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財政赤字；宏觀調控；積極財政政策

　　對于財政赤字的是非利弊，歷來有著不同的評價。新中國建國后，奉行財政預算收支平衡的原則。從1951～1978年的28年間，僅有10個年份出現財政赤字，赤字數額比較小，一般在2億～20億元之間，只有大躍進和三年災害期間赤字數額較大，1960年赤字最大，是81 8億元。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中國分配制度，分配政策發生重大變化，除了1985年外，年年有財政赤字。改革開放之前發生財政赤字，主要是中央政府追求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安排的建設規模過于龐大，財政支出脫離實際以至形成赤字。改革開放之后發生財政赤字，則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國民收入分配向單位和個人傾斜，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下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比例也持續下降；然而在財權分散時事權并未同步下放和減少，政府職能轉變的滯后以及財政收支結構未能適應經濟形勢轉變而同步轉變，財政支出有增無減，其結果是財政捉襟見肘，雖然一直強調財政收支安排適度從緊卻難以之間現收支平衡。不過，那時候是有財政赤字而在數量上無論是絕對量還是來字占財政收和的比重，以及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與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都是比較小的。這也就是說對赤字是控制得比較緊的。雖然年年有赤字，但并非主動實行赤字財政政策，而是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收入分配改變快與政府職能轉變慢，彼此不夠協調而形成的被動無奈的結果。

　　1998年以后發生重大轉折，正是從被動無奈的有財政赤字，轉變為主動利用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在1982年，為17 65億元，雖有赤字，為數不大。到1997年時財政赤字為582億元，而到2002時財政赤字達到了098億元，如此大幅度地增強財政赤字力度，其目的是應對緊縮壓力，彌補社會總需求不足的缺口，在有可能出現經濟下滑威脅時刺激經濟，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

　　國家應該不應該以財政赤字來滿足其支出的需要？一般認為，國家在面臨戰爭等非常情況的時候，國家應該運用赤字手段，但在和平建設時期，存在“是”和“非”兩種不同的看法。是和非的問題，實質上是好不好的問題。“好”還是“不好”，這是一種價值判斷。價值判斷是由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多種因素影響下形成的，因此對于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的財政赤字，或者同一社會制度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財政赤字，都會形成不同的判斷。其中，最主要的判斷的評價尺度是財政赤字和經濟發展的關系。

　　財政赤字究竟是促進經濟發展還是阻礙經濟發展，國內理論界對此大致有三種主要觀點：一是赤字有害論，認為財政赤字必然損害經濟發展；二是赤字無害論，認為財政赤字只會促進經濟發展，無論如何都不會影響經濟增長；三是適度財政赤字論，認為財政赤字是否影響經濟發展，關鍵要看財政赤字的規模，不能絕對地說赤字有害或赤字無害。在1998年之前，理論主流是赤字有害論。探究它的原因，又和財政赤字會不會造成國民收入超分配相聯系。

　　財政赤字會造成國民收的超分配，是指我國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社會擴大再生產的權力和職工工資高低都由國家直接控制，財政收支的絕對界限接近于社會剩余產品價值，那時候財政不能打赤字預算，一旦財政出現支出大于收入的赤字，便意味著原來安排的國民收入在政府部門和個人之間的已經作出平衡的分配后政府部門又另外增加一塊支出；然而當時城鄉居民的收水平很低，并無余錢可供儲蓄。政府增加的這一塊支出沒有相應的資金來源，這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過了頭，出現了超分配，造成了不平衡。這會給當時的短缺經濟增添很多麻煩，在價格不能變動情況下會加劇短缺，給經濟運行造成紊亂，導致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開始了從傳統計劃經濟的市場經濟的過渡，可是在普遍的投資饑渴下，社會總需求過旺，在已經安排的國民收分配計劃之外再擴大財政赤字，便會加劇求大于供的矛盾，在價格已經放開的情況下便于會刺激物價上升，形成通貨膨脹。那時候得出財政赤字有害的價值判斷，是實踐的總結。然而，隨著改革的推進，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部門傾斜，城鄉居民收入快速提高，余錢日多，儲蓄存款日長夜大，政府的財政赤字不一定會引起國民收入的超分配，財政赤字也并非必定有害了。

　　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一般有三種：動用歷年財政結余、借債（包括內債和外債）、向銀行透支。而財政向銀行透支的彌補又有三種方式：壓縮一般性貸款、增發貨幣（鑄幣稅）、過量增發貸幣（通脹稅）。我國沒有財政結余可供動用， 而從1994年起已不允許財政向銀行透支，因此，如今我國發生財政赤字全靠增發國債彌補。財政赤字也就成為增發國債的同義詞匯。這樣，從現象上看，財政赤字表現為國家的財政收入不足以彌補國家財政支出的差額，但如果深入分析，就會發現財政赤字是國家為實現宏觀目標，領先國家政權信用進行國家宏觀調控的表現。從這個角度，國家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等目標，依靠國家堅實與穩定的國家信用調整和干預經濟，是國家在經濟中加強作用的一個表現。

