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銀行競爭中的規模、范圍與產權

　　競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必須面對的生存法則，而競爭致勝的全部基礎在于經營績效的提高。因此，競爭優勢的本質是效率優勢，正確的競爭策略應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競爭者的相對效率。關于效率，流行的理論認為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對提高效率至關重要。

　　規模經濟的含義是，給定固定成本支出，隨著資產規模的擴大，銀行機構的平均成本會隨之下降，相應地，平均收益也將隨之增加。因此，謀求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擴大資產規模。伯恩思頓（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銀行業的規模經濟效應，結論是，不管自身規模大小，給定其他條件不變，銀行規模擴大三倍，平均成本將下降5％－8％。

　　范圍經濟的核心仍然是規模經濟中的平均成本遞減概念，即，給定的產品組合由一個機構生產，其成本要比由多個專業化的機構分別生產所花的成本低。平均成本遞減的原因除固定成本分攤外，信息互補導致的成本節約也很重要。例如，企業存款賬戶的變化往往能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信用質量，因此，一家銀行同時提供存款賬戶和信用貸款所花費的成本要比單一經營存款賬戶或信用貸款所花的成本來得節約。再比如，銀行往往對其客戶企業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當其客戶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時，由該銀行提供中介服務顯然比另擇投資銀行更能節約信息成本。所以范圍經濟的含義是：謀求競爭優勢的關鍵是擴大業務范圍。

　　以上兩種理論在金融界有著廣泛的影響，被視為銀行兼并及實行混業經營的主要理論依據。促進一步的分析表明，飭街擲礪鄣氖視瞇裕╮obustness）不應被過分夸大：

　　首先，規模經濟理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成本函數形式的假設。伯恩恩頓（Benston，1972）假設成本函數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但事實上，金融機構的成本函數極有可能是對數形式的。由于管理成本隨規模的增加呈幾何級數遞增，其平均成本曲線不是簡單的遞增、不變或遞減，而是U形或非常平緩的U形。平均成本遞減只適用于規模很小的機構，對中等及大型機構，其平均成本曲線是平直以至上升的。

　　其次，范圍經濟可能夸大了信息互補帶來的成本節約。就銀行、證券、保險三類機構而言，每一類機構的業務幾乎從一開始就實現了覆蓋所在行業的多元化經營，比如我們找不到只放貸款、不吸收存款的銀行。另外，混業經營，如讓銀行進人證券業，雖然會節約信息成本，但同時卻隱藏了深刻的利益沖突，誘發逆選擇行為，這將有可能危及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理論假設不存在委托失效和代理成本，機構總是處在成本最小化或利潤最大化的生產邊界上。給定最小成本曲線，反推最佳的規模和范圍。這顯然是一個很強的假設，事實上，由于金融機構經營的是風險，委托一代理費用不僅存在，而且可能相當高。圖1反映了金融機構的這一特性。

　　簡單地說，我們認為金融機構在兩個方面創造價值：一是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收取服務費用；二是充當金融中介，經營風險并獲得風險收益。因此，金融機構的績效就取決于其產品和服務質量以及風險控制水平。給定成本水平，產品和服務質量越好，風險控制水平越高，則該機構的經營績效越高。圖1中的曲線就表示了這種與特定成本水平相對應的績效邊界，DD對應的績效邊界要遠遠高于FF.

　　兩個因素決定了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水平：委托人對風險的態度，以及代理人引致的代理成本。以銀行機構為例，凱利（Keeley，1990）認為，銀行的“執照”價值（franchise value）中包括私有的客戶關系等，很難通過市場全部變現，當銀行倒閉時，破產成本會很高。因此，足夠高的“執照”價值會避免股東承擔過高的風險。假設銀行為政府所有，或者有足夠的市場壟斷力，不存在破產威脅，則股東（代表政府行使所有權的機構）和銀行管理層，都可能表現出更大的風險偏好。此外，給定股東的風險偏好，當代理人能夠以股東或債權人的利益為代價追求自己的目標時，銀行無疑將面臨更高的風險。由此可見，公司治理結構（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安排）的確是決定金融機構風險控制效率的關鍵因素。

　　許多計量檢驗支持了我們的結論。伯格等（Berger和Humphrey，1994）的研究表明，規模或范圍不經濟導致的無效率不超過總成本的5％。大銀行的存貸款之間幾乎不存在信息互補帶來的成本節約。福林（Folin，2000）對德國全能銀行的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從范圍經濟的角度還是從市場壟斷力的角度，都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德國的銀行比它們的美國同行擁有更高的盈利能力。相反，管理效率，即所謂的X一效率被證明是決定金融機構經營績效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伯格等對美國銀行業的研究表明，管理無效率導致的效率損失約為總成本的20％。此后的經驗研究雖然致力于放松關于成本函數形式的設定，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不顯著的結論從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中國，雖然中國農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和業務范圍都比農村信用社大得多，但都表現為虧損。這說明，金融機構在提高效率、增強競爭力方面，面臨的不是規模約束，也不是范圍約束，而是產權約束，金融機構在謀求競爭優勢方面，可依賴的不是資產規模，也不是混業經營，而是良好的公司治理。至于觀察到的利潤與規模、范圍之間的正相關，是第二、第三重要的。管理效率的提高才是問題的核心，而管理效率提高的基礎是產權制度，這是第一重要的，至少對目前的中國是這樣。主流文獻中討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較多，是因為產權清晰在發達國家是給定的前提，不是問題。

