這種負效應大規模的迅速提升與累積，造成了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機。由此才引發了要求迅速改革與重建國際金融體制和大大強化國際金融監管和強化國際監督協調合作的呼聲。

　　（八）全球范圍內金融資源開發過度，全融泡沫化嚴重。

　　就全球范圍而言，明顯地存在著金融資源的開發過度，劣質金融商品的供給過剩，金融的泡沫化問題相當嚴重。金融資源是一種社會資源，盡管它的質與量都有一個確定的客觀規定性，但它的外在表現形式卻有相當的人為主觀性。這種資源的開發與供給也可以通過主要是外延的“量”的擴張來實現，從而將它的“質”大大“稀釋”與“惡化”。由于它供給過剩兩導致金融波動和危機等負面后果與風險，又可轉嫁給所有經濟體、經濟人，或者供給者只承擔其中極小板小的一部分，與它的收益遠不成比例，即利益少數人得，風險所有人分擔。這種不對稱性更使金融泡沫化的趨勢越發具有十足的內在利益驅動和不可遏制的勢頭。總體而言，在這一金融博奕中，發達國家占有明顯的利益與優勢，發展中國家則處在一種劣勢地位，并且難以避免損失，或者其成本遠大于收益。這一點應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

　　發達國家經濟的金融化程度高，金融傾斜的歷史性逆轉十分明顯。主要的金融中心也都在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金融監管比較健全面有力，信貸擴張的沖動受到較嚴厲的抑制，信貸資產質量較好，一般較少存在金融資源的過度開發。但證券市場、領貨市場、金融行生商品市場存在明顯的泡沫化傾向。全球證券市場在過去十年中價格上漲7—10倍，大大脫離了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和業績。

　　相反，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這種情況則更多地表現為信貸高度擴張，信貸資產的呆滯和質量的下降或惡化，金融監管不到位或嚴重不力等方面。金融資源的開發利用更多地表現為外延的量的擴張，嚴重忽視金融質的發展。金融衍生商品市場還根本沒有發展或影響微小，證券市場很不發達或不很發達或幾乎沒有，所以這一領域的問題不是十分突出。但在中等發達程度的發展中國家或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的泡沫化傾向也日益突出，值得注意。

　　以上僅僅是一種總體性的分析與描述，并不是絕對的。例如，發達國家中的日本和加入發達國家俱樂部的韓國；就二者表面有之，經濟金融的泡沫化問題十分嚴重且長期走不出困境，借資擴張，資產質量低下，金融監管問題嚴重，證券市場泡沫化已形成嚴重的經濟金融與社會后果。

　　（九）良好的金融意識和高素質的合格金融人才的供給或短缺

　　社會資源在知識經濟時代，對一個民族與國家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戰略意義。社會資源是自然資源的對稱，它包括文化資源、管理資源、人才智力資源、體制資源、金融資源、教育資源等等。一個國家與民族金融觀念的現代化程度以及合格的高素質金融人才的擁有量，將是衡量其金融資源質與量狀態的重要標志，也將是未來國際競爭能否取勝或者競爭力高低的重要制約因素，也將是后發國家能否迅速縮短同發達國家差距并實現現代化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充分肯定良好的金融意識和高素質金融人才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是資財之源。以高素質金融人才論，即使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金融強國的日本也是極為短缺的。兩年前因種種違法行徑而被美國金融監管當局處3億美元巨額罰金并驅逐出美國，三年不許回來的日本大和銀行，是被一位美籍日本人井口使英們灣的。

　　（十）各國實施經濟金融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日益增強

　　以上我們從九個方面分別研究了經濟金融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一系列重大挑戰與全新的問題。所有這一切都可以歸結為：人類在世紀之交面臨如此多全新問題和巨大的挑戰的情況下，惟一的出路在于各國實施經濟金融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它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是顯而易見的。

