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發展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保險業的發展已進入了矛盾多發期，只有及時化解各種矛盾，中國保險業才能保持一個穩定的運行株序，實現做大做強的目標。保險業發展中的種種矛盾是制度沖突導致的，因此，從制度層面著眼協調保險業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困境尤為重要。為此，政府應對商業保險給予重視和政策支持；提升全民的風險意識；商業保險公司要提高自身經營水平。

　　[關鍵詞]商業保險，發展困境，制度沖突，制度協調

　　制度創新與改革是保險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但同時，隨著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保險業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矛盾多發期，只有及時化解各種矛盾，中國保險業才能保持一個穩定的運行秩序，做大做強的目標才能夠實現。保險業發展的種種矛盾并非是簡單的發展中出現的矛盾，而是制度沖突導致的種種困境，從制度沖突來把握保險業改革開放以來存在的問題尤為重要，也是一個解決矛盾很好的切入點。

　　一、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與制度沖突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所謂制度就是管束人的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在這些規則當中，有些是由人們制定或認可，并且將它上升為明文規定的一系列政策和規則，我們稱之為正式制度，它包括了政治規則、經濟規則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的等級結構，從憲法到法律，到具體的細則，最后到契約”。“有些是由人們在長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相對穩定性、持久性的一系列行為規則和判斷標準，我們稱之為非正式制度，它一般包括風俗習慣、倫理規范、道德觀念，意識形態等因素。”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作為社會制度體系的兩個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相互補充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發展經濟學提出的那些發展條件，如發展教育、利用科技、積累資本、完善基礎設施等，與其說是發展的前提條件，還不如說是發展的結果，制約一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性的前提條件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科技，而是制度。市場制度、產權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是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性的原因。制度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激勵結構，因而，經濟和政治制度是經濟績效的根本性決定因素。

　　制度沖突是指在制度系統內部對應于同一種行為的不同制度安排之間在作用方向上不一致，對行為的規范上存在相互矛盾和抵觸的部分。中國保險業的發展，正面臨著正式制度沖突及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沖突，制度沖突導致的張力必然對保險業的發展產生影響，制約保險業的持續發展。

　　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正式制度只有被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1993年諾斯在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發表演講時指出，離開了非正式制度，即使將成功的市場經濟制度的正式規則搬到第三世界國家，也不一定是取得良好經濟實績的充分條件。因此，再好的正式規則，若遠遠偏離了土生土長的非正式規則，也只能是“中看不中用”。

　　“正式制度的執行同時必須是以非正式制度的遵守為前提，任何一個社會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正式制度的強制性來治理，如同法律不能離開道德一樣。另外，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是相互適應，和諧統一的。也就是說，一定的正式制度和相應的非正式制度在一起，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不能簡單地說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哪個更加有效。制度的有效與否只能放到具體的制度結構中去談論。二者只有共同發生作用才能有效，僅僅依靠任何一種約束都是無效地。”

　　二、正式制度的缺陷

　　中國歷時近30年的改革開放，其主要任務就是大力開展制度改革，不僅進行了農村和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還在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等方面也進行了逐漸深入的改革。以制度調整、制度替代和制度創新為基本內容的體制改革，其宗旨是通過制度安排來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國民族保險業即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產物。總體看，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后，中國保險業的資產總量、保費規模、資金運用規模等大幅增長。但是，隨著保險業快速擴張的同時，逐漸凸顯出保險業未來增長的乏力和深層次矛盾。

　　保險作為一種正式制度安排，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是分攤意外事故損失的一種財務安排，對于家庭、企業等經濟單位而言，保險是一種有效處理風險的方法，運行的基礎是損失分攤機制，是一種經濟保障機制。對整個社會運行來講，保險起到了穩定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維護社會安全的保駕護航作用。風險是客觀存在的、永恒的，保險業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是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從國內保險業發展過程的實踐來看，商業保險在發展過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在整個社會市場運行中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例如：2002年吉林省某市一居民樓發生煤氣爆炸，造成整體單元14戶居民業主受到不同程度毀損，直接經濟損失近250多萬元。事故發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立即趕往事故現場。與此同時，由于在受損的居民當中有6戶在房屋按揭貸款時參加了房屋保險，保險公司也趕到了事故現場。當政府了解到有居民參加了保險，非常高興，說道“這下政府能少負擔點了”。最終受災的14戶居民中有6戶是保險公司賠付，共賠付128萬元，其余由政府賠償。但對于居民來講最終得到的補償效果都是使房屋基本恢復了原樣。政府要求保險賠款必須直接交給政府，不得直接支付給被保險人，無論是否參加保險，由政府統一修繕房屋，如果居民得到賠款，政府則不負擔修繕該戶居民的房屋。在整個事件中，保險公司本來可以借此宣傳保險，希望能夠通過此次賠償提高居民的保險意識，卻沒有想到出現的效應是負面的。無論是否參加保險都能夠得到補償，而參加保險的居民倒不劃算了，因為他們多支付了保險費，因此在事件發生后，出現了大面積退保的現象。

