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財政政策

　　199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對最適貨幣區域的分析” 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A·芒德爾（1932－）。芒德爾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1962年的《適當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實現內外均衡》、1963年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兩部專著《國際經濟學》和《貨幣理論》出版，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經濟思想。30多年來，芒德爾在理論上對國際金融學說、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對國際經濟學和世界經濟的運行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迅猛發展的今天，特別是在亞洲走出金融危機開始復蘇的時候，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殊榮授予芒德爾，其意義耐人尋味。

　　開放經濟條件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我國匯率制度安排及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問題也一直是經濟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芒德爾的學術思想或許能為我們政策選擇提供一個理論視角。

　　一、 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思考：

　　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說起

　�。ㄒ唬� 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簡介

　　1. 芒德爾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

　　“最適貨幣區域”分析理論是芒德爾走向諾貝爾獎臺的關鍵。該理論是在圍繞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孰劣爭論中發展起來的。50年代，西方學者對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爭論進入白熱化階段：以金德爾伯格為代表的學者推崇固定匯率，而以弗里德曼為首的學者鼓吹浮動匯率。一般認為，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與成本，并且這兩種匯率制度的利益與成本均依賴于經濟社會的各種條件。芒德爾于1961年發表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論文，通過重新系統地闡述不同匯率制度下的優劣點問題而進一步提出，如果通過適當的方式將世界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各區域內實行共同的貨幣或固定匯率制，不同區域之間實行浮動匯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顧兩種匯率制度的優點而克服兩種匯率制度的弱點，這就是芒德爾最早提出的“最適貨幣區域”思想。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是關于匯率機制和貨幣一體化的理論，旨在說明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某一區域（若干國家或地區）實行固定匯率和貨幣同盟或貨幣一體化是最佳的。

　　芒德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適貨幣區域的標準。他定義的“最適貨幣區域”是：相互之間的移民傾向很高，足以保證當其中一個地區面臨不對稱沖擊時仍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幾個地區形成的區域。芒德爾認為，一個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發生了需求轉移。假定有A、B兩個區域，原來對B地產品的需求現在轉向對A地產品的需求，這樣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業率上升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增加。若A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A國，B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B國，則B國貨幣匯率的下跌將有助于減輕B國的失業，A國貨幣匯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但若A、B是同一國家內的兩個區域，它們使用同一種貨幣，則匯率的任何變動都無助于同時解決A區的通脹和B區的失業，貨幣當局于是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怪圈：如果他們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貶值）直接處理B地的失業，那么，就會進一步惡化A地的通貨膨脹；反過來說，如果他們通過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貨幣升值）努力解決A地的通貨膨脹，他們就要冒進一步惡化B地失業問題的風險──被用來改善一個地區形勢的貨幣政策會使另一地區的問題更加惡化，除非這兩個區域使用各自的區域貨幣。芒德爾指出：浮動匯率只能解決兩個不同通貨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通貨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同一貨幣區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只能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解決。在芒德爾的分析中關鍵是統一貨幣區內的勞動流動程度。如前述，如果勞動力是充分流動的，那么我們將會發現B地失業工人會向A地遷移，這種勞動力的流動也許通過抑止A地工資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資水平來緩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可同時緩解A地通脹和B地失業。因此，他認為：若要在幾個國家之間保持固定匯率并保持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必須要有一個調節需求轉移和國際收支的機制，這個機制只能是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

　　2. 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的確立

　　芒德爾邏輯性地把最適貨幣區的特征概括為“勞動力遷移的偏好足以確保充分就業”。其后，麥金農（1963年）和凱南（1969年）又對最適貨幣區域理論作了發展研究：

　　（1）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指出，應當用經濟高度開放作為最適貨幣區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一個經濟高度開放的小國難以采用浮動匯率的兩條理由是：首先，由于經濟高度開放，市場匯率稍有波動，就會引起國內物價劇烈波動；其次，在一個進口占消費很大比重且高度開放的小國中，匯率波動對居民實際收入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閉經濟中的貨幣幻覺會消失，由此，匯率變動在糾正對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凱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作為確定一個最適貨幣區的標準。凱南的建議同芒德爾一樣，也是建立在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的需求波動這一假設上的。他認為：一個產品相當多樣化的國家，出口也將是多樣化的。在固定匯率下，某一種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對國內就業影響也不會很大。相反，如果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線下降了，低程度產品多樣化（因而出口產品種類也是不多的）的國家，勢必要更大幅度地變動匯率，才能維持原來的就業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樣化，外部動蕩對內部經濟的影響經過平均化后變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當穩定。因此，產品多樣化國家可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而產品非多樣化的國家難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它們應當是一個采用靈活匯率的獨立（最適度）的貨幣區。

　　一般認為，上述三位學者的思想構成了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框架，盡管70年代后，關于最適貨幣區標準問題在西方學者之間一直沒有停止研究和爭論，諸如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標準、政府政策一體化標準、通貨膨脹率相似標準等。

