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現狀的基本評價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呈現出“中、底部大，上頭小”形狀，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根據統計年鑒統計數據計算得出的描述城鎮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的基尼系數比較適中，從此角度看，大多數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但是，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確實還存在著諸多不良現象和問題，如體制內平均主義分配傾向仍較嚴重，同時，不少單位工資外收入失控，少數行業存在著壟斷分配不公，通過撈取非法收入暴富的情況時有發生，部分地區、行業、企業、群體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等。這些現象和問題雖然是局部性的，但在全社會產生了很壞的影響，應盡快加以解決。

　　（一）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反映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性

　　1、我國城鎮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

　　“九五”期間，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實際增長5.7%.另據《中國統計年鑒》有關統計數據計算，1990年至1999年九年間，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長16.25%，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16.33%，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年平均增長15.33%.扣除物價因素，三者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分別為8.76%、8.84%和7.90%.

　　2、城鎮居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順應了市場化作用的方向

　　根據我們首次推出的描述不同收入群體概率分布的“徐振斌分布曲線”，按收入差距五等分，可以計算得出，1999年，全國城鎮居民低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2357元至4315元）占31.79%，中等偏下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4316元至6273元）占32.36%，中等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6274元至8231元）占19.67%，中等偏上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8232元至10190元）占8.95%，高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10191元及以上）占7.23%.

　　這里順便指出，根據上述結論，我們對當前一些學者得出的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呈“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形”說法不能茍同。

　　3、從總體上看，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

　　一是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有關統計數據計算，1994年城鎮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僅為0.2754，偏向于平均；到1999年上升為0.3015，比較適中。

　　另從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基尼系數來看，1994年僅為0.2089，過于平均，說明絕大多數人的吃、穿、住、用、行都是清一色的模式；1999年為0.2714，有所擴大，但依然偏向于平均。當然，必須指出，這里的結論與人們實際感覺上的差距會有不同，與事實上的基尼系數也會有出入，主要原因是統計年鑒中可能存在該統計而未統計的數據所致，如非法收入，就很難調查統計出來，其造成的實際收入差距的擴大，就不可能包括在上述的基尼系數之中。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基尼系數就會增大一些，據估算，大體在0.4以內。即使如此，考慮到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是我國仍處于二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從全國看，我國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比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高一些是也正常的，不能簡單照搬0.4警戒線的理論。

　　二是我國行業間的收入分配在“八五”和“九五”時期，有一個大的調整，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最為典型的如采掘業，由1990年其職工工資水平在各行業中排名第一，到1999年變為倒數第三；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最為典型的如金融保險業，由1990年其職工工資水平在各行業中排名倒數第四，到1999年變為第一。其他如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房地產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社會團體、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普通高校、商業經紀與代理業等行業、部門職工的工資增長速度都排名在前列。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4、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

　　1990年至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

　　5、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

　　“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增長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1999年與1990年相比，國有單位的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1996年至1999年間，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

　　6、轉移支付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所增強

　　黨中央、國務院對兩個確保工作高度重視，加大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力度，重點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1998年至2000年三年間，中央對社會保障基金的財政補貼分別為96億元、257億元、478億元人民幣。2001年預計財政支持力度還將進一步加大。各級財政對社會保險的資金支持力度都超過以往任何時候。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265.9萬人，而1998年我國全部城鎮和農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合計僅有184.1萬人。1990年離退休費（不包括離退休職工的醫療衛生費）為396.2億元，1999年為2420.9億元，年平均增長率為22.28%，比同期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19.55%高出2.73個百分點。國家社會福利救濟支出1996年為41.19億元，1999年為80.25億元，年平均增長率為24.90%，比同期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7.67%高出17.23個百分點。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轉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250.01元增長到1999年的1257.17元，年平均增長19.66%，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3.43個百分點。

　　7、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

　　1990年至1999年間，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3%、16.25%、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增長（見表1）。

　　（二）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突出問題和矛盾

　　1、在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中，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并存

