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主流的理論認為稅收具有無對價給付性或非直接償還性，但是，稅收實踐對傳統稅收概念進行了發展和突破，也對主流稅收概念提出了挑戰，具體體現在：稅收從無償性到間接償還性；受益稅的出現使稅收與特定的受益發生關聯；責任稅的出現使稅收與納稅人對社會所應當承擔的特定的責任相關聯。稅收在法律上可以界定為：國家為取得財政收入而向國民強制征收的金錢給付。

　　「關鍵詞」一般目的稅；特定目的稅；收費

　　「正文」

　　一、稅收概念的學理界定和法律界定的現狀

　　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指出，稅收是“人民須拿出自己一部分私收入，給君主或國家，作為一筆公共收入。” [1]英國的西蒙·詹姆斯、克里斯托弗·諾布斯對稅收的界定為：“稅收是由政權機構實行不直接償還的強制性征收。” [2]日本學者金子宏認為：稅收不是作為國家對特別支付的一種報償，而是國家以實現提供公共服務而籌集資金這一目的，依據法律規定向私人所課的金錢給付。“ [3]日本財政學者井手文雄認為：”所謂租稅，就是國家依據其主權（財政權），無代價地、強制性地獲得的收入。“ [4]美國的財政學者塞里格曼在1895年指出：”賦稅是政府對于人民的一種強制性征收，用以支付謀取公共利益所需的費用，其中不包含是否給予特種利益的關系。“ [5]此外，在西方國家的重要工具書中也有關于稅收概念的表述： [6]英國的《新大英百科全書》指出：”稅收是強制的、固定的征收，它通常被認為是對政府財政收入的捐獻。用以滿足政府開支的需要，而并不表明是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稅收是無償的。它不是通過交換來取得，這一點與政府的其他收入不大相同，如出售公共財產或發行公債等等。稅收總是為了納稅人的福利而征收，每一個納稅人在不受利益支配的情況下承擔了納稅的義務。“《美國經濟學詞典》認為：”稅收是居民個人、公共機構和團體向政府強制轉讓的貨幣（偶爾也采取實物或勞務的形式）。其征收對象是財產、收入或資本收益，也可以來自附加價格或大宗的暢銷商品。“美國《現代經濟學詞典》中寫道：”稅收的作用是為了滿足政府開支需要而籌集穩定的財政資金。“在經合組織（OECD）的分類中，稅收被定義為”對政府的強制性的、無償的支付“；世界銀行則將稅收定義為”為公共目的而收取的強制性的、無償的、不可返還的收入。“

　　國內學者對稅收的概念的看法也有所不同，《稅收經濟學導論》一書中對稅收做了以下界定：“稅收是國家為了滿足—般的社會共同需要，按事先預定的標準，對社會剩余產品進行的強制、無償的分配。” [7]而《中國稅務百科全書》把稅收定義為：“國家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依據其社會職能，按照法律規定，參與國民收人中剩余產品分配的一種規范形式。”。 [8]有學者認為：“稅收是為了滿足一般的社會共同需要，憑借政治權力，按照國家法律規定的標準，強制地、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分配關系。在這種分配關系中，其權利主體是國家，客體是人民創造的國民收入和積累的社會財富，分配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一般的社會共同需要。” [9]我國有稅法學者提出稅收有如下明顯的特征：（1）稅收的權利主體是國家或地方公法團體；（2）稅收的義務主體包括自然人和社會組織；（3）稅收以財政收入為主要目的或附隨目的；（4）稅收以滿足法定構成要件為前提；（5）稅收是一種公法上的金錢給付義務；（6）稅收是一種無對價的給付；（7）稅收是一種強制性的給付。 [10]并進而認為憲法上的稅收概念可以從如下三個層次加以解釋：（1）稅收是面向不特定公眾強制征收的無對價金錢給付；（2）稅收是遵從憲法最低約束的給付；（3）稅收是用于合憲開支的給付。[11]

　　德國在法律上對稅收進行了定義，德國1919年12月23日生效的《帝國稅收通則》第1條規定：“公法團體以收入為目的，對所有符合法律規定給付義務之構成要件者，課征一次性或繼續性的無對價金錢給付。”德國1977年《稅收通則》第3條規定：“公法團體以收入為目的，對所有符合法律規定給付義務之構成要件者，課征無對價之金錢給付。收入得為附帶目的。”

