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匯改兩年來的重要啟示

　　2005年7月21日，中國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了重大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次改革是中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內在要求，是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歷程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重要標志。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利于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應對金融開放對匯率制度的沖擊，有利于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有利于消除匯率制度內在不穩定性。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兩年來取得明顯的進展，人民幣匯率在基本穩定的大前提下逐步向合理、均衡水平回歸，與此同時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總體上保持了良好的態勢。總結匯改兩年來的歷程對于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三大啟示。

　　1.在改革的方向上，堅持市場化的改革取向。在啟動匯改時，中國人民銀行就明確宣布進行的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確定了匯率改革的市場化方向。這一市場化改革涉及匯率變動的三個方面：匯率水平的確定、匯率波動的參照體系以及匯率波動的幅度。顯而易見，如果沒有一個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通過市場尋求合理、均衡的人民幣匯率就是一句空話；同樣，如果沒有一個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任何調整匯率水平的決策，無論是匯率升值或者貶值，都因缺乏足夠的市場支持而成為主觀臆斷。因此，匯改兩年間，央行在維持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小幅升值的趨勢下，把推進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作為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重點，推出并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用意就在于要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讓外匯市場自發尋求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

　　2.在改革的操作上，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三原則”。在這兩年間，中國承受了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壓力。期間有來自西方國家政府的壓力，也有國內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而產生的壓力，這些壓力導致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與日俱增。然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繼續有條不紊地推進。在改革的操作上，始終堅持著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三原則”。在主動勝方面，根據中國自身改革和發展的需要，決定匯率改革的方式、內容和時機。在改革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的因素至少包括九大方面：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就業的影響，對金融體系狀況、金融監管水平、企業承受能力和對外貿易狀況的影響，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以及對世界經濟金融的影響。匯改關系到行使國家主權問題，必須將主動權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控性是指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要在宏觀管理上能夠控制得住，既要推進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現金融市場動蕩和經濟大的波動，可控性的內涵包括風險控制與加強管理。漸進性即循序漸 進，從近期和中期來看，匯改是重歸真正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長遠來 看，是增加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以有效地發揮匯率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杠 桿作用，并且保持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3.在改革的路徑上，堅持完善匯率機制優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為“完善人民幣匯率 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顯而易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涉及 “機制”與“水平”兩方面的問題，并非僅僅是匯率水平問題，也并非單純是人民幣升值問題。機制問 題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基礎或核心，如果沒有完善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就是空中樓閣。因此，完善機制問題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首要任 務，長期以來中國在匯率水平上不斷遭受的貶值或升值的壓力、陷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疲于奔 命的尷尬狀況之中，完善機制問題有利于扭轉這種狀況，同時也有利于解決匯率水平問題。正是從 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重在匯率機制的完善，而不在于匯率水平的簡單調整。完善 匯率機制優先，也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漸進性原則的要求和體現。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 中國自主的選擇，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避免匯率大幅波動。從完善匯率形成 機制的操作內容來看，這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主動性原則的要求和體現。

　　顯而易見，在未來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過程中，這些基本原則應當進一步堅持。

　　二、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其核心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與實 施積極的人民幣匯率政策。

　　中國在啟動匯改時，就確定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方向是重歸真正的以市場供求 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基本內涵體現在市場供求、有管理與浮動匯率三個方面。匯改 兩年的實踐證明，在推進這一改革的過程中較好地把握了這三個方面。首先，力圖真實反映市場供 求關系。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適當放松外匯管制，擴大外匯管制區間，使經濟主體的自愿選擇盡 可能落在外匯管制區間內，反映市場供求變化，體現廣泛的市場參與者的真實交易意愿，為匯率進 一步市場化奠定基礎。其次，采取多樣化的管理方式和手段。既有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直接干 預，也應包括結合宏觀經濟環境，通過調節本外幣的供求量、調整利率水平等手段進行綜合調節。 再次，適當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擴大浮動區間，促進人民幣匯率從僵化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增加 人民幣匯率的彈性。