　　改革開放以來，正如前述所分析的那樣，雖然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狀況從總體上看也有了好轉，但是，“平均主義”并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據調查，許多企業基本工資最高與最低標準相比，僅為三倍左右；機關單位最高工資僅是最低工資的4.28倍（不含工齡工資）；事業單位基本工資最高與最低標準相比只有2.81倍（不含工齡工資）。按行政職務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小，按技術職務（技術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則更小。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也是工資外收入失控的重要誘因之一。

　　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差距過大”現象（由于統計年鑒中對于這種收入差距過大難以真實全面顯示，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我們在前面所做的關于不同收入群體分布和基尼系數的計算分析之中，所以，我們對這種收入差距過大進行單獨考察，而不與有統計數據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結論混為一起，這里我們還不妨稱之為“非統計收入差距過大”，以示區別）。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從有統計數據的收入分配差距來看，最高收入者與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0%的增長速度擴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與最低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長速度擴大；依據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變動情況，財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向少數富人集中。

　　我們僅以住房分配為例，來說明存在“收入差距過大”問題。根據對某市居民每戶人均面積統計數據分析，1998年，反映該市住房面積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2927，在較為適度的范圍之內；但是如果把級差地租等因素考慮在內，則按房產價格計算得出的基尼系數為0.7071，差距很懸殊（見表2）。

　　收入分配不規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給社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應采取措施重點加以解決。當然，產生“收入差距過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觀因素：一是高級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術人才和資本均為稀缺要素，在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下，人力資本、技術要素、資本的擁有者，靠自己的勞動和投資率先富起來。二是在工資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內收入的過于平均，應當說，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勞動報酬，屬于應納入制度內而未納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為合理的要素收入與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兩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國城鎮普通勞動力的過剩，又壓制了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提高。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也會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對于產生“收入差距過大”中的合理成份，應通過納入制度內等辦法加以解決；對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則應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擊的辦法加以解決。

　　壟斷行業的不合理高收入問題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業的壟斷地位，1999年，按十六個大行業分，職工工資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按分細行業分類，最高收入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是最低收入行業職工的4.50倍。1994年，壟斷行業職工平均工資與全社會職工平均工資的倍數關系是1.36倍至2.12倍之間；到1999年，上升到1.38倍至2.36倍之間，差距在不斷擴大（見表3）。這里，還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會更大一些。 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區的城鎮居民和職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長速度在全國排名長期“雙低”的現象，造成地區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其中，“雙低”現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憂。西部大開發，為西部經濟和城鎮居民（也包括鄉村居民）收入的增長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區也不能忽視，否則，將會拖全國經濟發展的后腿。

　　無論是分配過于平均還是收入差距過大，都是一種分配不公的表現。都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方式和勞動價值的扭曲。

　　2、收入分配行為不規范

　　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在實行工效掛鉤企業，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4%的標準進成本，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位消費隨意性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五是事業單位創收活動沒有規范的制度規定，分配行為不規范，透明度低。

　　3、整體收入分配結構仍不合理

　　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于"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1990年至1999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工資收入占人均全部年收入的比重，不僅沒有相對下降，反而從上升了0.56個百分點，這雖然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結為近年來福利工資化起到了抵制工資比重相對下降的作用，但是，也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還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這里，我們沒有把統計數據以外的制度外收入、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考慮在內，這將作為另一類問題加以解決）。

　　4、不同收入群體分布形態不夠理想，低收入群體所占比重很大

　　在各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上，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體相對較小，合計只占總人數的28.62%；由于收入水平提高較快的少數最高收入者將其他收入群體相對性的向下排擠，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相對過大，合計占總人數的64.15%.這一不同收入群體分布結構，容易造成人們對收入差距拉大心理失衡（由于群體內部收入差距不大的中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居多，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者偏少，所以，低收入者往往把目光定位在最高收入者那里。從心理上講，這些低收入者一抬頭仰視比較，就看見了最高收入者，而忽視了介于他們與最高收入者之間的規模不太顯眼的過渡性收入群體，造成很大的心理反差）。不同收入群體的不合理分布是我們當前收入分配問題中要解決的首要矛盾。

　　5、再分配還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一是利用經濟手段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不夠，作用不明顯。從城鎮居民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洛倫茨曲線重疊的情況可以看出，政府通過個人收入所得稅手段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幾乎還沒有表現。由此說明，其一，我國當前的再分配主要是政府的轉移支付行為，是全體公民的稅費貢獻；其次，在初次分配中，真正高收入人員的納稅額不多，不納稅現象嚴重，經濟杠桿還遠沒有發揮出應有的調節再分配的作用。