　　各國憲法上都有稅收條款，如何解釋憲法的稅收概念，我國臺灣學者陳敏分析憲法稅之特征有：1、稅為金錢或有金錢價值之給付義務；2、稅之給付義務系國家基于法律所賦予之公權力而強制課征者；3、對稅之繳納并無直接之報償；4、稅之課征系用以支應國家之財政需要。歸納上述特征，該學者認為：憲法稅概念的意義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為支應國家事務之財政需要及達成其他行政目的依據法律向人民強制課征之金錢或其他有金錢價值之給付義務而不予以直接之報償者。 [12]葛克昌先生就一般之租稅概念特征，就憲法之意義加以檢證：1、金錢給付義務（有別于勞務及實物給付義務）；2、無對待給付；3、為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課征；4、基于公權力所強制課征；5、支應國家財政需求。[13]

　　二、稅收實踐對稅收概念的發展與突破

　　（一）稅收從無償性到間接償還性

　　無償性長期被主流稅收理論奉為稅收“三性”之一。稅收的無償性是指國家征稅以后，其收入就成為國家所有，不再直接歸還納稅人，也不支付任何報酬。“ [14]隨著財政民主和財政憲政的建立和完善，財政的公共性日益強化，稅收無償性理論日見落后。

　　利益賦稅論提出按照受益作為分配稅負的標準。威廉·配第認為：“人們應按照從公共安寧中分享到的好處和利益，即按照他們的財產或財富，繳納公共經費，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 [15]亞當？斯密從支付能力角度提出稅收平等原則，但也包含了利益賦稅的思想，他認為：“一國國民，都須在可能的范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國家的保護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繳納國賦，維持政府。”[16] 利益賦稅論提出了稅收與受益的聯系，但將受益作為分配稅負的一般標準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量能課稅原則逐漸成為主流理論。

　　1848年，穆勒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對利益賦稅原則進行了質疑，即受益量的衡量問題、人際比較問題以及初始收入公平分配如何解決。穆勒的質疑暴露了利益賦稅原則的缺陷，結束了其當時的主流理論地位。但利益賦稅論卻為以后公共產品理論的建立打下了理論基礎。瑞典學派的創始人維克塞爾通過對利益賦稅論的研究，提出了公共產品的供應必須使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原則，并認為利益賦稅將實現這一準則。他認為公共產品所給予個人的邊際效用應與個人納稅所損失的財富的邊際負效用相等。但他同時也認為利益賦稅論很難在現實操作中發揮作用。其后，瑞典學派的又一重要人物林達爾把賦稅理解為享受公共產品所支付的價格，用模擬市場的方法分析了兩個政治上平等的消費者共同分擔公共產品的成本問題，得出了每個人所支付的稅收份額（即林達爾價格）等于其所獲得的公共產品邊際效用的價值，并且兩人的稅額總計等于公共產品的成本。林達爾又指出，為實現公平的利益賦稅，政府應采取：一是開征特別稅以沒收不正當的、過高的收入和財產，解決初始收入分配公平問題，實現社會的公平準則；二是在此基礎上確定公共支出與賦稅的對應關系，即按照個人在公共產品中實現的邊際效用來確定其納稅份額。[17]

　　我國財政學者對“稅收價格論”也進行了進一步闡釋，認為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理應代表大家來承擔公共產品的提供任務，不過，天下沒有不付費的午餐，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要付出各種費用，并由作為公共產品消費者的社會成員來補償這些費用，稅收就是政府取得這些費用的基本手段，政府將取得的稅收安排使用出去以提供各種公共服務，是服務于各社會成員個人的利益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稅收也具有了價格這一根本性質。[18]