　　由此看來，在突發事件及意外災害發生時，保險公司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風險分攤和保障功能，政府仍然扮演著父母官、大包大攬的計劃經濟角色，政府對商業保險的定位和支持直接影響到商業保險的發展和走向成熟。

　　三、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沖突

　　保險賴以存在的前提和條件是全社會的風險認識程度和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經濟基礎，也就是有廣泛的市場需求。但從我國的保險業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的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正嚴重制約和影響著保險的可持續發展，導致市場有效需求不足。除了前文所述正式制度缺陷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非正式制度的沖突，也就是由于傳統文化等因素導致的風險意識不強，直接制約了保險的廣覆蓋和迅速發展。

　　首先，我國保險消費構成是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兩部分。社會保險由于其非盈利性以及政府強制性等政策支持，遠高于商業保險的發展。作為商業性保險公司經營的目標，除了經濟補償、安定人民生活、發揮社會管理功能以外，最重要的還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行為，即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消費需求屬經濟行為，經濟理性導致消費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加之保險商品的特殊性，如無形性、滯后性、不確定性等，不出事故，保費就白支出了，即使出了事故，也是選擇性地賠付。因此，保險業利潤追求和被保險人利益需求之間的矛盾沖突成為制約保險業快速發展的直接因素，也是導致誠信匱乏的主要原因。保險公司為了實現利潤，在承保理賠各環節加強了風險管控，把風險降到最小，而被保險人只要出險，就要得到賠付，甚至是額外的收益。為此，理賠難等種種的糾紛導致保險行業地位下降，缺乏信譽。

　　其次，風險意識缺乏，對保險認知偏差導致保險業發展出現了目前的“泡沫論”、“發展粗放”、“重短期輕長遠”等情況。作為一種傳統的防范風險損失的手段，儲蓄是中國老百姓最為依賴的一種方式。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廣大的農村非常忌諱談到傷殘死亡，認為不吉利，所以對于以保障為本質的保險非常排斥，這也是近幾年壽險業發展迅猛而非壽險業發展滯緩的一個主要原因。壽險業之所以發展迅速，從壽險業務結構中不難看出百分之八十是投資型業務，而保障型業務發展緩慢，這是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產品創新和開發的結果。中國人購買保險時關注的是資金的保值、增值基礎上的保障，甚至很多客戶還存在著投機心理。不關心風險保障，把保險產品等同儲蓄，來對比其回報率，對短期的意外風險保障的險種很少問津，保險意識偏差以及多年來形成的求穩、求快，重眼前利益，輕長遠考慮的普遍性心理直接導致保險有效需求不足，也是制約保險業快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即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沖突所致。

　　四、制度協調是保險業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

　　（一）政府對商業保險的重視和政策支持是保險業持續發展的保障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施了大規模的制度改革，并且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在正式制度層面上進行的，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效率，推進社會發展。商業保險作為一種正式制度的安排，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產物，目的是通過保險保障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為經濟發展起到“穩定器”和保駕護航的作用。

　　從商業保險制度安排的功能看，商業保險是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盡管近幾年特別是國務院23號文件對保險業的行業地位和作用有了一個里程碑式的突破，有些省市政府，例如：深圳、江蘇等，為推動當地保險業的發展出臺了一些政策支持。但總體看，相當多的地方政府仍然對支持和推動保險業發展沒有給予重視和支持，甚至在很多省份，保險業是被邊緣化的，根本沒有納入政府工作的議程。制度沖突使商業保險在夾縫中生存。為此，各級政府首先應解決對商業保險功能定位和認識問題。要充分發揮商業保險的社會管理和為經濟保駕護航的作用，使商業保險承擔起應當承擔的責任，以此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為社會的防災防損、保障生產、安定人民生活起到“穩定器”和“安全網”的作用。其次，政府要尊重市場和商業原則，積極培育高效率的市場經濟，明確職責。商業保險公司之所以缺少話語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商業原則。為此，有些人提出保險要“去商業化”。這是違背市場經濟的效率原則的，商業保險公司的經營受到價值規律的作用、市場機制的制約和商業競爭的壓力，只有通過提高服務質量、完善代理制度、進行產品創新、降低費用等手段才能爭取到客戶。因此，商業保險雖然以盈利為目的，但客觀上商業保險具有社會救濟、分散風險的作用。對于國家的穩定，保險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補充。