　　中國的銀行業經歷了一個競爭不斷增強的過程，加入WTO又進一步強化了未來的競爭預期。中國的銀行業應該如何應對，擴大規模，擴張范圍，還是改革產權？本文將用前述理論框架具體分析中國銀行業的競爭態勢。本文結構如下：第二、三部分分析中國銀行業已經經歷和正在經歷的兩個競爭階段，第四部分討論加入WTO后中國銀行業面臨的競爭格局，第五部分是政策建議。

　　二、第一次銀行競爭：以機構擴張為主

　　1978年至1984年間，政府開始分離中國人民銀行擔負的商業銀行職能，逐步分設了四家專業銀行。1984年以后，以四家專業銀行為主體的市場競爭格局初步形成。在吸收家庭儲蓄方面，早期的銀行經營更多地體現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控制和競爭金融資源方面的需求。隨著商業化改革的不斷深人，銀行自身的利益得到了越來越充分的體現，銀行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表現為各自利益的競爭。

　　這一時期的銀行競爭主要是通過機構和人員的迅速擴張來實現的，因而可以將這一時期的銀行競爭稱之為機構競爭。依托現有的行政層級，各家銀行的機構網絡獲得了迅速擴展。1984年，國家銀行的機構總數為53898個，人員總數為84.7萬人；1995年國家銀行的機構個數和人員總數分別增加到16萬個和192.3萬人，分別增加了1.97和1.27倍。在大量機構網點的支撐下，四家國有銀行的資產規模迅速膨脹。1985年至1997年間，資產增長了11倍，其中貸款增長了11倍，存款增長了16.3倍（見表1）。

　　以銀行為主體的資源競爭在動員家庭儲蓄、支持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不過，這種競爭所依賴的僅僅是機構網絡方面的實力，而不是資金運作效率或者信貸資產質量的提高。由于在公司治理機制以及內控制度方面的固有缺陷，國有銀行的資產增長實際上是一種不計風險的粗放式擴張。從表1可以看出，1989年至1998年間，四大國有銀行的信貸資產余額增長了門借，但利潤總額僅增長了26％，而管理費用增長了8.9倍。管理費用與利潤的增長完全不成比例且在統計意義上基本呈反方向變動。1989年國有銀行的資產利潤率為1.01％，資本利潤率為18.44％；1998年這兩項指標為0.08％和1.07％。這些還只是未經風險調整的賬面利潤指標，如果考慮到國有銀行的巨額不良資產存量，國有銀行的經營績效就更不樂觀了。

　　除此以外，銀行主導的資源競爭和資源配置還使得金融資產結構更加單一，金融體系趨于僵化（易綱，1997）。中國金融機構存款占當年GNP的比例從1978年的36％上升至1995年的94％；金融機構貸款占當年GNP的比例從1978年的52％上升至1995年的88％。中國資本市場發展較快是在最近兩年，銀行一直是最主要的融資中介。

　　這兩個方面的創新都獲得了非常迅速的發展。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00年底，全部金融機構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為3380億元，比年初增加1952億元，增長1.37倍；其他個人消費貸款比年初增加640億元。目前消費信貸已經成為新的銀行信貸增長點。

　　工具創新是金融機構對市場競爭力以及市場約束力增強的直接反映，客觀上有助于推動國有銀行轉向集約化經營，提高服務質量，分散信貸風險，也有助于其他商業銀行通過新型債務工具擴大負債規模，增強競爭力，但仍不足以從根本上改善國有金融企業的經營績效，因為：

　　第一，金融競爭從機構擴張過渡到工具創新更多地反映了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特別是資本市場的較快發展，而不是金融機構自身內部治理機制的變革；

　　第二，目前的金融創新大多數是模仿發達國家已經相當成熟的金融產品或業務，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稱之為技術模仿可能更確切些；

　　第三，如同規模競爭一樣，工具創新的直接動機仍然是爭奪儲蓄資源，以支持資產擴張，緩解流動性壓力，其公司治理機制沒有改善，風險控制水平也沒有明顯增強。

　　經營風險并獲得風險收益是金融機構創新價值的主要方向，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和激勵機制是保證風險收益的關鍵因素。只要公司治理機制沒有顯著改善，風險管理水平沒有得到根本提高，產品和服務多元化就不足以從根本上改善競爭者的經營績效。

　　四、即將到來的第三次銀行競爭

　　中國加入WTO必將導致競爭環境的又一次變化。在金融開放的大格局下，外資金融機構將不可避免地加入競爭者的行列。這將是一場憑投資回報和經營績效決勝負的爭奪，可依賴的競爭優勢不是規模經濟，不是范圍經濟，而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后者恰恰是中國金融機構所缺乏的。