　　中國民間常說，“冷在風上，窮上債上”。這是就家庭經濟而言的。但國家舉債與家庭舉債不一樣，因為國家向全休國內公民舉債，等于公民自己欠自己的債。從整個社會來說，國債的借入或者歸還，都不會改變國民收分配的總量。有人認為國家公債是國民收放的超額分配，是寅吃卯糧，國債的累積會成為社會的沉重負擔，這是把國債這種國家信用的性質誤解了。因為從整個社會看，內債不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社會財富總量和國民收入分配總量。但是從國民收或者國民財富的總量上來說的。至于從部門和個人的角度看，發債還是千萬了社會各部門收入的變化和利益關系的變化，不過那不是國民收出現超分配而是國民收如何通過國家信用再分配的問題。

　　財政赤字是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財政赤字的“是”、“非”、“好”、“壞”，還要看宏觀經濟狀況。只有在社會總需求小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況下，財政赤字才屬于“是”和“好”，因為它通過國債這種國家信用工具把城鄉居民暫不使用資金轉變為政府資金使用出去，彌補了總需求缺口，刺激了經濟。如若社會總供需已經平衡或者社會總需求已經大于社會總供給，那就不能搞財政赤字或者擴大赤字，否則就會加劇供需矛盾，成為“非”和“壞”了。我國在對待財政赤字方面曾經先后出現過積極平衡論、缺口動力論、赤字適度論和周期平衡論。所謂積極平衡論是1958年發動大躍進時，把1956年的反冒進批評為消極平衡，為追求計劃的高指標，增長的高速度，盲目擴大基本建設投資，經濟熱了還要再熱，在社會總供需已經很緊張狀況下擴大財政赤字累計達169億元，火上澆油，加劇緊張。1974～1976年時文革本已把經濟搞得很糟，缺口很大，卻制造“缺口動力”的謬論，連續三年通過財政赤字擴大基建規模制造“政績”，結果把國民經濟推到崩潰邊緣。曾有人把我國過去出現過的這些理論和凱恩斯的運用財政赤字進行宏觀調控的理論等同起來，卻沒有認識到凱恩斯理論所分析的環境是社會總需求不足；而我國過去的積極平衡論等面對的是經濟過旺，社會總需求過旺。因而，前者提出財政赤字是對癥下藥，而后者出的赤字無害論等卻成了謬論。前后兩者不能等同齊觀，而積極財政政策也不能和過的平衡論等同齊觀。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赤字之所以為“是”而積極平衡論的財政赤字之所以為“非”，正是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條件完全不同。

　　從財政經濟理論的發展過程來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反對財政赤字，因為那時候正處于資本主義的開拓期，市場廣闊，薩伊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實現供需平衡正反映那時候的環境條件，這就不需要利用財政赤字來進行宏觀調控。何況財政赤字擴大了政府開支，不符合當時所持的廉價政府的信念。然而后來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潛在生產能力不能利用，失業嚴重，于是凱力斯學派便取代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派，財政赤字被用來彌補社會總需求缺口，成為宏觀經濟調控刺激經濟的手段。然而到上世紀70年代，長期使用財政赤字政策使滯脹頻繁出現，新的環境條件已不能再采用凱恩斯學派的藥方，于是又有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和供給學派應動而生，可見，對于某一政策措施的“是非好壞”評價要看當時所處的環境條件。

　　我國自從1998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控，至今已經進入第6個年頭。實踐證明這項政策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有著許許多多與此有關的問題需加探索，在探索時勢必會涉及到資源配置趨向的變化，利益關系的調整，對投資對消費的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前些時，經濟理論界的一些人士（包括筆者在內）都認為積極財政政策不宜長期實行，需要逐步淡出。但是，前些時“非典”肆虐，對經濟的沖擊特別是對人們的心理狀態的沖擊是深刻的，由此有可能引起消費結構與消費增長量的變化，引起儲蓄的非正常增長，使用本來預期的民間自主投資增長會推遲或者變更方向，這樣，對于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時機及進度需要重新選擇。總之，財政赤字的“是非好壞”判斷不是一成不變的，人們需要在不同環境條件下，認真進行分析判斷并作出對策選擇。

　　[1]改革開放后最早研究財政赤字的論著請參閱戴園晨《從宏觀經濟決策控索消滅財政赤字的途徑》，中國社會科學，1981，（5）

　　[2]1978年底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只有281億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儲蓄1元錢

　　[3]上述分析是指內債而言的。至于外債則是實實在在的債務，借入時增多了國民收入可分配額，歸還時減少了國民收入可分配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