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國家做出了將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銀行債權轉為股權的重大決策。經過篩選有580家企業實施債轉股，涉及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以及中國建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以下簡稱金融機構）的債權近4000億元。據測算債轉股企業從2000年4月1日起停息至今的3個年度中，按5年期以上年利率5.76％計算，減輕企業負擔約690億元。這個數字大體占債轉股企業3年利潤的30％左右。通過債轉股，不僅給企業減輕了財務負擔，使大多數企業具備了正常經營的能力，而且還增強了企業的發展能力。應該說，近3年這些企業經濟效益總體上有了較大的提高，其中債轉股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據原國家經貿委的統計，債轉股企業3年利潤總和約2300億元，減去債轉股后不付利息的因素（690億元），凈盈利1610億元，比以前大大提高。為更好地發揮債轉股政策的作用，同時加速解決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問題，必須加快解決債轉股資產，以全面實現債轉股政策的目的和意義。

　　一、金融機構持有債轉股資產的現狀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債轉股資產對金融機構來說效益還有待提高。據測算，債轉股資產資金占用成本平均為3.6％，即金融機構平均每年大約支出144億元。但其收益卻遠遠低于成本。據原國家經貿委的統計，金融機構3年共收到分紅73.9億，平均每年24.6億元，年收益僅為0.62％。中國建設銀行的情況稍好一點，540億元債轉股資產3年共收到分紅15億，平均每年5億元，年收益為0.93％。因此，對于金融機構而言，債轉股資產實質上仍是“不良資產”，即每年在債轉股資產上虧損119.4億元。雖然有少數優良的債轉股企業，如中石油、中石化等企業，其投資收益高于銀行平均成本，對金融機構而言確實是棄之可惜。但是，對于大多數債轉股企業，更主要的是棄之不能。最初金融機構與企業簽訂債轉股協議時都有回購的時間約定，但后來有關部門發文，取消了這一約定，使金融機構的退出沒有了保障。所以雖然在政策上沒有不讓金融機構轉讓這部分股權的規定，但實際操作上存在著許多障礙。

　　另外更主要的問題是金融機構對企業根本沒有決策權、發言權，是處于“啞巴”股東的地位，發揮不了股東的實質作用。目前有相當部分的企業至今還未完成股份制改造工作，沒有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據原國家經貿委的統計，至今有175戶企業，約占總數的30％沒有建立新公司。至今未成立新公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企業資產的評估計價問題，企業凈資產負值問題，企業各方所有者股權比例問題等。但是，其中企業把債轉股當做優惠政策，不想或不愿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思想恐怕也是原因之一。事實上，在新公司運行中，金融機構完全可以憑借其信息靈、渠道廣的優勢，對生產發展、投資提出有價值的判斷，特別利用在理財方面的優勢等來幫助和推動企業發展，但是，在實踐中卻根本做不到。

　　因此，從總體上說，雖然有債轉股使企業在財務效益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促進了企業發展的積極方面，但是，也有不利于金融機構資金循環和正常經營，又遠未達到債轉股政策改善企業治理結構，推進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目標的不利方面。

　　二、劃轉與處置：解決債轉股資產的兩種政策思路

　　為了更好地發揮債轉股政策的作用，同時解決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問題，筆者認為總體的思路是讓金融機構從債轉股企業中退出，既解決金融機構被迫持股，且又達不到持股的目的（管理、控制），又有利于金融機構的資金回收和正常經營，解決這一問題筆者以為有兩種政策思路可供選擇。

　　其一，按國家資本金劃轉處理。即由國家財政出錢從金融機構手中買下這部分資產，然后劃轉給新成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由這個機構行使真正的國家出資人的職能，使“啞巴”股東變成說話的股東，使國有資產所有者真正到位。國家可以按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對企業加強監督、管理，并且可以適時進行產權結構的調整，或持有，或出售，或重組等。至于國家財政的資金來源，可以通過發行特別國債來解決。

　　其二，加快處置，將金融機構手中的大部分股權在2－3年內出售給國內外戰略投資者或者由企業回購。如果第一條思路由于某種原因實現不了，可以考慮第二種選擇即金融機構自行處置股權，首先鼓勵企業回購，如果企業不愿意或無力回購則在市場上進行出售，力爭在2－3年內處置完畢。金融機構加快處置債轉股資產可以有以下積極作用：

　　第一，有利于國有企業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如前所述，債轉股企業大部分股權掌握在金融機構手中，金融機構又不能發揮所有者的作用，必然不利于治理結構的改善，也無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股權的處置，買方可以是另外一個國有企業，也可以是國內民營企業，或者是國外戰略投資者。這些企業的進入，特別是后兩者的進入，必然要求行使其所有者的權力，進而達到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目的。另外，公開出售股權也迫使部分經營好的企業想辦法主動回購股權，防止喪失實際上的大股東地位，迫使那些經營不善的企業高管層想辦法改善管理，提高經營水平。

　　第二，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結構調整包括所有制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民營或外資進入國有企業，實現了所有制結構的調整，達到了國有經濟的有進有退的改革目標。對于那些競爭行業的企業，金融機構手中的國有股權的出售，自然而然地達到了國有經濟退出的目標，是存量調整的最直接、最快捷的辦法。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可以通過金融機構掌握的股權出售價格（真實反映市場價值的價格）來間接地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國有股權的變現所換回的資金可以按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進入急需發展的行業。有人擔心，金融機構從債轉股企業中大規模退出，會影響國家對部分行業及部分重要企業的控制。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只要這種退出是遵循國家的產業政策規定（如民營企業、外資允許或不允許進入某些行業的規定等）就完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有利于金融機構的資金回收和經營效益的改善。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將巨額資金壓在債轉股資產上，違背商業銀行經營貨幣的本質職能，不利于資金的良性循環，也不利于銀行商業化的運作，經營效益的改善。另外，資產管理公司也有個存續期，也不可能長期持有股權。

　　要實施第二種政策思路，必須要創造一定的政策條件：

　　一是在政策上允許和鼓勵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處置債轉股股權。雖然目前尚無明確的規定不允許金融機構賣掉“債轉股”，但在實踐上有許多障礙。所以應該在政策上明確并鼓勵金融機構按市場價格出售股權。

　　二是解決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處置股權發生的“虧損”。這種損失不應完全由金融機構承擔，國家財政應予資金支持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