　　（二）提升全民的風險意識是商業保險發展的根本

　　全民的風險意識即是非正式制度范疇。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一樣，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在中國這個注重道德規范的國家，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就顯得尤為強大。

　　盡管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商業保險發展出現了困境，但正式制度之間的沖突較非正式制度的沖突協調起來要容易得多。非正式制度是以習慣、習俗和思想觀念形式存在的，缺乏明晰的形式和內容，是積淀了幾千年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它們是有穩定而強大的延續慣性，并不會因為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社會體制的變化而根除。正如孟德斯鳩和韋伯等人所論，一個民族的傳統是不可斷裂的，它只能伴隨著這個民族的存在而延續。2005年，我國總保費只占亞洲總保費規模的7.9%，國內生產總值為18.2321萬億元，而保費僅為4927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7%，占全國個人金融資產的3%左右，占居民儲蓄存款和3.49%左右。而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強國，保費占到世界總保費規模的1／3，在美國的個人金融資產中，現金和銀行存款占15.5%，股票和股東投資占27.5%，保費和養老金占29.8%.

　　韋伯認為，文化價值觀念制約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不僅會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影響其他的社會行為和社會結構，他主張從外在形式說明轉向內在心理解釋，認為社會發展存在兩種因素，即經濟因素與精神因素，但經濟因素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而精神因素隱藏于人們背后，是不透明的或不能認識的。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經濟社會學，更加強調經濟生活中的“文化嵌入”和“社會嵌入”問題，一些學者認為，經濟生活無疑與人們的心智生活有關，所以經濟行動中還存在著認知的嵌入問題。波拉尼指出，經濟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凡勃倫指出，市場制度就是由“大多數人普遍接受的固定思維習慣”組成。康芒斯在其《制度經濟學》中也認為，市場交易乃是社會關系的交換，而風俗習慣是構成一切人類關系的基礎原則。因此，任何一個行為者在進行交易中，都必須遵循沿襲下來的習慣與風俗行事。

　　為此，“當前保險業發展不僅處于初級階段，而且處于初級階段的初始時期。消費者不成熟，對保險的認知程度不高，保險意識不強，購買意愿較低，消費行為不理性，消費者市場處于典型的培育階段，保險意識的提高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由此，中國保險業要快速發展的前提是培育成熟的保險消費意識，實現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融合，彼此促進，共榮共損，否則文化沖突會直接制約商業保險的健康發展。

　　（三）商業保險公司提高自身經營水平是基礎

　　信任是市場經濟用來減少社會交往復雜性的機制。當前保險業正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社會大眾對保險的認同缺失是保險業發展的瓶頸。作為金融體系的一部分，商業保險和銀行比較起來在居民的信任度方面差別是很大的。保險的理財產品離開銀行渠道的信任前提是難以形成規模的。導致保險誠信匱乏的原因，一是商業保險的效益最大化原則，導致承保理賠環節對客戶的嚴格把關，造成了尖銳矛盾；二是個別保險公司內控管理不嚴，管理粗放，經營成本加大，就向降低賠付率要效益，導致該賠不賠，理賠難；三是壽險營銷員隊伍素質參差不齊，為了獲得業務不擇手段，對保險市場需求的影響是破壞性的。為此，商業保險公司首先要解決好自身效益和誠信問題。對于初級保險市場，要培育好市場，通過管理和資金運用產生效益，而不是過高的承保利潤，以此來培育客戶對保險的信心和行業誠信的樹立。其次規范也是競爭力，保險業是經營風險的行業，也是高風險行業，經營發展過程實際上是規模、結構、速度、效益的動態協調和優化平衡的過程，要著眼于自身的長期穩健經營，就要在經營、管理的時時刻刻、方方面面，以法律、法規和各項制度為準繩和界限。這樣才能培育客戶的忠誠度，提升行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