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20多年里，當東南亞經濟發展的勢頭猶如雨后春筍一般節節拔高時，中國龐大的需求市場剛剛開始展露出其無可比擬的吸附和集聚潛力。真正中國經濟增長的寫意筆法，使亞洲金融危機的洪流終于無法蔓延。這宣告了中國經濟在亞洲地區引擎和穩定的龍頭，也預言了內需政策在一個大國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統計數據顯示的經濟增長構成貢獻因素中，來自國內需求的比率部分在穩步提高。分工與專業化的全球經濟格局中，無論從比較優勢看，還是從規避國際經濟發展的風險看，堅持以內需為主導、有效地利用內源性要素，必然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這樣一種戰略，有利于引導我們更加注重發展比較優勢，提高國內外兩種資源的利用效率，走集約式發展道路；有利于擴大進口滿足內需，改變粗放的出口增長模式，減少國際貿易磨擦；有利于在復雜多變、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選擇和回旋余地；有利于抓住戰略機遇期，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擴大內需是推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職能，應加快財政改革發展，完善各項財政政策，拉動國內需求的節律持續增長，為建設和諧社會和實現全面小康服務。

　　為什么國內需求主導21世紀的經濟增長

　　構成GDP增長的“三駕馬車”當中，投資與消費屬于內需，出口屬外需。經濟制度背景、資源稟賦、所處的工業化階段和歷史發展軌跡決定了國家經濟發展的主驅動力，因此有外需主導的國家發展模式，也有內需主導的發展戰略。就我國而言，內需是21世紀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內需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首倡立足資源稟賦。我國具有至為重要的三項內需主導稟賦：人力資源、差異化的市場和后發優勢。13億人口本身就是龐大的市場，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支撐起空間巨大的國內消費。適齡勞動力持續增長，不會帶來勞動力成本的代際上升。經濟發展階段、地域和文化的多樣性，使國內不同地區間具有類似國際的比較優勢，經濟互補性很強。21世紀初期和中葉，經濟仍將處于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長期，“后發”效應持續，消費結構升級所創造的需求將持續拉動經濟增長。雖然面臨資源能源消耗巨大、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壓力加大等一些制約因素，外需無法替代內需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

　　由經濟制度變遷釋放的外需增長激增，已經逐步被消融于經濟增長的常規發展之中。單純追求外匯增長的管理目標被宏觀經濟協同發展目標所取代，計劃經濟時期經濟超常規發展的驅動力也不復存在。更近的研究指出，入世效應帶來的經常性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帶來的外需增長將很快為購買力平價所平衡，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借力于外需終將是不穩固的。統計結果也印證了經濟制度轉軌中不同變量對增長貢獻率的變化，貿易順差占總需求的比重很低，根據1978—2005年我國經濟增長三大需求相關性分析，對經濟影響最大的是投資，其次是消費，凈出口最小。

　　近幾年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貿的現狀，需要國內需求的增長來防范和化解可能帶來的風險。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外貿依存度一直在30%上下波動。1996—1999年間，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中等貿易依存度國家當中屬于最低位。本世紀以來，外貿依存度急劇升高，大大高于世界同期水平，2005年達到64%.美國、日本、巴西、印度等國家1980-2001年之間該指標平均波動幅度為14-20%，最高的年份也一直沒有超過30%.盡管有匯率、貿易結構、統計口徑等一些爭論，但我國外貿依存度明顯偏高是不爭的事實。在剔除了微觀層面套匯的行為（壓低出口商品價格與調高利潤以流入外匯）后分析，出口結構中多數是勞力與資源密集型的產品，粗放型數量擴張導致經濟福利輸入與輸出嚴重不對等。維持外貿高增長對我國技術進步、經濟安全和資源的可持續已經構成威脅。

　　國際經濟環境存在的不確定性，使得內需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盡管世界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正在減弱，但美國經濟的影響力無法躲避。領頭羊經濟增長的脆弱性正在改變國際市場的預期，美國正面臨“雙赤字”、養老金體系難以持續、產業外移后結構升級困難等問題，如果不能在吸收國際資本流入來平抑巨大的貿易逆差和維持國內資本市場之間取得平衡，美國經濟將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沖擊，我國經濟無疑會首當其沖。由此帶來國際金融體系不穩定，如果美元持續走軟，將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如果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和時機把握不當，會對我國外貿出口、產業結構調整甚至金融安全造成較大沖擊。國際貿易保護手段日益多樣化，環保、知識產權等問題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新制約。對外需依賴的脆弱性將要增加經濟發展的泡沫，無論從何種希冀出發，購買力平價最終平衡了外需增長的短暫激增。如果把眼光深陷于短期貿易利益中，21世紀宏觀經濟的大勢反而看不清晰。比較優勢和規避經濟發展的風險時常在提醒我們，堅持以內需為主導、充分有效地利用內源性要素加快發展，必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