　　二是再分配尚不能有效地滿足實際需要。以社會保障為例，由于我國城鎮人口的老齡化，以及社會保障基金歷史上形成的空帳運轉等原因，資金缺口越來越大，財政不得不每年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支持力度，確保社會保障金的按時足額發放，致使社會保障基金壓力問題成為關系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全局性重大問題。

　　6、與世界接軌存在很大距離

　　我國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在世界上只是剛剛進入中下收入水平行列，即使是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最高、增長速度最快的上海，其城鎮居民收入水平，1999年也僅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收入水平的四分之一。所以，在加入世貿組織和對外經濟交流中，國內勞動力市場價位過低，與國際勞動力市場價格不相接軌，尤其是國內高素質人才與國際市場價格相比，相差十至數十倍，一旦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極容易造成技術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的流失。

　　二、對2001年至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趨勢估計

　　根據上述對“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和消費狀況的分析，結合對“十五”期間宏觀經濟社會形勢發展估計，我們對今后五年的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做出以下初步預測。

　　1、城鎮居民收入將面臨新一輪增長期

　　按照前面計算得出的關于城鎮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數據結論和趨勢，我們預測，“十五”期間，我國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年平均增長將保持不低于“八五”和“九五”期間實際增長水平。

　　主要理由：“十五”期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以7%較快的速度增長；國內的貨幣供應量增長將會較快；固定資產投資比以往的時期擴大更快，特別是西部大開發，基礎建設投資規模巨大；對外貿易隨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過去迅速恢復和增長；經濟結構將有大的調整，經濟運行狀況將處于一個良好的時期，社會環境將保持長期穩定。

　　2、以按多種要素分配為主要內容的收入分配多元化繼續向前邁進

　　按勞分配仍然是主體，但其（以工資收入為主）占城鎮居民全部收入的比重開始相對下降；按其他要素分配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

　　主要理由：政策支持為按要素分配打開了廣闊的空間；要素市場發育完善將有實質性的進展；技術更新快將使按技術要素分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居民儲蓄增多，個人金融資產和各種投資增多。所有這些，將為收入分配多元化奠定基礎。

　　3、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不可避免

　　根據“十五”計劃，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年平均收入將超過8000元，比1999年城鎮居民年平均收入5889元（17）增加2111元，年平均增長率將大于5.24%（從“八五”和“九五”期間實際增長率大于計劃增長率來看，估計今后五年的城鎮居民收入的實際增長率還要高一些）。由于1994年到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平均每年上升1.83%，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基尼系數平均每年上升5.37%，按照這種趨勢估計，2005年我國的城鎮居民收入、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費性支出的基尼系數都將會進一步增大。

　　差距拉大的主要理由：首先是基于前面兩個趨勢的預測作為基礎依據。此外，還存在以下五個方面的理由，一是加入世貿組織后，外資外商增多，會對收入的增長產生長期影響，隨著外資、外企與內資、內企之間的人才爭奪戰的展開，高素質人才的收入會迅速提高；二是農村大量勞動力脫離土地流入城鎮以及城鎮失業率的上升，致使普通勞動者供大于求，導致其收入水平難以提高，甚至于絕對水平下降；三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會導致地區收入差距的繼續擴大；四是經濟的快速增長有可能伴隨某種程度的通貨膨脹，對貨幣工資的增長產生影響；五是壟斷高收入依然存在。所有這些將使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無論是在絕對水平方面，還是在相對水平方面，都有可能進一步被拉大。

　　三、關于形成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對策建議

　　根據對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基本情況的評價和對未來趨勢的預測，針對前面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六個方面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現提出關于形成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基本思路和對策措施。

　　（一）關于形成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基本思路

　　我們認為，在正確認識和估計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發展趨勢的基礎上，下一步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調整城鎮居民不同收入群體分布結構為主線，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規范收入分配行為為落實措施，實施“擴中、保低、調高”戰略，順應收入差距拉開的趨勢，改變現有不同收入群體分布的“中、底部大，上頭小”狀況，以形成“中部大、兩頭小”的新格局。

