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謊言，誰脫得了干系？

　　去年底證監會出臺的“補充審計規定”，被有人認為是拉開中國證券市場信用重建的序幕，但在國內注冊會計師行業卻是一片喊冤聲。記者請一個當注冊會計師的同學談談對此事的看法，他垂頭喪氣地說，“最近就不說這事了，證監會是拿會計事務所開刀”，他甚至表示后悔當初畢業時入了這一行。北京注冊會計師協會副秘書長汪寧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股市上的造假事件注冊會計師自身肯定存在責任，但造假行為是上市公司干的，注冊會計師只是對會計信息起一個鑒定的作用，所以只能說有連帶責任。汪寧還指出，其實一些上市造假政府也參與其中，如果注冊會計師不參與，很可能就會“丟飯碗”，所以在這么一個環境下注冊會計師出現問題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

　　云南白藥的財務總監黃艾農在談到某些上市公司造假的問題時向記者坦言，作為上市公司的會計人員，可能會承擔一些來自管理層的壓力，有時還可能有來自地方政府的壓力。一些上市公司的負責人覺得“必須”有良好的業績，就指使財務人員造假，但問題總有一天會暴露的。對于一些干脆一開始就是包裝上市的公司，黃艾農認為這種情況不單是企業做假賬，很大程度上跟地方政府為了爭取上市名額有關。“當然，云南白藥一直是穩健的，去年的業績也非常好。”

　　國泰君安研究所的向威達研究員則直率地說，證券公司應該和上市公司一起對證券市場的信用危機承擔主要責任。向威達說自己早就指出過個別券商與上市公司勾結操縱股市的行為是狼和狽的關系，這給股市信用造成的影響很壞。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在接受采訪時更是認為證券市場一開始就存在問題，證券市場設立很大程度是為國有企業解困，但這個問題并沒有老老實實跟股民講清楚。所以其實一開始就存在信用問題，但是后來越來越看清楚了，投資者的利益要保護，要不然的話人家就不來了，所以對信用問題是越來越重視了。茅于軾說： “你說這個造假問題政府知道不知道，我看基本上是知道的，但是一直到去年才把它監管出來。政府部門知道，但是睜一眼閉一眼，反正能混就混過去，但是這個紙里包不住火啊，最后還是要出問題。”

　　信用重建哪個該唱主角？

　　一個獨立投資人曾向記者表示，“這樣騙人的股市我早就不想玩了”，但是由于資金被套，目前還不得不繼續“奉陪”。可見，中國的證券市場的信用已到了非重建不可的地步。

　　對于具體怎么重建，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項艱巨長遠的任務，必須由各有關部門和機構來共同努力。汪寧說，注冊會計師目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逐步重塑形象。他說實際上注冊會計師的問題也并非人們所說的那么嚴重，從近些年來我國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比例逐年升高可以看出，不少事務所還是能堅持原則、頂住方方面面的壓力的，據不完全統計，2000年度的上市公司會計報表中就有84.7億元的利潤被審計調減。汪寧說，作為協會目前的任務就是做好行業自律工作，引導調整行業內部的人員結構并處罰了一些違規的會計師，從外部環境來講則需要法制的完善。汪寧還高興地表示，主管部門已經暗示“補充審計”的規定要叫停，“連國有股減持都改了，這還不能改？”

　　黃艾農認為，一般新興股市都會產生信用缺乏的問題，解決的辦法應該是加強監管。但是監管也要提高水平，像億安科技漲到126元的時候不監管，等開始下跌、大家被套牢了才來監管，這樣的效果就差了，所以監管也要注重方式和手段，力求早一點發現問題。

　　茅于軾認為，證券市場因為本身風險就很大，所以是典型的最需要講信用的市場，而重建信用過程中應該說政府的作用特別重要。現在我國的政府有的部門不太注重公信力這個問題，政府老騙人，那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有信用了。茅于軾說不久前看到一則消息，有人說德國總理施羅德的頭發是染的，施羅德就出來辟謠說我從來不用假面孔對人，人家對自己的公信力有多重視。同樣企業家也要有公信力，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一個企業能發展到多大規模與公信力的大小有關，歐美的信用意識強，所以大企業較多，中國的大企業就比較少，而一些更不講信用的人甚至連一個家庭都組織不起來。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金德環認為，目前的證券市場的信用危機是由于體制上存在問題，因為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沒有建立起來，存在一個管理主體缺失的問題，出于業績考慮管理者實際上處在一種鼓勵造假的環境中，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現在國有企業的失信狀況更嚴重。現在要建立信用應從幾個方面著手，首先是建立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從體制上遏制造假的動機；其次是要加強立法，進一步使造假企業的負責人承擔起責任；再次是要建立一個社會信用管理系統，讓曾經失信的人無處容身，這應該是解決信用問題的根本出路。另外在教育方面，今年有五所高校新設了信用管理專業，因為據估計當前全社會信用管理人才的缺口達50萬。

　　該誰買單？

　　信用建設同樣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金德環認為建設成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強監管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股市下跌，當然監管是長期利好，但短期內意味著要付出市值下跌的代價；二是今后企業要建立起信用管理機制，加強內部監管；三是要建立全社會的信用管理機構，最好是建立一個比較全面的信用級別數據庫來避免投資風險。

　　對股市下跌，許多投資者認為他們是無辜的，不應來承擔這項“成本”。茅于軾說，這次國有股減持引起股市下跌，可以看作是國家的一次失信，但當初這個同股不同權是用“雙軌制”推動中國改革的又一實踐，是有積極意義的。國家應該承擔國家的成本，股民當然也應該承擔一部分，因為投資本身是有風險的，用過去常說的話講是沒有不勞而獲，早先確實有人在股市里賺了錢，只是對現在還在市場中的股民來說顯得有些不公平。另外，加強股市監管有個時機問題，股市不景氣時應該不是加強監管的最好時機。

　　信用評級不能“實話實說”

　　聯合資信評估公司副總經理邵立強表示，通過信用評級可以把被評級對象的信用狀況充分揭示并展示給社會，從而引導證券市場的資金配置，另一方面評級活動本身能促進市場中各機構的信用意識。邵立強說，信用評級還能對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起到印證的作用，最近一家被揭露出有造假行為的上市公司曾在兩年前請他們進行信用評級，當時就發現這家公司的實際情況不是該公司向社會宣稱的那么好，但是最后這個評級結果沒有公開。邵立強認為，現在對“應該講信用”大家都意識非常強烈，但具體的市場環境和機制還沒有形成，這在初期還是需要政府來進行引導，比如最近在北京中關村建立信用體系就是政府推動的結果。

　　邵立強告訴記者，目前資信評估難以推開，主要是這個行業的市場環境還沒有形成，許多企業和機構覺得并沒有必要來向公眾展示自己的信用狀況。比如建立證券市場普遍的信用評級制度，這對投資者掌握投資對象的風險信息很有意義，“但是上市公司覺得沒有好處就不會自己來找我們評級，主管部門不可能發一個通知要求上市公司都要評級，股民也不能要求上市公司和一些機構參加評級。”看來資信評估想在這一領域發揮作用還真有些無從下手的感覺。

　　金德環則認為，信用評級不一定要向被評級對象收費，可以先投資建立一個信用資料庫，然后向使用這些信息的人收費。從長遠看這么一項業務的盈利前景的可觀的，可以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先搞起來。金德環強調，這樣一種信用管理機構應該由民間的有遠見的投資者來投資，因為信用并非一個簡單的法律或道德問題，政府只適合在政策上進行鼓勵。而且民間投資效率較高，如果由政府來投入，對一些國有公司的評價也就難以保持公正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