　�。ǘ�）開放經濟下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選擇分析

　　1. 各家最適貨幣區域理論對構成統一貨幣區的條件眾說紛紜。這些討論多圍繞執行固定匯率的宏觀成本，其中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各國必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放棄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從而往往不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調節措施。盡管如此，但對進入貨幣區所帶來的微觀效率常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貨幣區的形成能消除匯率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有效地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生產專業化發展，加速商品和資本的流動；最佳貨幣區的主要運行機制，有利于成員國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最佳貨幣區的建立還有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降低國際貿易中貨幣兌換的交易成本。正是這種不言而喻的微觀效率是選擇人民幣固定匯率的主要理由，盡管按IMF的正式分類，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從1994年1月起，人民幣匯率始終處于8.26—8.70范圍內定住美元，可以認為其實質上采用的是某種較寬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馮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匯率的好處主要在于可減少由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所代表的風險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是有害的。在發達國家，這種風險可以通過遠期外匯市場基本規避，所帶來的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問題。而在中國及類似的許多欠發達國家，由于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利率遠未市場化，遠期外匯市場在一定時期內不可能形成，一旦發生匯率不能預期的大幅波動，其所帶來的風險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的影響可能是毀滅性的。

　　2. 當今世界，對應三大區域經濟集團：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洲經濟區，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均形成了自己的區域貨幣體系，似乎亞洲地區仍然是一盤散沙。但我們可以承認一個事實上松散的“亞洲美元區”的存在。與中國相類似的理由，盡管名義上的匯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亞洲各國（地區）包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泰國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些國家（地區）與美國的雙邊匯率變動的標準差，甚至還小于歐元區內各貨幣間的標準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考慮，也可發現這些國家確實已具備構成統一貨幣區的一些基本條件。比如有類似的通脹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或地區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8，標準差為3.67，而歐元區為6.1和4.11（鄭輝，1999）；再則，亞洲九國或地區均采取外向型的經濟政策，均可視作開放小國或地區（除中國大陸人口基數偏大），采用固定匯率按麥金農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用商品和勞務的流動規模還是用資金的流動規模來衡量，中國經濟的外向態勢已經形成，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越來越大，對外經濟的依存度也越來越高，生產要素流動性加強、產品出口多樣化必將是個趨勢，采用固定匯率無論是按麥金農的“經濟高度開放”標準，彼得·凱南的“產品多樣化”標準，還是按芒德爾的“生產要素高度流動性”標準來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說轉型期我國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宏觀經濟預期的不確定性表明現時固定匯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爾、麥金農或凱南的論述或多或少能為這種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論上的支托。

　　二、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作用大于貨幣政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

　　1. 芒德爾在1963年發表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論述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而在固定匯率下，財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貨幣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研究部主任的經濟學家馬庫斯·弗萊明（Marcus Fleming）也對這一問題作出了類似分析。因此，這種分析稱為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當然，就分析的廣度與深度而言，芒德爾的貢獻要大于弗萊明）。芒德爾—弗萊明模型（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奠定了芒德爾在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的地位。

　　芒德爾把對外貿易與資本流動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怂固岢龅�，用于分析封閉經濟中國民收入與利率的決定，并說明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效應）。芒德爾的分析說明了穩定政策的效果與國際資本的流動程度密切相關。特別是證明了匯率制度的極端重要性：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有力而財政政策無力；在固定匯率下，情況正好相反。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也可以概括為：在固定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情況下，一國無法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或者說單獨的貨幣政策基本是無效的。

　　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是通過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活動（在金融市場上買賣政府有價證券）影響貨幣量，貨幣量影響利率，利率影響總需求和國民生產總值。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國外與國內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匯率下，中央銀行必須在貨幣市場上進行干預，以滿足公眾對這一匯率的外匯需求。這樣，中央銀行就要根據對本國貨幣的需求來調節貨幣量，而無法按貨幣政策的要求控制貨幣量。這樣，利率與匯率總維持不變，貨幣政策無法發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變，財政政策沒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減少的擠出效應，所以財政政策的效果最大。當一國面臨國際金融和貨幣因素的沖擊時，固定匯率是合意的。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國際資本的套利活動可以自發化解貨幣因素的外部沖擊，并使財政政策糾正經濟失衡效果達到最佳。（2）在浮動匯率下，匯率由市場供求力量決定，中央銀行不進行干預。這時財政政策就無用了，因為政府支出增加（擴張性財政政策）使貨幣需求增加，利率上升。當國內利率上升到高于國外利率時，資本流入，這就使匯率上升，從而凈出口的減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總需求仍然不變。但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成為影響經濟活動的有力工具。因為貨幣量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了國內利率，這不僅使國內總需求增加，而且會引起資本流出，使匯率下降，這又通過增加凈出口而進一步擴大總需求，擴張性貨幣政策見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紀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進的主流趨勢。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了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從而中國入世的最大障礙業已排除，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之中。芒德爾—弗萊明模型作為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理當可成為我們當前及今后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之一。

　　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導（從1998年5月增發1000億國債算起），對于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無效或收效甚微（例如從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調），理論界從多方面進行了論證。盡管我們目前利率市場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資本的完全流動也尚需時日，無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將固定匯率與當前積極財政政策聯系起來，但至少這一開放經濟中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理論模型能為我們分析相關政策問題擴大了理論思考空間。

　　最后要說明的是，任何學術理論（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前提，所以對政策實踐的意義都僅是指導性的。更何況，芒德爾的理論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為背景，不可能為解決我國的現實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這就要求理論與實際工作者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發展適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經濟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正是我們了解芒德爾理論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參考資料：

　　〔1〕馮用富。 我國不宜選擇浮動匯率制�揘��。 經濟學消息報，1999－12－31（2）。

　　〔2〕鄭 輝。 有關人民幣匯率安排�揓�敗� 上海經濟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國際金融學�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爾斯·金德爾伯格。 國際經濟學�揗��。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