　　一般稅收作為享用公共產品的價格，并不同于私人產品的市場價格，其區別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私人產品的價格支付者有權獲得直接的對待給付，而納稅人則不能獲得直接的對待給付，只能從公共產品中共同受益。第二，私人產品的交易采取私人決策，通過私人契約實現，而稅收和公共產品的生產、提供采取全社會的集體決策，通過社會契約實現。第三，私人產品的價格支付者沒有獲得符合契約約定的對待給付，可以獲得違約救濟，國家對此提供公力救濟，而納稅人則通過行使政治權利影響公共產品生產與提供的決策，監督公共產品生產與提供的過程，并且可以通過公益訴訟行使訴訟權利，獲得法律救濟。盡管與市場交換在交換的方式、過程上存在顯著的區別，但是，稅收與公共產品之間也存在著不可割裂的內在關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正是對這種內在聯系的反映。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正是國家征稅的合理依據，如果不能向社會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那么國家征稅權便失去了正當性。國家暴力本身并非向社會獲取資源的根據，否則，征稅便具有了強盜邏輯。公共產品是全社會的共同利益，但并非需要全社會成員都親自進行公共產品的決策、生產和提供，而進行公共產品決策、生產和提供的則是社會公民選舉產生的、按照憲法組織起來的國家政權組織。公民選舉的代表作出同意政府向社會征稅的決策，其目的在于由政府向社會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一般稅收和公共產品之間存在著類似于市場的交換關系。政府在征稅之后，就承擔了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的法定義務，而納稅人可以對政府履行該義務的行為進行監督，政府官員應當為違反該種義務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由此可見，稅收并非無償，但是與私人產品交易的直接對待給付性不同的是，一般稅收具有間接的償還性，即納稅人享有從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中公共同受益的權利。日本財政學者指出：“如果認為租稅是依據國家的行政活動，對全體國民享受一般利益的一種返還，那么，就不能把租稅說成是無償征收的了。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租稅是給予全體納稅者的一般性返還，而不是對每個納稅者分別的返還。”[19]

　　日本稅法學者北野弘久提出：“應從納稅者的立場立足于兩方面統一的觀念來把握租稅概念的含義。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真正地維護納稅者的人權。要展開租稅法律主義理論必須要以廣義的租稅概念（租稅的征收與使用相統一的概念）為前提，并以它作為廣義的財政民主主義的一環來構成和展開。”[20] “要達到以上目的，就有必要以廣義的租稅概念為前提，從憲法理論上構筑‘納稅者’在租稅征收與使用方面享有的固有的基本權。” [21]北野弘久認為，基于納稅人立場構筑的租稅概念完全不同于傳統的租稅概念，它以維護納稅人、國民的福利為核心內容，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所有的租稅都叫做福利目的稅。 [22]如果僅僅從稅款征收階段看，稅收還具有無償性的表象，那么，從稅收的征收與使用相統一的角度看，稅收無償性就無法成立了。稅收法定、議會的預算審批、監督制度、社會公眾對財政收支的監督等都是為了實現稅收的公平地間接償還。

　　（二）受益稅的出現使稅收和特定的受益發生關聯

　　稅收的一般目的在于為政府提供純粹公共產品以及補貼具有正外部性產品的生產籌集資金，基于一般目的的稅收應當按照納稅能力在全體國民中分擔，但是，某些稅種卻不同程度地根據受益程度來確定稅負。古代的財產稅遵循財政收入原則，而現代的選擇性財產保有稅、不動產有償轉讓稅都不同程度體現受益原則。稅收受益原則是指稅收負擔應根據納稅人從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受益程度來確定。Fischel（1992）認為財產稅是一種能夠鼓勵當地居民作出正確的財政決策的收益稅（Benefit Tax）。 [23]政府對地方基礎設施、教育、消防、安全等的投入有助于提高當地土地、房屋等不動產的價值，使車船等動產的利用更加便捷，政府征收選擇性財產保有稅、不動產有償轉讓稅就是為了籌集進行上述投入的資金，而政府對這些稅款的使用又使不動產和一些特殊動產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轉讓人、受讓人直接從中受益。選擇性財產保有稅、不動產有償轉讓稅已經具有了受益稅的特征。后來出現的燃油稅、社會保險稅的受益稅特點更加明顯。