　　匯改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嚴重扭曲的，而中國外匯市場存在的諸多缺陷是導致人民幣 匯率形成機制扭曲的重要原因，如外匯市場的封閉性和嚴格管制、被動干預的市場、單調的市場等。 匯改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積極發展銀行間外匯市場、加大和擴展市場的深度與 廣度。中國外匯市場的改革與發展在以下四個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1.增加市場交易主體。2005年8月8日，央行決定允許更多符合條件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非 金融性企業進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截至2007年5月底，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會員有268家， 其中包括151家外資銀行、111家中資金融機構和一家企業會員。

　　2.健全外匯交易方式。2006年1月4日起，央行在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上引入詢價交易，同時 引入做市商制度，此舉提高了交易的靈活性、大幅度降低了交易費用。截至2007年5月底，銀行間 外匯市場的做市商共22家，其中有9家外資銀行、13家中資銀行。在匯率中間價的形成過程中，做 市商的獨立性以及報價能力對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起決定性的作用。

　　3.改革和完善管理政策。國家外匯管理局先后推出的頭寸管理政策改革有：2005年9月22日 決定調整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辦法，實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2006年初，允許做市商將遠期敞口 納入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2006年7月1日起將權責發生制頭寸管理原則推行至所有外匯指定銀 行。2006年1月4日，中國再次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方式進行了完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于 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向所有銀行間外匯市場做市商詢價，并將全部做市商報價作為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計算樣本，去掉最高和最低報價后加權平均，得到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 價，權重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根據報價方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及報價情況等指標綜合確定。各外匯指定銀行在此價格基礎上，按照規定的浮動范圍制定本行各幣種現鈔及現匯的買入和賣出價（王允貴，2007：第43頁）。2005年9月23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交易價的浮動幅度，從原來的上下1.5%擴大到上下3%.從2007年5月21日起，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也從3%0擴大至5%0.擴大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浮動幅度有利于進一步促進外匯市場的發展，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

　　4.增加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匯改以來，中國外匯市場交易品種不斷豐富、業務范圍逐漸擴大。2005年5月18日在銀行間市場上推出了外幣對外幣買賣業務，2005年8月8日推出了遠期外匯業務，2006年4月24日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交易；在銀行對客戶零售市場上擴大了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售匯業務范圍，并且開展銀行對客戶外匯掉期業務，以滿足各類市場主體管理人民幣匯率風險的需求。

　　無庸置疑，上述改革措施對于矯正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扭曲、增強市場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效果較為明顯。但是，實事求是地來看，中國外匯市場的規模仍然比較小、市場結構還不完善，交易主體和交易工具依然有限，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實體經濟對人民幣的需求和供給，而外匯市場在匯率發現、資源配置和風險控制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因此，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任重道遠，其核心依然是加快外匯市場的發展與創新：增加市場交易主體、健全外匯交易方式、改革和完善管理政策、增加外匯市場交易品種。例如，可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限制以增加市場交易主體，允許符合條件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按實際需要原則參與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逐步允許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參與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改進結售匯制度以擴大外匯市場的供求基礎；完善做市商制度，為市場提供充足的流動性；開展產品創新、加大匯率衍生品的開發，推進銀行問衍生品市場的發展。

　　三、實施積極的人民幣匯率政策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有力地把中國的匯率市場化推進了一大步。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新的匯率制度尚需進一步完善，而且中國仍存在著一系列較為突出的棘手問題：一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問題，非理性的升值預期高燒不退，國際投機資本仍然持續流入中國；二是國際經貿摩擦問題，美國和歐盟在中國出口商品特別是紡織品貿易等方面屢屢制造事端；三是國內產業結構失衡問題，中國經濟的外向性決不會因此次匯率改革而發生明顯的變化，結構調整仍然滯后；四是外匯儲備超常快速增長問題，貿易順差仍在擴大，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日益突出。所有這些都使人民幣匯率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因此，在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同時，必須高度關注和準確把握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取向。

　　（一）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目標

　　匯率政策主要指匯率目標水平的確定及匯率變動的具體方式，包括匯率變動時機的確定、條件的創造、步驟與手段及配套措施的運用等各個相關環節。從一定意義上來看，匯率水平的調整或匯率變動是匯率政策的核心。根據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要求，人民幣匯率政策目標可界定為：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顯而易見，匯率政策目標包括兩個層面，即保持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與保持匯率的基本穩定。