　　我們可以國有銀行為例，分析一下國有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缺陷，以及在加入WTO后可能面臨的沖擊。國有銀行機構的公司治理缺陷突出表現為代理費用高昂和管理不到位。國有獨資是導致這兩個問題的主要原因：

　　第一，國有加壟斷決定了國有銀行很難被真正破產或關閉，即便出現巨額損失，也可以通過財政加以彌補。這無疑會助長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偏好高風險，并以此追求自己的利益；

　　第二，目標多元化。政府作為委托人不僅要求代理人追求商業目標，同時還要實施政策性目標。當出現經營損失時，代理人總可以用政策性目標為自己推卸責任。由于信息不對稱，委托人很難計量代理人的績效和責任；

　　第三，政府所有等于提供了一種隱含的存款保險，債權人，包括存款戶就不會有激勵監督代理人的風險承擔；

　　第四，政府所有會導致代理人的選拔與考核偏離經理市場準則，扭曲正常的選拔和任命機制；

　　第五，政府所有導致政企不分和行政干預，扭曲正常的稅收制度和補償機制，不利于實行審慎的會計準則和對員工進行激勵；

　　第六，由于繼續采用與行政層級相對應的總分支行制，國有銀行代理鏈條繁且長，管理效率低下，鞭長莫及。這可能是為什么同是中國雇員，外資金融機構鮮有經濟案件，而國有金融機構經濟案件層出不窮的主要原因。

　　高代理費用和管理不到位決定了公司治理的失效以及經營績效的低下。當國有銀行憑借這樣的產權安排和公司治理結構跟外資銀行競爭時，虧損幾乎不可避免。當資金、業務和人才可以在不同金融機構間流動時，決定其流動方向的將是回報率、服務質量以及激勵機制。由于國有銀行與外資銀行在經營績效和激勵機制方面存在明顯差距，國有銀行將不可避免地出現資金、優質客戶及人才流失。

　　以人才流失為例，國有銀行按照平均生產率付工資，外資銀行根據邊際生產率付工資。假設國有銀行有10名員工，其中三名員工的生產率為110元則。時，另外9名每人的生產率為10元/小時，假設無利潤，國有銀行付給每人的工資是20元則。時。現在設想外資銀行以100/小時的工資將生產率為110元/小時的人才挖走，則可獲取剩余10元/小時為利潤。國有銀行工資很難降下來，繼續按20元/小時的標準支付平均工資，必將虧損90元/小時，因為剩下9人的生產率總共只有90元/小時。這便是人才流失的后果。

　　最糟糕的情況是，國有銀行剩下來的只有逆選擇導致的劣質客戶和低效率員工，以及資金流失帶來的流動性或支付壓力。這一狀態顯然應該竭力避免。

　　中國銀行業必須過渡到以投資收益為最終目標、以產品創新、制度創新為依托的競爭階段，才能在加入WTO后得以生存和發展。各國金融制度和金融危機的歷史表明，沒有多元化的股權結構，沒有以明晰產權為基礎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制度，國有銀行的“創新”只停留在模仿階段，以投資收益為目的的金融競爭也只是一句空話。

　　五、產權如何改？

　　公司治理是關鍵環節，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的核心是產權改革。

　　國有金融機構股權多元化的目的和合理性在于，通過引人戰略投資者，重建控制權結構，降低代理費用，真正改善其公司治理結構。簡單地上市或引入多個國有法人股東雖然可以促成股權多元化，但達不到改善治理結構的目的。分散的股東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關心公司治理，引入其它國有法人股等于是董事會中多了幾個國家代表，也無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

　　合格的戰略投資者有兩類：一是境外的戰略投資者。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IFC）參股上海銀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參股平安保險，都是外資進入境內金融機構的典型案例。外資股雖然不是控股股東，但其公司治理機制已經發生明顯改善；二是民營戰略投資者。金融開放應秉持內外并重的原則，慈禧太后的“寧予洋夷，不予家奴”的開放政策應堅決摒棄。

　　我國曾經在1990年代早期向民營資本開放過城市信用社的市場準入，后因風險暴露不得不關閉撤并。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民營資本天生不可信賴，而在于政策預期不穩。舉例說來，農民分到承包地后可以選擇栽樹，也可以選擇砍樹。如果他預期承包政策難以持久，就會選擇砍樹而不是栽樹，而我們的政策往往是等不到樹長大就會變化。

　　引入境內外戰略投資者會不會削弱中國的金融安全？答案是：不會。第一，國家將依法監管，只要監管有效，金融風險就可以得到控制。第二，國家依法征稅，享有主權收益。第三，體現金融控制力主要不在于金融服務是準提供的。各國經驗表明，國家的金融控制力主要體現在金融市場的清算、登記、托管和交易系統，只要國家牢牢掌握這些系統，就可以隨時獲得貨幣流向、股票和債券的市場信息，從而保持控制力。不僅如此，由于戰略投資者是在以自己（總公司）的資本承擔風險，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利于分散國家的綜合債務負擔。打破國有壟斷，放松市場準入，我們不應懼怕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零售業市場。零售業的投資類似于直接投資，外資銀行用真金白銀建立起來的零售網絡是固定資產，不易撤走，有利于開放條件下的金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