　　燃油稅在國外一般稱為汽車燃油稅、燃油消費稅和汽油稅等，從稅收種類來看，它屬于消費稅的一種類別，是使用費性質的消費稅。由于各國開征燃油稅的具體目的有所不同，所以對具體征稅對象的選擇也不盡相同。燃油稅的這種征收方式最鮮明的特色就是體現了“用路者交稅，多用路者多交稅”的原則。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已有130多個國家開征了燃油稅，英國于1909年在世界上首先開征燃油稅。 [24]燃油稅具有受益稅屬性，是公路使用者根據其對公路的使用程度而負擔的使用費，而燃油消耗就是衡量其對公路使用程度的標志。燃油稅的稅收收入應歸入公路建設基金，專款專用，專門用于道路建設和汽車運輸的環境治理。美國于1956年頒布了《聯邦資助公路法案》和《公路稅收法案》，并設立了“聯邦公路信托基金”，燃油稅、車輛購置稅、輪胎稅等歸入該基金。日本也建立了“道路建設改善特別預算賬戶”，將石油消費稅、道路使用稅和液化氣稅等歸入該賬戶，專門用于道路建設和環境治理。

　　燃油稅作為受益稅，其征稅對象應當是公路用油，而農業、漁業、工業等非公路用油不負擔燃油稅。一些國家采用對燃油加色的辦法區分公路用油和非公路用油，對非公路用油加色后實行免稅，同時對公路車輛用油顏色進行檢查，對不按規定用油和造假者進行處罰。然而，這種辦法的稽查難度也非常之大。另一種辦法是采取先征后返，即統一征收燃油稅，然后對非公路用油加以返還。這些制度都體現了燃油稅的受益稅特點，非直接受益者不承擔稅款。

　　社會保障稅，又稱社會保險稅、工薪稅，是為了籌集社會保險基金，以工資、薪金或者自營人員的純收入額為征稅對象而專門征收的特定目的稅。1935年通過的美國《社會保障法》第一次開征了社會保障稅，開創了征收社會保障稅的先河。社會保險是繳費還是征稅，這在世界各國有不同的做法，據統計，在全世界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國家有七十多個，其余的社會保險繳費制度。 [25]實際上，不管是社會保障稅還是社會保險費，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相近的，在國家、單位和個人所承擔的義務、享有的權利方面二者在本質上有著很多共性。

　　繳納社會保險費意味著取得社會保險金給付的請求權，而社會保障稅也是專款專用，完全用于社會保險各項目的保險金給付，具有對待給付性，不足部分由國家財政一般收入給予補貼。社會保險的直接受益人是參加社會保險的雇員和自營人員，他們可以直接獲得社會保險各項目的保險保障。雇主可以理解為社會保險的間接受益人，雇員的養老、疾病、生育、工傷、失業等各種風險得到保障，有利于穩定勞動關系，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也解除了雇主的后顧之憂。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一般為雇主和雇員，由于自營人員不存在雇傭關系，也沒有確定的工薪所得，是否納入征稅范圍，各國有不同的規定。在各個社會保險稅項目中，多數由雇主和雇員雙方共同承擔，負擔比例各國不盡相同。工傷保險一般由雇主全部承擔，除此之外，美國的失業保險稅、俄羅斯和瑞典的健康保險稅也是由雇主完全負擔。雖然雇主所承擔的社會保障稅款占較大比重，但是，在一定條件下，雇主可以將社會保障稅款轉嫁給雇員，從而減少雇員的工薪收入，使雇員實際負擔了該部分的社會保障稅款。社會保障稅以雇主支付給雇員的工資、薪金或者自營人員的純收入為征稅對象，有的國家設有免征額，也有的國家設置了征稅上限，一般為比例稅率，也有個別國家采用累進稅率。雇員和自營人員作為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或實際負稅人承擔了繳稅義務或實際負擔了稅款，從而取得了從社會保險基金中受益的權利，雖然各國社會保障稅的具體制度設計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從社會保險中受益與其作為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和實際負稅人所承擔的義務是直接相關的。

　　當然，社會保險畢竟不同于商業保險。商業保險遵循營利性原則，風險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相對稱，具體體現在：第一，風險性質相同應當承擔相同的保險費率，風險性質不同則應當承擔有差別的保險費率；第二，在同一個險種中，被保險人、受益人的保險權利與投保人繳納的保險費相一致，保險金額越高，則需要繳納的保險費就越多。而社會保險以社會公平為原則，所需成本由單位、個人、國家三方共同承擔。在社會保險的具體制度設計中現收現付制注重社會公平，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權利與義務對稱性較差，一般而言，低收入者獲益相對較多，而高收入者獲益相對較少，而完全積累制偏重效率，權利與義務較對稱，部分積累制則是對二者的折衷。雖然納稅義務與受益程度并不完全對應，但是，總體而言，社會保障稅具有受益稅的屬性。

