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程，在其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過程中，都無一例外地注重運用稅收政策的杠桿作用。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進程中，稅收政策作用同樣功不可沒。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我國今后的發展思路應該是均衡發展思路。那種在非均衡發展戰略下通常被采用的政策傾斜政府支持的手段將會減少使用，一個地方經濟的發展將主要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但同樣需要明確的是，均衡發展并不排除政府作用的發揮，其中就包括稅收政策作用的發揮。在東部地區已經通過國家政策傾斜成功實現經濟騰飛的今天，國家應該也有能力對中部地區實行必要的傾斜政策，特別是要對現行的區域稅收政策作出適當調整，構造中部地區的稅收優勢，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實現全國經濟的均衡、協調發展。

　　中部地區稅收增長乏力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六省，擁有占全國總面積10.7%的土地面積和占總人口28.1%的人口數量。

　　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反映在稅收上就是宏觀稅負及地稅社會貢獻率水平較低，稅收增長后勁不足。從宏觀稅負水平看，中部地區百元GDP稅收含量低，2004年中部六省實現GDP總量32099億元，占全國GDP總量136515億元的23.5%，而同期入庫稅收2936.1億元，僅占全國入庫稅收總額25718億元的11.4%，宏觀稅負嚴重偏低。分省看，宏觀稅負依次為山西16.36%、安徽9.18%、湖南9.07%、湖北8.55%、江西8.13%、河南7.53%，遠遠低于全國18.84%的平均水平。從稅收增長速度看，在全國稅收收入連年高幅增長的形勢下，中部地區卻出現增速遲緩的現象。

　　以湖北地稅收入為例，自2000年開始地稅收入就由分稅制改革前期的高速增長轉為低速緩慢爬升，2002年增長速度僅為2.51%，甚至低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2004年增速盡管提高到19.16%，為近年來最高，但依然低于全國25.7%的水平。稅收增長后勁不足的問題比較嚴峻。

　　從地稅社會貢獻率水平看，2003年，全國地稅收入占地方一般預算收入的比重平均為64%，最高的浙江省達78.53%，廣東省為76.03%，上海市為74.95%，江蘇省為60.44%，而中部（不含山西）的湖北省為51.76%，江西為50.40%，湖南為47.06%，安徽為52.26%，河南為53.4%.中部地區的地稅貢獻率水平不僅低于發達省份，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地方稅收對地方財政的支撐力較弱，直接影響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制約中部經濟的稅收癥結

　　得“中”獨厚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未能使中部省份擺脫“塌陷”（經濟總量不及東部，發展速度不及西部）的尷尬處境，究其原因，除了思想觀念比較保守等自身因素外，長期處于國家稅收政策“低谷”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一）現行稅制不科學、不完善制約中部地區經濟發展

　　1.農業稅制單一制約了農業的發展，也加劇了“三農”問題。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稅制結構，一方面造成涉農稅制成了“被遺忘的角落”，長期被忽視，現存的稅種陳舊、老化嚴重，如農業稅、農林特產稅、耕地占用稅、契稅，既阻礙了農村經濟發展，也加重了農民負擔；另一方面，涉農稅收優惠長期成為空白點，由于缺乏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扶持，使以農副產品為原材料的工業、加工業難以發展壯大，中部地區的農業始終無法擺脫以種養殖業為主的粗放的、單一經營的格局。

　　2.工商稅制不利于發揮中部地區的比較優勢。

　　以湖北為代表的中部地區一直是我國老工業基地，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影響，大部分企業設備老化、技術落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任務繁重。然而，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卻不利于企業進行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直接影響了中部地區重工業的發展。同時，由于重工業資本有機構成高，使得中部地區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明顯高于以輕工業、加工業為主的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企業在競爭中無疑就處于劣勢。

　　資源稅稅負過低，不利于中部地區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和財政優勢。資源稅征稅范圍窄，既不利于中部地區增加財政收入，更不利于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資源稅稅率過低，使得中部地區一方面低價輸出農副產品、能源、原材料，另一方面又高價購進加工產品、制成品，承受了利潤的“雙向流失”。城鎮土地使用稅適用面窄，稅率低，不利于中部地區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保護。

　　3.內外有別的稅制影響了中部地區內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以企業所得稅為例，首先，從稅收負擔水平看，據測算，目前內資企業平均稅收負擔為25%，外資企業平均稅收負擔不足11%，目前，中部地區大都以內資企業為主，外資企業所占比重小。其次，從企業所得稅的稅率設計來看，除基本稅率外，對中小企業實行18%和27%的兩檔優惠稅率。

　　4.生態稅收缺位制約了循環經濟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的保護。

　　由于缺乏生態環境稅收的調節，中部經濟基本上是一種從“資源-生產-消費-廢棄物排放”的物質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其增長模式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惡化了生態環境，對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大的負效應。