　　內需導向型財政政策選擇：宏觀政策認知的變通？貨幣政策的陷阱？

　　侵消貨幣政策天空氤氳的往往是普遍式的財政政策陽光。單純過于松動或者緊張的貨幣政策常常置貨幣流動性于難控的境地，與缺乏貨幣政策工具的情形一致，不夠完善的資本市場減弱了金融產品多樣性。然而控制貨幣流動性更為核心的沖突來自宏觀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在改善國內需求的結構和質量的努力中，貨幣政策似乎縮手縮腳。存款準備金、利率和央行票據失效之時，就是祭出財政政策之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財政政策為主導的經濟宏觀調控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財政政策取向經歷了緊縮-擴張-中性的轉換。最近一輪的宏觀調控始于2003年，貨幣投放增長過快和社會的投資規模龐大引發宏觀經濟中不健康、不穩定的因素顯現。盡管持續高投資風險在增加，貨幣政策并沒有及時降低貨幣供給的速率，當已經演繹成為問題時，過剩的流動性涌入房地產的開發和投機，這無疑加重了國內需求結構的不協調。貨幣政策對于當下的流動性過剩似乎束縛了手腳：非但無益于調整內需的結構，且反向激勵了投資的激增。然而，過剩的流動性并沒有流向待改善的產業部門和待鼓勵的潛在消費需求：管理部門和經濟學家也已注意到2006年第三產業所顯露的疲憊之態，主要原因是來自該產業的投資乏力和消費結構落后引起的消費不足。

　　保持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造成貨幣政策新的壓力源。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強化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而這種預期可能會在短期內使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外匯儲備的供給相應形成國內貨幣的供給也就是流動性的增加，最終宏觀經濟所表現出的過剩流動性顯然與央行的通貨膨脹目標形成沖突。在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里，此時是可以選擇提升利率作為反向的操作手段，但是利率的提升會進一步加強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利率工具所能影響到的微觀經濟主體多是能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國有企業，它們對于利率的敏感性并不很高，所以利率的提升可能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反倒給銀行體系造成潛在風險，進而甚至可能導致通貨緊縮的后果。流動性供給增速加快的壓力一部分來自于經濟內在結構的不合理性：顯著的問題是內需與外需的構成不盡合理、國內需求的結構性困境與需求質量待改善，使新增的流動性無法流入到需要資金支持的領域中（如產業結構的升級），而是流向了利潤率高于平均利潤率的產業，如房地產業和證券業這樣的領域中。顯然，這將會影響到經濟的穩定發展和健康增長。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而言，快速的經濟發展需要經濟中較多的流動性給以支持，如果經濟結構有更好的調整，內需的結構和質量得到改善，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一定會產生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政策選擇的困境，讓我們看到貨幣政策掙扎于“流動的陷阱”中而左右為難。貨幣政策的限度，仿佛看到了重新評估財政政策的意義：以需求為導向的財政政策是否應成為引領宏觀經濟的主要政策層面？

　　財政政策改善經濟結構、矯正流動性過剩的“殺手锏”在于治理國內需求的結構矛盾，改善的過程是為“短腿”公共產品的融資和為制度改革注資的過程。

　　第一，財政政策是疏通國內需求釋放渠道的核心環節。我國高速經濟增長面臨的嚴峻挑戰是資源、環境約束增大了經濟成本；協調發展和社會和諧受到威脅；體制改革滯后，抑制經濟增長的活力，這些制約了經濟內在增長機制形成。驅動今后5-15年的國內市場需求，必須積極推進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財稅體制、金融和外匯管理體制以及投資體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和環境補償機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大活力。這些改革和社會問題的核心就是財政體制的改革、財政政策的調整和實際財力上的支持。

　　第二，財政政策效果的選擇重于宏觀經濟的“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同為宏觀調控的基本工具，貨幣政策長于總量調節和幣值穩定，政策手段簡單，對需求的調節作用比較間接和寬泛，是“中藥”。財政政策手段豐富，直接作用于總需求，有效地進行結構調整、收入分配調節，是“點打”。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減少不可控性和不確定風險。

　　第三，財政政策是綜合性的政策工具。財政政策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

　　第四，財政政策關注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和公共性。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財政政策作用領域的公共性保證總體框架的完備，在保障必須提供的公共服務方面，不僅包括一般意義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還包括幫助競爭性企業抵御不可抗拒的沖擊、化解金融風險等公共性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