　　國家根據主權取得多數自然資源的所有權，通常情況下，使用國有自然資源應當支付租金。國家和國有自然資源使用者之間應當通過合同確定租金的數額或者租金數額的計算方法以及支付方式，這種合同應當盡量通過拍賣、招標等公開競爭的程序訂立。但是，有些自然資源通過合同方式確定租金是很困難的，如部分礦產資源。在難以通過合同方式確定租金的情況下，只能由國家單方面根據國有自然資源使用者的收益水平確定合理的租金，對國有自然資源的高溢價部分可以確定較高的租金，即對自然資源的級差收入確定級差租金，并強制征收。這種國有自然資源的租金是由國家單方面確定并強制征收的，有時就直接采用稅收的形式，如石油暴利稅或石油特別收益金等，那么，這種以租金為實質內容的稅收也是一種受益稅，其納稅人是使用國有自然資源的受益人，稅收負擔應當與其使用國有自然資源的收益水平相適應。

　　（三）責任稅的出現使稅收與納稅人對社會所應當承擔的特定的責任相關聯

　　目前，學術界尚沒有正式提出責任稅的概念，筆者認為責任稅是對應當對社會承擔一定具有經濟內容的責任的社會組織和個人所征收的一種特定目的稅。最常見的責任稅是用來矯正負外部性的“庇古稅”。外部性所指的是那些無法通過市場交易為它付費的收益或無法通過市場交易獲得補償的損失。 [26]收益的外部化也就是正外部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ies），某種產品的生產或者消費會使生產者或者消費者以外的社會成員遭受損失，而他們卻無法為此得到補償，這就是成本的外部化，或稱負的外部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ies）。 [27]負外部性包括生產的負外部性和消費的負外部性。外部效應的矯正，就是指對產品或勞務的私人邊際成本或私人邊際收益進行調整，使之與社會邊際成本或社會邊際收益相一致，實現外部效應的內在化。 [28]英國福利經濟學家提出用稅收來矯正負外部性，如果對負外部性產生者征收相當于外部不經濟性價值的稅款，其私人成本就會與社會成本相等，所以，這種用來矯正負外部效應的稅收被經濟學界稱為“庇古稅”。

　　環境稅就是典型的“庇古稅”。在理論上，環境稅大致分為三類：一是以污染物排放量為標準的直接課稅即排污稅；二是對商品和服務的間接課稅；三是環境減免稅。 [29]1972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了污染者付費原則，這一原則的定義是“污染者應當承擔由政府決定的控制污染措施的費用，以保證環境處于可接受的狀態”。該原則主要針對污染者將外部不經濟轉嫁給社會的不合理現象，要求污染者承擔治理污染源，消除環境污染，賠償受害人損失的費用，以此將外部成本內部化。根據這一原則OECD國家普遍實行了征收環境稅的政策，OECD國家的環境稅政策主要包括全面設置環境保護稅種、給予環保產業稅收優惠、廢除不利于環境的補貼、建立有利于保護自然資源的稅種等四個方面。 [30]國際上的排污稅的稅種包括二氧化碳稅、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垃圾稅、噪音稅等等。

　　作為間接稅的消費稅的部分稅目也具有矯正負外部性的功能，對煙、酒、石油產品等征收消費稅，原因就在于上述產品的消費產生了負外部效應，例如，煙酒危害公眾的健康、石油產品是對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消耗，帶來環境污染。燃油稅既是為彌補公路建設、維護的開支，具有受益稅性質，同時，也是為了矯正燃油造成的環境污染。某些資源稅也具有責任稅的特征，其開征是為了矯正資源過度開采利用所帶來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代際不公平等負外部性。

　　三、應當如何在憲法和法律上界定稅收的概念

　　目前主流的稅法學理論都試圖將稅收與政府強制性收費劃清界限，筆者認為，上述理論和稅收實踐的發展已經相脫節，無償性或者無對待給付性都不必作為稅收的必備要件，對國家強制性金錢給付的分類是相對的，難以劃清絕對的界限，稅收和政府收費的二元化難以真正實現。稅收在法律上可以界定為：國家為取得財政收入而向國民強制征收的金錢給付。在《稅收通則法》中可以對稅收進行定義。