　　（二）不盡規范的分稅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部經濟發展

　　計劃經濟年代，中部地區作為糧食主產區和資源大區，向全國特別是東部地區提供了大量的農副產品和能源，以及大量的低價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供其加工，為其實現加工增值和獲得高額利潤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財力分配方面，更是如此，財稅收入大部分上劃中央，使中部地區經濟出現大量“貧血”。以武漢為例，改革開放之初，武漢市財政留成比例只有17%，上繳中央財政比例達83%，形成了較高的上繳基數。這使得武漢對中央財政的貢獻高居第二（僅次于上海），而地方財政積累卻位列全國倒數第一。

　　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后，上述狀況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首先，在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對共享稅的分配比例，雖然全國大體一致，但受收入總量的影響，不論是地方財力，還是企業留成，中部地區都難以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提并論。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湖北省地稅收入總規模甚至還不如東部沿海地區一個地級市。財力的不足直接制約了中部地區經濟的發展。

　　據統計，改革開放初的10多年中，武漢市對家電業的總投資僅為2億多元，不及沿海一個產品的投入。上世紀80年代，連續4年躋身全國電子企業百強，向國家上繳利稅比例高達75%，總額1.1億多元的武漢“鶯歌”電視，因竭澤而漁，竟然拿不出3000萬元資金引進一套質量檢測設備，最終好景不長、悄然退場。

　　其次，現行分稅制既按稅種又交織著按行政隸屬關系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使得中部地區為數眾多的中央企業對國稅的貢獻遠大于對地稅的貢獻。如襄樊市機械行業和汽車產業開發區企業2002年前9個月實現利潤9.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4.68%，其中中央企業實現利潤7.5億元，地方企業實現利潤只有2億元，地方企業實現利潤僅占全部企業實現利潤的21%.反映在企業所得稅上，襄樊市工業企業實現的利潤增幅接近翻了一番，但地方企業所得稅的增幅只有兩成多。同時這種不規范的分稅制還會引起地方政府過分關注稅源和稅收分配，從而影響中部地區產業布局。

　　第三，在國家對東部、西部、東北部全面實施沿海、沿邊發展戰略的大格局下，唯有中部地區成為優惠政策的盲區，這本身就是對中部地區最大的分配不公。湖北省國稅局的一位人士曾經算了一筆賬：同為鋼鐵企業，鞍鋼僅增值稅改革一項，一年就可節約成本5億元，相當于武鋼再造一個200萬噸的高爐。

　　（三）優惠政策不當制約中部優勢產業和國企改制

　　以湖北為例，享受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有關減免稅政策的，僅限于武漢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和襄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真正需要扶持、發展的農業、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礎產業及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等先導產業由于不在規定區域內而得不到稅收政策支持（如武漢的武鋼、武鍋、武重都不在武漢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內），相反，不屬于國家扶持、發展的一般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身在優惠區而享受了不應有的稅收優惠，致使稅收優惠政策被濫用，實施效果不明顯。同時，上述地域稅收優惠也不利于中部地區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改制和脫困。

　　（四）稅收環境不優延緩了中部地區經濟發展進程

　　1.稅收收入長期高于GDP增長速度，削弱了中部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以湖北省為例，分稅制改革以來，湖北省地稅收入增長速度除少數年份外，均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年均增長速度為19.16%，超過GDP年均增長速度的2.15個百分點。地方稅收長期高于GDP增長速度，至少在目前的中部地區是一種不正常現象。長期的超經濟增長必然導致竭澤而漁，從而嚴重削弱了中部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2.不規范的稅收競爭阻礙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現階段，區域之間的稅收競爭異常激烈，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為了保護本地企業和產品以及招商引資、吸引人才和技術，往往采取包稅、隨意減免稅以及稅收返還等不正當的稅收手段。干擾私人資本的投資決策，影響資源優化配置，扭曲經濟效率。另外，我國目前的稅收競爭多是制度外的稅收競爭，地方政府缺乏制度約束，其結果必然會引發大量的為減輕稅負而進行的尋租活動，最終導致社會成本上升和國家社會福利的凈損失。

　　3.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科學使中部地區財政難以走出困境。目前我國財政轉移支付雖然形式多樣，但從實際情況看，卻不盡科學、不夠完善。尤其是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由基數法確定，只能增不能減，成為一種機械的基數法。加之，諸多補助分配缺乏科學依據，具有較大隨意性，透明度不高，由此帶來新的分配不公。

　　稅制改革建議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總體要求和溫家寶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精神，結合新一輪稅制改革的總體思路，我們認為促進中部崛起的稅收政策應堅持“一個基礎（即鞏固農業基礎），二個優勢（即發揮區位、資源兩大比較優勢），三個取向（即堅持產業取向、效益取向、生態取向），四個環境（即完善稅制、改革稅收分配體制、規范稅收競爭行為以及建立稅收協作機制）”的指導思想，構建以產業導向稅收優惠政策為主，輔之以其他配套改革的稅收政策體系。目的是充分利用中部地區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進一步加強農業、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設和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有競爭力的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整體提升中部地區的經濟實力。

　　(作者系湖北省地方稅務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