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產力層面上，國家之間的競爭莫不歸根于經濟實力的交鋒，金融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的活躍程度決定了金融競爭力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高度相關性。基于這種判斷，本文進一步從提升我國國家競爭力的角度，分析了我國金融業的改革取向。

　　一、金融實力與國家競爭力相關性分析

　　現代市場經濟是高度信用化、信息化、契約化和金融化的商品經濟，是金融經濟。在金融經濟時代，社會經濟日益金融化，社會資產也日益金融資產化，金融在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與影響空前提高。

　　一個國家的經濟金融化過程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深化，金融化程度的高低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曾對金融與經濟的相關性進行過比率分析。他認為，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以及它們的組合種類越多、分布越廣、規模越大，金融發展程度便越高，經濟也就越發達。戈德史密斯把全部金融工具或金融資產總值與國民財富的比率稱為金融相關比率，金融工具對持有者來說就是金融資產，全部金融工具總值便是全社會的金融資產總值。戈德史密斯用金融相關比率來反映經濟的金融化程度，并用這一比率的高低來說明現代經濟的發達程度，各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金融相關比率呈現一個快速增長的趨勢（如表1所示），這種快速增長也帶動了經濟起飛。

　　由于金融發展，經濟也不斷地發展，一國的經濟競爭力就會強大s或者說沒有較強的金融實力，就沒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所以金融與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也應有一種相關性。其實，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發表的1997年全球競爭力年度報告，我們可以看出，金融實力與國際競爭力存在很強的正相關性，即一目金融實力越強，該國的國際競爭力也往往越強（如表2所示）。

　　從排名來看，金融實力處在前10位的國家中有8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處在前10位。中國的金融實力排名較靠后，處在第42位，影響了國際競爭力的排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由于資本市場發育比較成熟以及金融服務質量較高，其國際競爭力一直名列前茅。美國的金融體系的競爭力較強，排名第1位，國際競爭力也處在第1位。

　　而從所有45個國家的排序來看，其相關系數為0．901，即金融與國際競爭力之間呈現較強的相關性，（如表3所示）

　　就金融實力與國家競爭力關系問題的微觀層面而言，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更為具體的例子。美國經濟周期與美元匯率之間就呈現出較高的相關性。70年代是美國有名的滯脹時期，1973—1979年期間美元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只有O．8％，美國經濟停滯，而通貨膨脹率卻象脫韁野馬無法控制，消費物價指數平均每年上升7．1％，失業串高達6％—8％。對應這一時期美國經濟低迷的景象，美元也持續下跌。70年代歷次經濟周期期間，按照消費物價增長率計的通貨膨脹率都保持較高的水平，影響了美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這一時期影響美元匯率的主要因素是美國的通貨膨脹率。1983—1988年，美國經濟連續增長，GDP上升了25．5％，年平均遞增3．8％以上。80年代的擴張正是金融擴張帶來的，結果是信用的過度膨脹，政府、企業、個人的債務猛增；同時儲蓄率的不斷下降使信貸資金成本不斷攀升。高成本的信用資金不斷投向收益與風險雙高的房地產、股票、兼并領域，參與投機活動，使80年代后期美國經濟泡沫成份增多，金融活動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最終導致9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

　　1990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結束了長達8年的持續增長過程，陷入了衰退，進入了一個新的周期。1990年第三季度到1992年3月是美國經濟的衰退階段，這是美國經濟戰后第9次衰退。到1992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經歷了兩次浮動后，真正走出了衰退。從此以后，美國經濟出現連續增長，美元匯率在強有力的經濟支持下，也出現了持續走高的形勢。隨著美國經濟的強勁擴展，美元從1995年起在世界市場上受到歡迎。1997年，美元價格相對與世界范圍內其他貨幣的加權平均價格凈增3．5％，美國經濟增長與美元匯率的關系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二、對我國金融改革的理論指導意義

　　上述分析表明，一國金融實力越強，其競爭力也就越強。即金融實力與國際競爭力存在高度正相關性。這個結論對于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打一定的啟發。一個顯然的結論是：力提高我國的整體競爭力，培育我國金融競爭力也就成丁當務之急。

　　1997年中國金融體系的國際競爭力世界排名第40位，比1994年列第39位、1995年列第38位和1996年列第37位都下降了，反映出中國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比較低的國際競爭力水平。

　　目前，全球金融領域以1998年日本金融“創世大爆炸”為起點又出現了新的動向。在全球資本市場一體化進程中，規模龐大且無分業限制的復合型銀行極具競爭優勢。因為它能夠與信息技術、商業電子等革命浪潮相伴隨，并且具備全方位征戰的實力。正是基于這種原因，發達國家紛紛進行金融體制改革，并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金融業的大規模兼并和重組。這一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層層推進背景下出現的新動向，對我國金融領域提出了一個緊迫的課題。客觀地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金融領域的改革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國金融業的現狀遠遠不能應對全球金融新動向所提出的挑戰，這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首先，我國的利率形成還遠遠不是由市場決定，即利率的市場生成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的培育和完善。也就是說，我國真正的利率決定權仍屬國家，商業銀行沒有充分的貸款自主權，不能根據企業利潤水平、信用狀況來靈活掌握差別利率。用來執行國家產業政策的優惠利率在我國也并未真正起到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進而提升產業競爭力的作用。優惠利率政策的本意，是對國家重點扶植的行業、項目實行不相同資金傾斜。但在我國，享受優惠利率的行業的確定并不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完成，而是各行業、各地方為爭取優惠利率而進行的多方博弈的結果，最后導致優惠范圍過寬。