　　國家強制性融資首先是用來提供純粹的公共產品和為具有正外部性的產品的生產進行補貼。薩繆爾森指出：公共品（public goods，也可譯作“公共物品”或“公共產品”）是指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私人品（private goods）恰恰相反，是那些可以分割、可以供不同人消費，并且對他人沒有外部收益或成本的物品。 [31]純粹的公共產品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在全社會范圍內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受益的非排除性是指在全社會范圍內不能排除其成員對公共產品不付代價的消費，這種排除或者在技術上不可行，或者成本高昂而無法接受。公共產品的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在全社會范圍內其任何一個成員消費的集體物品的數量（Xi）就是該公共產品的總量（X），用數學公式表達就是：X＝Xi，其效用無法分割為不同部分供付費者消費。社會成員對純粹公共產品的評價可能有差異，但都無法逃避公共產品的效用，因而，又具有消費的被動性。消費的非競爭性是指在全社會范圍內其某一成員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排除、妨礙其他成員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也不會減少其他成員對公共產品的消費。在國家產生之后，全社會是指全人類、全國和國家的地方轄區，這樣，純粹公共產品就包括全球性純粹公共產品、全國性純粹公共產品和地方性純粹公共產品。正因為純粹的公共產品具有上述特點，“免費搭車”現象不可避免，市場交易和社會自治都不能解決純粹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必須通過國家強制性融資才能為純粹公共產品有效供給提供資金，并且，為了體現社會公平，這種資金應當按照能力在國民中分擔。同樣道理，國家為正外部性的生產提供補貼也需要通過這種融資方式。這種為提供純粹公共產品和補貼正外部性產品的生產的強制性融資就是一般目的稅收，其納稅人負擔的稅負和其受益之間沒有關聯，一般目的稅收的支出是使全社會成員不可避免地均等地受益，即使個人的主觀評價可能有差異。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公共產品是比較少見的，很多是介于純粹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的準公共產品。關于準公共產品的定義，經濟學界并不很統一，筆者認為，所謂準公共產品就是不完全具備純粹公共產品特征的產品。“還有無數的物品因為既不是純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而是介于兩者之間，可定義為非純公共產品。” [32]準公共產品即指非純公共產品。有學者將準公共產品概括為以下幾類：其一是消費可排他和收益的不完全排他；其二是一種消費活動同時借助了排他性的和非排他性的兩部分產品，或者一個產品的某些屬性具有排他性而另一些屬性不具有排他性；三是從消費者角度看，非排他性有一定的范圍，超過這一范圍就具有排他性，而從生產者角度看則具有排他性的俱樂部產品；四是從空間上看，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具有非排他性，而超過了一定范圍，就具有排他性的地方公共產品或區域性公共產品；五是擁擠公共設施，個人對其服務的使用數量是可變的，也叫“可變使用公共設施”；最后，還有最終的消費品具有消費上的排他性，但生產者在生產時使用了非排他的公共投入。 [33]筆者認為，地方性純粹公共產品，如地方治安、地方市場管理等不屬于準公共產品的范疇。

　　準公共產品有的具有消費的競爭性，如教育、保健，有的具有消費的擁擠性和使用數量的可變性，如俱樂部產品、公共設施等。總之，對于準公共產品，社會成員的受益程度是有差異的，因此，本著“誰受益、誰付費”、“多受益、多付費”的原則，準公共產品的受益者應當分攤準公共產品的成本，國家根據準公共產品收益外部性的程度提供補貼。如果準公共產品對特定的人具有排他性，或者在技術上對特定的人采取排他措施是可行的、其成本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可以通過由特定的受益人自愿繳費的辦法彌補這種準公共產品的部分成本，而不繳費者可以被排除在受益范圍之外，如教育（不包括基礎教育）、俱樂部產品等。當然，對于收益的外部性非常強的準公共產品也可以免費提供，如基礎教育。如果準公共產品對特定的人不具有排他性，或者在技術上對特定的人采取排他措施是不可行的、其成本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就難以采取自愿繳費的辦法來籌集資金，通過國家來進行強制性融資就必不可少。對于某些具有外部性的私人優值品，雖然可以實現消費的排他，但是出于國家的父愛主義，也可以由國家通過強制性融資來提供，如社會保險。這種為提供準公共產品而進行的強制性融資不像一般目的稅那樣根據能力來負擔，而是要在不同程度上根據受益的多少來分擔。這種以提供準公共產品為目的的強制性融資和以矯正負外部性為目的的強制性融資可以統稱為特定目的稅，即受益稅和責任稅。