　　1、“擴中”就是將中等和中低收入群體中的一部分人提高其收入，使之進入到中高和中等收入群體之中。具體講，就是逐步將中等收入者由目前的19.67%擴大到30%至40%，將最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者由目前的64.15%降低到40%左右，將中等偏上收入者由目前的8.95%提高到15%左右，大致形成15：25：40：12：8的城鎮居民不同收入群體分布的新格局。通過調整，使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呈現出較為對稱的正態分布形狀。中等收入者大大增加，能從分配的結果上較好地解決社會收入分配不公，使包括高、中、低各不同收入群體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能在保持效率的前提下，促進共同富裕；同時又為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奠定基礎。

　　2、“保低”繼續保障困難戶和最低收入戶群體的基本生活來源。以保障最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為最低收入標準，盡快遏止中低收入群體相對擴大的勢頭，遏止困難戶和最低收入戶群體相對收入水平下降的勢頭。困難戶和最低收入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能低于城鎮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的30%，而1999年為30.17%，且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

　　3、“調高”：即調節過高收入，通過經濟的、法律的手段，對部分過高收入者加大調節力度，縮小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調節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合理調節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類型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

　　（二）關于形成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對策措施

　　1、“擴中”方面的措施

　　總的措施是，通過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的收入分配機制，促進市場的發育完善，人才的充分競爭，以及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來實現。在初次分配環節，要避免依靠違背經濟規律的人為因素、行政計劃手段來完成。實踐證明，違背規律的做法，總是欲速則不達，效果適得其反。

　　一是在繼續深化國企改革的同時，加快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根據科技貢獻率對科技要素進行分配，提高科技人員、技術工人的報酬；通過年薪制、長期激勵、外部競爭、自我約束等辦法，按管理要素分配，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收入水平。

　　二是相當部分事業單位要在改制為企業的同時，改革現行工資分配制度，實行有利于調動科技人員積極性的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科技和管理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的形成；與此同時，不改制的事業單位，也要改革分配制度，根據科技人員的工作崗位、實績、貢獻確定報酬，拉開其與一般崗位的差距。三是機關單位要在機構改革、精減富余人員的基礎上，根據所負責大小和業績，打破平均主義，較大幅度地提高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水平，實現“以薪養廉”。通過這些措施，使科技人員、技術工人、經營管理人員、黨政機關骨干等較大幅度地增加收入，這部分人員是我們“擴中”的對象。

　　2、“保低”方面的措施

　　完善和落實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實最低工資制度，加大轉移支付力度。要適時調高城鎮居民各項最低收入標準（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優撫待遇等），切實保障最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要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并積極推行工資集體協商辦法，以保證一般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同時，要拓展普通勞動者就業門路，通過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就業能力增加他們的收入，促使其中一部分最低收入者進入到中低收入戶群體之中。

　　3、“調高”方面的措施

　　首先，通過個人所得稅調節，縮小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差距。對于5%的最高收入者，要摸清底數，通過加大個人所得稅征繳，尤其是通過加大個人所得納稅申報力度，采取重點征收措施，使對最高收入群體個人收入的調節落到實處。

　　其次，對壟斷行業要在打破壟斷的基礎上采取必要的直接調控措施調節其總體收入水平，同時，對壟斷行業中處于一般工作崗位的職工，使其工資水平與勞動力市場相應崗位的工資價位接軌。

　　第三，通過發達地區對口支援落后地區、資源互補等做法，適當縮小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收入差距。

　　第四，發揮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價位、人工成本預測預警對收入分配的指導監控作用，從培育和規范勞動力市場、發揮市場機制基礎調節作用方面，對各類過高收入進行調節。

　　第五，制定和完善相關法規政策，規范收入分配行為，調整收入結構，減少制度外收入和灰色收入，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縮小制度外的收入差距。

　　最后，要加強宣傳教育，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認識，讓全社會正確認識科技和經營管理勞動的重要作用，認識到對這部分人員相應提高報酬是完全應該的，應徹底破除平均主義的舊觀念，為搞好收入分配提供思想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