　　1996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7次下調存、貸款利率，有效地降低丁資本成本。但較低的實際利率不一定絕對意味著有利于產業結構競爭力的提高，這在我國目前利率形成機制尚未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尤其如此。我國許多國有企業技術設備落后，產品不適應市場需求，這些企業如果按照市場競爭的原則應屬于被市場淘汰之列，而人為地降低資本成本，只能是把本已十分稀缺的資源繼續配置到低效產業中去，無疑不利于產業結構競爭力的提高。

　　其次，從銀行體系的改革來看，1984年建立兩級銀行體制后，為滿足集中性信貸控制的需要，建立了以高度壟斷為特征的國有商業銀行體系。后來雖又相繼成立了一批全國性或地方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但4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存貸款業務至今仍占全國存款業務總量的絕大部分。目前我國社會閑散資金絕大多數都流向了銀行儲蓄。我國銀行業務資產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101．82％，超過美國的75．92％，并已接近于法國（107．85％）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商業銀行的信貸對象，主要是國有大中企業，而眾多的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和私人企業則被排斥于這一正式融資體制之外，只能轉向民間借貸或高息貸款等非正式融資方式。恰恰是這些企業，由于其靈活的管理體制，較強的市場應變能力而較國有企業更具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金融業領域培育新的市場主體（比如一部分金融業民營化）以滿足非國有企業的融資要求就顯得甚為迫切。

　　再次，有必要加快金融對外開放進程，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增加國內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如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我國在給予外資銀行一定優惠的同時又施加了許多限制，即形成所謂國民待遇的“雙重扭曲”，這一點與非銀行外資企業政策特點大同小異。例如在所得稅、利率與費率自主權等方面外資企業普遍享受超“國民待遇”，而在投資地域、業務范圍等方面卻受到種種限制，即處于低“國民待遇”地位。截至1999年6月底，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所轄滬、浙、閩地區共設立外資銀行分行53家，其中獲準在滬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只有19家，人民幣資產總額約40億元。我國目前雖已批準部分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但是附加的種種限制性條件，決定了中、外資銀行還沒有平等競爭，這樣中國銀行業在與外資銀行競爭中得以壯大的可能性也就無從談起。今年8月初，人民銀行總行決定在上海分行所轄區域進一步擴大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范圍，放寬人民幣業務的規模限制，增加外資銀行的人民幣資金來源。擴大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范圍后，經營的地域可由原來的上海市一地擴大到江蘇、浙江兩省；人民幣負債總額對其外匯負債總額的比例，也將由原來的33％放寬到50％。人民銀行總行這一決定，體現了我國堅持金融對外開放的決心，對外資銀行更好地在我國開展經營是很大的鼓勵和很好的機遇。同時，擴大人民幣業務范圍的過程中還可以全面推動中外資銀行的業務發展，使我國金融業的競爭實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最后，我們應積極培育和規范資本市場，在謹慎原則前提下逐步開放資本市場。一目的資本市場越是開放，其企業就越能突破本地資本市場對融資規模的限制，從而能增加獲取資本的途徑，并有效地降低資本成本，提高產業結構競爭力。我國由于嚴格意義上的資本市場出現較晚，到目前尚不具備全面開放市場的條件，總的來說我國的資本市場仍為高度封閉型。國內公司要進入國外股票市場，基本上只有通過國內B股在境外上市、在美國發行ADR上市、境外中資企業直接招股上市幾種途徑。就目前的情況看，能夠利用國外資本市場的企業只占極小的一部分，我國企業對資本市場的利用，基本仍局限于國內的范圍之內。

　　在我國，股票市場對新興產業的支持作用表現得不是很明顯。我國企業在股票一級市場上發行股票并不是通過市場機制，而是在政府的計劃框架內進行。在二級市場上，由于我國的股票市場目前基本尚屬于投機型市場，投資者對股票的評價并非基于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股票價格經常背離其真實價值且有大幅波動。這樣，經營業績突出的上市公司市值不一定高，也不利于新興產業的籌資。

　　當然，中國的情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真正意義的現代金融體系還有待建立，現代金融制度還有待形成，金融秩序還有待改進。在這種背景下，相關的金融改革確實是不宜操之過急。但是，我們認為，基于一國金融實力與其整體競爭力高度相關這一事實，我國金融體制的根本性變革是一個必然的取向。唯有完成這個方面的重大突破，我國才有可能實現金融領域的國際接軌，才有可能以相應的身份和資格參與國際金融領域的競爭并獲取相應的利益，才有可能切實提升以強大的金融實力為基礎的國家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