　　按照稅收和政府收費二元論的觀點，稅收就是一般目的稅，而以提供準公共產品和以矯正負外部性為目的的強制性融資則屬于政府收費的范疇，實際上，純粹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之間并沒有絕對的界限，這樣，國家的各種強制性金錢給付之間也沒有嚴格的界限，一般目的和特定目的之間是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因此，也難以對稅收和政府強制性收費做出嚴格的區分，出現所謂“稅的費化”和“費的稅化”。因此，將國家的強制性融資統稱為稅收就有了現實的需要。將國家的強制性融資統稱為稅收，有利于對國家強制性金錢給付權力給與同等的憲法和法律控制，同時，也有利于對國家強制性金錢給付權力給與同等的法律保障。在稅收內部，可以分為一般目的稅、特定目的稅以及介于二者之間、兼具二者屬性的稅收種類。

　　憲法上的稅收條款著眼于保護公民財產權，對稅收立法權進行限制，一般目的稅應當按照納稅能力負擔、特定目的稅應當按照受益和責任原則分擔稅負，稅收負擔以特定的受益程度、對社會特定的責任為限。

　　「注釋」

　　1. [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83頁。

　　2. [英]西蒙·詹姆斯、克里斯托弗·諾布斯：《稅收經濟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頁。

　　3. [日]金子宏著，戰憲斌等譯：《日本稅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

　　4. [日]井手文雄：《日本現代財政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頁。

　　5. 塞里格曼：《租稅各論》（英文版），第432頁，轉引自楊元杰：《稅收學》，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6. 轉引自楊元杰：《稅收學》，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7. 侯夢蟾：《稅收經濟學導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8. 金鑫、劉志城、王紹飛：《中國稅務百科全書》，經濟管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9. 嚴振生編著：《稅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10. 劉劍文、熊偉：《稅法基礎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頁。

　　11. 劉劍文、熊偉：《稅法基礎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5頁。

　　12. 轉引自黃俊杰：《憲法稅概念與稅條款》，臺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8頁。

　　13. 葛克昌：《憲法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8頁。

　　14. 郝如玉等編著：《稅收理論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15. 威廉·配第著，陳冬野等譯：《賦稅論》，商務印書館1978年2月版，第89頁。

　　16. 轉引自郭慶旺等編著：《當代西方稅收學》，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頁。

　　17. 張天勝：《利益賦稅論及其對當前財稅觀念的積極影響》，載《吉林財稅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3期。第22-26頁。

　　18. 張馨：《“稅收價格”論：理念更新與現實意義》，《稅務研究》2001年第6期，第39-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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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北野弘久著，陳剛、楊建廣等譯：《稅法學原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頁。

　　21. [日]北野弘久著，陳剛、楊建廣等譯：《稅法學原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頁。

　　22. [日]北野弘久著，陳剛、楊建廣等譯：《稅法學原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

　　23. 謝伏瞻主編：《中國不動產稅制設計》，中國發展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頁。

　　24. 張磊、鄭丕諤：《燃油稅政策的國際比較及中國開征燃油稅的利弊》，載《未來與發展》2006年第4期，第29-32頁。

　　25. 林嘉著：《社會保障法的理念、實踐與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84頁。

　　26. 黃恒學主編：《公共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頁。

　　27. 樊勇明、杜莉編著：《公共經濟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頁。

　　28. 朱柏銘編著：《公共經濟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頁。

　　29. 易遠宏：《環境稅的設立及其經濟影響》，華南師范大學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頁。

　　30. 王健：《OECD國家的環境稅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載《中國資源綜合利用》2004年第5期，第33-36頁。

　　31. [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著，蕭琛等譯：《經濟學》，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頁。

　　32. [美]鮑德威、威迪遜著，鄧力平譯：《公共部門經濟學》（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

　　33. 許彬著：《公共經濟學導論：以公共產品為中心的一種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