　　確定并且保持合理的匯率水平是匯率政策的基礎，而這一基礎的建立則主要取決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關鍵在于均衡匯率。均衡匯率是在一定時期內，使國際收支保持均衡，而不引起國際儲備額變動的一種匯率。這里所指的一定時期是一個中長期的概念，國際收支保持均衡是指與宏觀經濟內部均衡、外部均衡相一致的狀態。由于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現實匯率總是以均衡匯率為軸心而上下波動的，從運動的軌跡來看，現實匯率時而接近均衡匯率，時而又偏離均衡匯率。通過均衡匯率可判斷出一國匯率是否高估或低估，均衡匯率可使一國國際收支能夠達到長期均衡，而且不必借助于外匯管制或外貿管制來維持匯率的穩定。

　　（二）實施積極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動因

　　所謂積極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就是指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積極應對人民幣匯率政策面臨著的 嚴峻挑戰。人民幣匯率政策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即非理性的人民幣升值預期與外匯儲 備高增長的壓力。

　　1.非理性的人民幣升值預期。近年來，國內外市場上人民幣升值的呼聲甚囂塵上。這種非理 性的升值預期，主要是建立在境外關于人民幣均衡匯率的研究和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現實基礎 之上的。由于境外大部分關于人民幣均衡匯率的測算缺乏現實針對性，而且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 有著深層次的制度和結構原因，恢復其平衡也不可能靠大幅度調整名義匯率來實現。產生非理性 的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重要原因有兩個：一是這些研究假定中國現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都是不變的。 恰恰相反，中國是一個正處在體制急劇變革、發展戰略及政策面臨重大調整關鍵時期的轉型經濟國 家，這些制度和政策變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實際均衡匯率水平，引入新的制度和政策后的人民幣 均衡匯率會與之前的均衡匯率有很大的不同，顯然用過去證明未來是不合適的。二是這些研究無 論是采用購買力平價的估算，還是基于國際收支平衡要求的估算，都僅僅考慮商品市場的基本因 素，而忽視了金融體系的因素。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各國金融市場間的利率差異影響短期匯率 的變動，因此在考慮長期均衡匯率時往往忽略金融因素。但是，在中國情況則完全不同，金融市場 因素不僅涉及利率因素，而且包括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問題。中國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比較高、金融 體系脆弱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狀況是中國的制度和結構因素決定的，其對中長期匯率水平有重要影 響，因此估算中國的長期均衡匯率需要考慮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問題（潘英麗，2006）。這種非理性的 人民幣升值預期在市場主體推波助瀾之下日益高漲，不僅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同 時也給匯率政策以及政府宏觀調控施加了巨大的壓力。

　　2.外匯儲備高增長的壓力。到2007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又創新高，達到13326億美元，繼 續保持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的地位。中國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以及高于常規水平的規模孕育著 巨大的風險，其中僅僅匯率損失一項就令人觸目驚心。導致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和極其復雜的。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持續順差，是近年來中國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 的主要原因。值得關注的是自200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不斷加劇，投機性資本大量涌入， 中央銀行采取強行結匯的政策操作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導致外匯儲備持續攀升。但從 深層次來觀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缺陷是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制度基礎；而在外匯儲備規模 方面存在的種種理論誤區則成為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政策導向（王元龍，2006）。

　　從中國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以及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 格局難以在短期內得以改觀。從短期來看，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是當前中國流動性過剩 的最主要的根源，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極大地阻礙著中國人民銀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實施。由于 外匯儲備的規模變動與國內貨幣供應量、外匯市場走勢密切相關，外匯儲備的增長以及由此帶動的 中央銀行外匯占款的增長，已成為當前中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也成為影響貨幣政策調控效果 的一個關鍵性因素。高額外匯儲備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給中國的匯率政策以 及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帶來了巨大壓力。

　　（三）積極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方略

　　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實施積極的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在穩定匯率的前提下，從 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實施積極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其內涵是 多方面的，如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增強人民幣彈性、完善外匯市場運行體制、加快外匯市場產 品創新、調整外匯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將目光僅僅盯在匯率水平本身上，簡單地理解為人民幣要 加快升值。積極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主要包括四大方略：采用多層次政策組合；匯率調整雙管齊下； 創新外匯儲備管理；改進外匯管理體制。