　　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如何妥善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人文自身的關系。在知識經濟時代資源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自然、社會這兩大系統中，出現了自然——自然資源——自然科學，社會——社會資源——社會科學這樣兩個系列。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等同于資源的資源觀應該擴展為包括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兩大類的新資源觀。不管是自然資源還是社會資源都是有限的、稀缺的，都有一個適度開發利用的問題，都有一個協調穩定、健康有效和持續發展的問題。僅從金融在提升了對一個經濟體資源配置能力與效率的同時也急劇提升并累積了它自身的系統性風險，從當今全球范圍內金融資源過度開發，金融泡沫化嚴重，以及良好的金融意識和高素質金融人才供給嚴重短缺這三點，就十分突出地證明了在各國間實施經濟、金融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極端必要性與緊迫性了。

　　三、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挑戰的啟示

　　1.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歷史性的進步和重要轉折，人們別無選擇，不可阻擋。

　　2.確立大經濟大金融系統觀。也就是說，在全新的形勢背景下，必須強調整體性和系統性，意識到國內外經濟及金融系統間的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這一客觀事實。國家和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經濟金融、社會乃至外交政策的決策，條件的預設和影響的預測，后果的評估都要以大經濟大金融系統觀為基礎。

　　3.經濟金融的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市場化、自由化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但是，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在這種令人難以招架的趨勢面前，對于處在不同發展階段和水平的國家來說，是機會均等的，一律公平的，成本與收益是對稱的。由于歷史的種種原因所致，發達國家在這種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面前，在市場化、自由化的進程中，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發達國家在綜合國力、科學技術、經濟金融、社會環境、市場發育程度、知識產權、智力與信息資源的擁有、金融資源的開發利用，特別是在開發和爭奪智力資源和金融資源、金融國際化、金融創新、國際投資、游資的投機炒作，以及相關業務、技術、手段的主導權與主控權等方面，占有絕對優勢。所以發達國家胸有成竹，駕輕就熟，它們可以在成本與風險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條件下持續運行。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常常需要為此付出很高的成本與代價（包括巨大風險與危機），獲取較小的收益或負收益。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相反的，但有相當“互補性”的不對稱。但是，強調這一點是否暗示發展中國家就應該不改革、不開放、不市場化、再封閉化，或者站在這些“化”的對立而頑強抵抗？完全不是I這些“化”，從根本上和長遠上也是它們追求的目標，只不過要講條件，要分階段。目標必須是明確的，操作是分階段的，行動應該是十分謹慎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這種被動態勢呢？原因大體就有三個方面：（1）這些“化”，特別是市場化和自由化本身是歷史必然性，人們無法抗拒，一時跟不上，易于形成壓力，陷入波動。（2）市場化、自由化首先起于發達國家，在理論與實踐上以及一系列國際游戲規則與標準等方面，事實上都是以最發達國家的條件為標準提出和制定的，發達國占有明顯優勢，它們可以在成本與風險最小的條件下獲取全球市場化自由化的最大好處，所以他們極力鼓吹并推行。（3）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由于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浪潮勢不可擋，加之西方國家的強力推行和西方理論與輿論某些誘導與誤導，在近幾十年來，形成一種定形的壓力和毋庸證明的信條，似乎是市場化、自由化絕對地好，他得越快，他得范圍越廣、進程越深越好，而忽視了它的條件、代價、成本與收益的衡量。結果常常可能的是在條件不具備、準備不充分、監管能力跟不上和毫無抗風險能力的情況下，推行利率市場化、投資自由化、資本項目自由可兌換等等。往往把創新與變革看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迫不及待地不惜一切代價地趕潮流，一味強調市場化、自由化、創新、體制變革，過高估計了“金融壓抑”，過于看輕了“金融深化”所需的成本與風險。結果累積了不小的風險，甚而形成危機。這一教訓值得認真汲取。

