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講的是財政的戰略問題之一。首先是提高稅收占GDP的比重問題。這個口號一直在提，但是 2003年財政部部長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預算執行及預算草案報告里沒有再提這個口號，但這個問題還是存在的。先看以下數據：美國的財政收入扣除社保稅后占 GDP的21.4%，而我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3年已經達到了20 %左右，其中不包括社保收入。當然如果要細分起來還有不少需要比較的地方。提高稅收占GDP的比重是必要的，但現在的主要問題在于：我們征收的社保費太少（不管是用什么名義）。所以要提高這個稅收占GDP比重，今后前10年和后續10年的工作，重點是要提高社保收入的比重，而主要不是政府一般收入的比重。這個結構影響到我們的稅制設計，影響到我國財政預算結構的調整。

　　另外一個結構問題是，我國目前幾個主要稅種的法定稅負偏高，但是實際稅負又是偏低的。造成守法的企業稅繳得多、負擔重，而總體稅收收入又不能滿足政府的要求的格局。原因是稅收流失比較多。稅收流失分兩部分：一部分是稅收優惠政策，這是政府主動放棄的稅源；另一部分是政府未能管住的稅源。稅收流失造成幾個稅種的名義稅負很高，但征收入庫的稅款卻不多。以增值稅為例，增值稅的稅率是17 %，跟歐洲差不多（17%或18%是歐盟準備實現的稅率），但是我國的增值稅是生產型的，購進的相關設備、土建等方面的稅款都不能抵扣。再說企業購進中所含的營業稅部分，如企業的交通、通訊、金融費用等，只有貨運費用的稅款可以抵扣，而歐洲則可以全部抵扣。所以，我國增值稅的名義稅率并不高，但由于政策規定中不能抵扣的成份太多，如果按可比口徑換算的話，我國增值稅的實際負擔則相當高。企業所得稅方面，對外商是比較優惠的，但對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的稅負也是很重。稅負之所以重，不在于稅率高，因為33%的企業所得稅率在國際上并不算很高，而在于不允許扣除的項目太多。折舊率低。現在應該加速折舊，讓企業更快地收回投資。但實際情況是，企業連工資都不能百分之百地扣除。明確地說，就是現行內資企業所得稅對工資要征稅，對資本投入也要征稅。這一點，不要說市場經濟國家的規則，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也要扣除“ C”與“V”。所以，我們的經濟要想保持長期增長態勢的話，目前的稅制是不行的，因為它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1994年稅制改革時的原則是“保持原稅負”。所謂“原稅負”，就是改革以前的稅負。但1992年、1993年的稅負，是計劃經濟情況下的稅負，當時總體改革想獲得成功必然要求保持原稅負，收入不能少，無論什么辦法都是要把錢給拿回來。當時的歷史條件不可能解決稅收負擔與市場經濟運行要求并軌的問題。經過10年的發展，現在，企業競爭能力的問題應該提出來。

　　美國前總統里根1986年在美國推行減稅政策時講了兩句話，至今令人深省。一是美國通過改革保持美國的創新精神；二是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可以說，美國當時稅制改革設計的原則值得中國借鑒。我們應該從“保持原稅負”的原則下走出來，做些調整，要鼓勵創新，要提高企業競爭能力。

　　但是，現在的矛盾點在哪里呢？政府對稅收收入的需求只有增加，沒有減少。比如，2003年全國的稅收收入是20000億元，假如2004年減到18000億元，可就行不通了。因為政府不能承擔改革以后減少收入的結局。我國與美國不一樣，美國里根政府1986年減稅以后，政府出現了上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而之后的克林頓政府執政期間財政甚至出現了“黑字”。中國做不到這一點。我國財政收入不要說減少，就是增長速度慢都不行，在此背景下，未來5到10年內要完成稅制的轉換，促進企業創新，提高企業競爭力，將是非常艱難的，兩個方面的問題都需要解決。

　　首先，我國的稅收優惠太多。1994年曾說要清理稅收優惠，但近年來是取消的少，增加的多。未來10年內，要想完成稅制的轉換，就必須清理稅收優惠政策，把不合時宜的優惠政策清理掉。不過，它的阻力將是很大的，因為已經享受稅收優惠的地區、部門或群體都傾向于保留對自己的優惠，維護自己的利益。

　　其次，加強征管。對偷騙稅，稅務機關有責任，但有些事也不能完全讓稅務機關負責。我要替稅務局說幾句話，因為我國的現金使用量太大了，稅務局也沒有辦法。全世界稅務系統有句行話：“那兒用現金，那兒就有逃稅”。現在，歐洲、美國的現金使用非常嚴格，而我們整個社會環境要達到這種水平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據測算，英國增值稅征收率達到85 %，美國的所得稅征收率達到83%，而中國增值稅的征收率在70 %，相對來說，這已經不低了，因為墨西哥、秘魯等發展中國家的征收率是50 %.我們的征收率為什么比墨西哥、秘魯高呢？因為我們有金稅工程措施加強征管。

　　應該說，2004年中央振興老工業基地的政策中，增值稅轉型已經在東北三省開始試點，解決我上面說的幾個問題了。第一，機器設備的購進稅款可以抵扣。第二，允許提高折舊率，允許無形資產折舊，允許計稅工資的標準提高一點。雖然步伐邁得不算太大，但畢竟已經朝稅制改革的方向前進了一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稅制改革要分步實施，一步到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即使照此全國推行，離歐洲的標準還相距甚遠。所以我們要用5到10年的時間解決稅收流失的問題，然后用從解決稅收流失中獲得的財政資源來解決法定稅負偏高的問題，鼓勵企業創新，加強競爭力。也就是要在保持稅收收入增長的同時，實現稅收收入結構的有增有減。

　　說到結構問題，我國企業對科研開發的投入太低，其投入比重甚至比我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還低。在世界的經濟發展中，通過技術開發獲得的利潤比重越來越大，一般性制造加工業的利潤比重越來越低。我國“勞動力便宜和土地便宜”的優勢在一段時間內能保持住，但是從長遠來看，我們不能從一開始就因為技術落后而把利益都白白地送給別人，這是一個長遠戰略問題。現在回過頭去看，美國當年的減稅政策對美國 IT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在制造業上把美國逼得夠嗆，日本的電器、汽車都往美國賣，把美國的相關企業攪得一塌糊涂。但是，當美國把 IT業搞起來以后，全世界都要把錢送到美國去。現在信息產品大量的招標，招標到最后，幾種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剩下的全是美國公司。我想，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中，應把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和企業競爭力作為一個國策，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稅收政策都要圍繞這個來調整，這是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所必須的。

　　我對財政收入形勢的估計并不悲觀。除了我國經濟增長和我們強化稅收征管因素以外，還有一個因素，這就是我們這么多的外匯儲備，其中就有財政潛在的收入。外匯儲備只要一用于進口，財政收入就會增加。因為進口1美元所征的關稅、增值稅比出口1 美元所退的稅要多。近年來我國的外貿都是順差，每年的順差就相當于把進口時可以多征的潛在收入放在外匯儲備里了。如果今后若干年每年都能從外匯儲備拿出一部分來，把進出口順差縮小一點，相應地，潛在的財政收入就會轉化成現實的財政收入。這幾年，退稅不足，截至2003年底，欠退稅指標數以千億元計。其實沒關系，外匯儲備還有4000多億美元，2003年征收的進口增值稅就有 2000多億元。總之，在加強征管，減少稅收流失的前提下，必要時，把一部分外匯儲備中潛在的財政收入轉化成現實的財政收入，財政收入形勢不會出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