　　1.采用多層次政策組合。既然中國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層次制度因素和結構因素造成 的，那么促進中國國際收支趨向平衡和實現匯率均衡，就必然要求采取政策組合進行調控。這種政 策組合至少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實際匯率調整和名義匯率調整相結合，二是匯率政策和外貿、外資、 投資、產業等宏觀政策調整相結合，三是結構調整與制度變革相結合。毫無疑問，單項政策的調整 或單純依靠匯率升值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而應從圍繞以消費需求為主擴 大內需、降低儲蓄率、調整外資優惠政策、擴大進口和市場開放等結構性政策以及匯率浮動來共同入手，全方位進行調整。

　　匯率政策的核心是匯率水平的調整或匯率變動，匯率作為一攬子政策的組成部分之所以能夠在調節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中發揮一定的作用，關鍵在于適時地采取合適的調整方式來調整匯率水平。通過匯率水平的調整來適當發揮匯率政策在實現總量平衡、結構調整及經濟發展戰略轉型中的獨特作用。所謂采取合適的調整方式來調整匯率水平，就是指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不一致的情況下，央行根據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要求，以適應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需要為出發點，調整名義匯率或調整實際匯率，或調整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相結合。

　　2.匯率調整雙管齊下。從中國當前的情況來看，匯率政策的操作宜采取名義匯率調整和實際匯率調整相結合的方式。調整名義匯率主要措施是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區間。人民幣匯率波幅范圍擴大，這將是一石二鳥，不僅增強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也會增加投機資金的風險，使投機的動力減小，從而減少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央行決定自2007年5月21日起，將人民幣對美元的日波動區間從過去的0.3%擴大至0.5%.擴大浮動區間，而不是像市場預期的再度調升人民幣匯率基準，顯示了中國增加人民幣匯率制度彈性的一貫立場。可以預計，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深化，人民幣匯率波幅范圍將逐漸放寬到日均1%的范圍。需要強調的是，人民幣名義匯率水平的調整應該是小幅的、漸進的。羅納德·麥金農教授指出，人民幣匯率的具體變動時間可以無章可循，以免給投機者享受免費午餐的機會。他認為，重要的是要維持人民幣的溫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與美中兩國的通貨膨脹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央行至少要密切關注美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據此制定其以匯率為基礎的貨幣政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應在嚴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Mckinnon，2006）。維持貨幣穩定是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并以此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這個前提下，人民幣匯率調整將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決非一蹴而就的短促突擊。

　　關于調整實際匯率，主要措施是通過外貿、外資、投資、產業等宏觀政策的調整而引起實際匯率的變動，如調整外資優惠政策、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出口退稅等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達到調整實際匯率的效果，實現匯率均衡。具體而言，一是將中國外資政策的重點從提供稅收優惠政策轉向完善投資軟環境，為外資提供正常經營所需要的條件，以遏制投資主體的短期投機行為與假外資等套稅行為，同時減弱優惠政策的競爭。加快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實現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公平競爭。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并開征資源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稅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以利于提高低收人階層的收人，刺激國內消費，促使企業從低價競爭策略轉向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的差異化競爭戰略；通過實際匯率升值的方式實現匯率的均衡。

　　3.創新外匯儲備管理。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是產生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重要依據，因此，調整外匯儲備管理政策、降低外匯儲備增速，就理所當然成為以弱化和消除人民幣升值預期為主要任務的積極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重要內容。中國外匯儲備政策調整的基本點是控制外匯儲備規模與加強外匯儲備管理并舉。從控制外匯儲備規模方面來看，外匯儲備的變化是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結合點，中國可以利用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對外匯儲備進行調控。外匯儲備內生于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的增減是國際收支運行的結果和殘差項，在國內經濟情況允許的前提下，適當調整利率和匯率水平以有效調節資本流動和國際收支，從而達到調整外匯儲備規模的目的。