　　4.自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國際上各種力量都以不同的方式呼吁根本改革現存的國際金融體制，廣大發展中國家呼聲最高。但到1997年11月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仍然公開反對對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制定某些規則，理由是不利于市場機制的發揮與競爭。但在東亞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到俄羅斯與南美國家，有可能形成全球性的危機和大蕭條以后，許多歐洲國家的政府也紛紛呼吁根本改革國際金融體制。歐洲國家與日本還分別提出了一些方案與建議，美國的態度開始轉變。接著七國首腦會議也做出關于改革的決議。根本改革現存的過時的國際金融體制看來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了。

　　但由誰來主持改革，即改革的主體應由哪些國家組成，以及應遵循什么樣的基本原則問題也就隨之而生。

　　筆者以為像這樣一個對各國經濟金融和社會發展穩定具有重大意義的嚴肅問題，不應由少數發達國家包攬。應由西方七國或十國、中國、俄羅斯以及與西方國家對多數量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組成聯合委員會，主要以協商而不是以簡單的投票方式來制定與通過各種方案或決議。

　　所應遵循的原則，首先是充分民主協商的原則，各方一律平等的原則，責任與權利、風險與收益對稱的原則，維護全球化市場化進程與尊重各國經濟金融安全與主權相統一的原則，以及對發展中國家單方面優惠而非互惠的原則。

　　5.幾年前人們預期，大約在2010年左右中國將可能成為穩定亞洲經濟金融的主要力量。這場東亞金融危機將中國迅速推向了世界舞臺的前沿。由于改革開放、綜合國力的增強和正確的經濟金融決策，中國在這次危機中有驚無險，頂住國內外種種壓力，主動承諾人民幣不貶值，為穩定亞洲乃至世界經濟金融做出了舉世矚目的重大貢獻。世界各種經濟與政治勢力都齊聲稱道中國是一個“嚴肅的、負責任的大國”。今后，中國應高瞻遠矚，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責任與機遇，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經濟金融體制的變革、發展與穩定工作，維護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安全。

　　6.根本改革國際金融體制是一種世界性的體制創新。這無疑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從根本和長遠上說，經濟金融理論的創新，對迅速發展的世界經濟金融做出理論上的新的總結與概括，為人類迎接知識經濟新時代、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等一系列嚴峻挑戰，提供理論上的武裝與國應，使相關的政策與決策更為理性化，這才是更為根本性的。如前所述，經濟金融的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確實是自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偉大而影響深遠的勢態發展，它提出共產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新問題。對此，全世界在理論方面顯然是滯后與被動的。對此次震驚全球的東亞金融危機事先毫無察覺與預測，不僅暴露了主流經濟學界在揭示現代經濟金融發展規律方面的無能為力，以及事后在各種解救危機對策等方面的天的放矢和無所作為，同時宣告了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所堅持的強調量性金融發展、忽視質性金融發展的發展理論的終結；而且也促使人們重新審視現代經濟學在理論視角上的偏差，以建立反映新時代特征的、能適應實際需要的新的理論體系、分析方法和思維方式。

　　7.防止金融超級大國利用“金融霸權”從事金融侵略，或綜合運用其他經濟、政治、外交與軍事手段給某一主權國家造成致命性打擊，成為新形勢下的一大課題。美國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曾在其《文明的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毫不掩飾地指出：“控制國際銀行系統”、“控制全部硬通貨”、“掌握國際資本市場”是“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球戰略之一。美國是全球性金融資源的主要開發利用國，它是“國際銀行系統”、“硬通貨系統”、“國際資本市場”和“金融行生商品市場”的主控國，美元是最主要的國際貨幣，又同黃金脫鉤，成為純信用貨幣而不必承擔明確的責任。盡管在全球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的條件下，國家間彼此的依賴制約度增強了，但也不足以防止在極端情況下，在某一短時間內運用金融超級武器從事侵略“豪奪”，更難以避免平時利用公開的、隱蔽的、合法的、非法的、間接的、直接的手段從事金融資源的國際“搬運”，從而實現對金融資源的“巧取”。這是在新形勢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

　　作者簡介：

　　白欽先：遼寧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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