　　從加強外匯儲備管理方面來看，要構建新型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該體系最重要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最佳的外匯儲備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注重對外匯儲備的風險管理，提高外匯儲備運營效率。2007年1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后，國務院決定組建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由該公司向外匯局購買外匯儲備，用于境外投資。6月2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財政部擬發行特別國債15500億元人民幣，購買約2000億美元的外匯，作為組建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資本金來源。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建立，標志著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系的改革邁出了重要一步。中國未來的外匯儲備管理基本組織架構將主要由兩大部分所構成：一是由中央銀行保留大部分外匯儲備，以滿足對外匯儲備的交易性需求和預防性需求，應付國際收支逆差、進行貨幣政策操作、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二是由外匯儲備管理實體即外匯投資公司管理和運作部分外匯儲備用于投資，追求盡可能高的收益。該組織架構的基本特征是進行專業化分工、分層次管理……

　　除組建國家外匯投資公司之外，拓展外匯儲備使用渠道和方式至少還包括：一是制定更積極的對外投資戰略，將外匯儲備與國有企業的跨國經營戰略、銀行的國際化經營戰略結合，如推進中國有競爭力的企業“走出去”，建立起更加市場化、多層次、多元化的對外投資渠道，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新建企業的方式促進產業鏈的轉移，加速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支持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增長；二是拓寬中國企業和居民的對外投資渠道，鼓勵投資于境外資本市場，提高外匯投資收益；三是支持民間部門利用國際市場穩定資源供給和投資于先導性產業；四是合理選擇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和資產結構，適當減持美元，增加歐元等幣種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動用部分外匯儲備購買黃金，通過儲備資產多兀化而保值增值。實施這些舉措，可根據各經濟主體的需求重新配置外匯資源，有利于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結構，同時還可緩解外匯市場供求不平衡，加快實現外部經濟均衡。

　　4.改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進外匯管理體制是從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幣升值預期、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內容。改進外匯管理體制主要取向為“嚴進寬出”與“嚴進嚴出”相結合。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進展，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以往外匯管理中存在的重流入、輕流出的不對稱性正在改觀。現階段，“嚴進寬出”的外匯管理政策正在取代以往外匯管理中的“寬進嚴出”政策。在寬出方面：一是繼續有序放寬企業和個人持匯、用匯限制。二是逐步放寬機構和個人對外金融投資的規模、品種等限制。三是對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等外匯管理政策進行調整，如取消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開戶事前審批，提高企業賬戶限額；簡化服務貿易售付匯憑證并放寬審核權限，對居民個人購匯實行年度總額管理；拓展境內銀行代客境外理財業務；允許證券、保險機構在一定額度內開展境外投資。在嚴進方面：一是改進外債管理方式，從嚴控制短期外債過快增長。二是加強對外匯資金流入的檢查和非法外匯交易的打擊力度。三是繼續落實和鞏固貿易外匯售結匯、個人外匯和外資進入房地產等監管政策，加強對貿易信貸等資金流入的管理。四是對異常跨境資金流動實行嚴密監測。這些改革也將促進外匯市場創新，從而進一步緩解人民幣升值預期。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上述“嚴進寬出”的政策只是運用于一般的或正常的外匯管理，而對于熱錢的進出則必須采用“嚴進嚴出‘’的特殊政策。在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情況下，熱錢以各種渠道涌入中國已成為推升外匯儲備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即人民幣升值預期吸引熱錢而來，熱錢的涌入又進一步加劇了人民幣升值預期，人民幣升值預期揮之不去。因此，必須通過各種手段降低對人民幣升值預期以控制外匯過度流入，這已經成為當務之急。防范熱錢的進出，對待熱錢要堅決實施”嚴進嚴出“。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外匯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重點監督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入，強化對跨境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的監控和管理，對沒有實際交易背景和虛報出口交易額的外拒流入嚴厲查處。可通過稅收政策來阻擊熱錢流入，如對投資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外資征收升值利得稅，將外資出售房地產和購買房地產之時的匯率相減，對純粹因升值而獲的投資收益征收一定比例的稅賦，既可平抑房地產價格又可抑制人民幣升值投機。又如，可研究探討選擇適當時機開征“托賓稅”，以此把熱錢進入和流出中國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一個令其望而卻步的水平。當然，開征“托賓稅”也會使正常的投資和貿易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但如果采用合適的制度安排，給一定時期內保持資金賬戶穩定的交易實行“退稅”，則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依法合規投資活動的正常運行。為使這一措施具有法律依據和權威性，可考慮制定《反熱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