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資產投資過熱、盲目建設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已成為中央政府高層的共識。而進行宏觀調控需要多種政策組合，牽涉部門至少包括發改委、央行和財政部。

　　這種共識是否可以轉化為行動上的合力？問題的答案眼下恐還難以確定。

　　早在2000年，項懷誠在中央政府預算報告中談到長期建設國債技術改造項目的選擇時指出，絕不能搞變相重復建設，盲目擴大生產能力。

　　2001年3月6日，項懷誠在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再次警告：“在抑制通貨緊縮趨勢的情況下，要警惕和防止通貨膨脹；在繼續擴大內需的條件下，要防止經濟過熱現象和重復建設。”

　　2002年年初，項懷誠更提出積極財政政策需要“逐步淡出”，但勢態發展的結果是“淡出論”悄然“淡出”，積極財政政策繼續。

　　2004年伊始，地方政府“釣魚式”的畸形投資行為終令積極財政政策“騎虎難下”，持續時間過長，力度遠超出預計。這其實是造成今天投資過熱、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重要原因。

　　軟肋凸現

　　針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有效需求不足，中國發行了長期建設國債，試圖通過一定力度的政府投資，保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政策實行之初，中央政府對其定位不過是“特定時期采取的非常措施”。

　　1998年下半年開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通過增加財政投入，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增長”，每年帶給中國經濟1個百分點的增長，對抑制經濟可能出現的衰退功不可沒。

　　但是，大規模的政府投資是否可以長期維持？連續數年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使中央財政的債務水平達到國際警戒線邊緣，更重要的是投資邊際效益逐年下降。

　　2003年，當積極財政政策尚未退出、民間投資開始快速回升之時，以能源為代表基礎性生產資料價格開始在龐大需求拉動下迅速攀升。受漲價刺激，鋼鐵、電解鋁、水泥投資分別增長96.6％、92.9％和121.9％。

　　發改委曾組織過一次長期建設國債成就展，歷數1998年以來國債投資對拉動GDP的貢獻。但似乎沒有人研究過，固定資產投資過熱中，國債投資占了多大份額？大規模國債投資項目又消耗了多少水泥和鋼鐵？未來還將消耗多少？

　　去年年初，發改委下屬一研究機構預測2004年的投資規模會很大，提出要防止固定資產投資過熱。但同樣是這家機構的專家，居然提出積極財政政策應保持現有規模再實行10年。

　　還有多少續建項目？

　　2001年項懷誠在財政預算報告中表示：2001年的建設國債主要用于彌補在建項目后續資金不足，中央財政支出部分除了技術改造貼息，全部用于未完工程，不再上新的項目。

　　可見，從當年開始，在建國債項目需要后續資金需求，成了發行長期建設國債的第二階段的理由。但誰能說得清續建工程項目規模到底有多大？以續建為名的新開工項目又有多少？

　　據國家統計局投資司的統計，僅1998年后半年，國家共下達國債項目7007個，項目總規模12878億元。更為嚴重的是，資金使用非常分散。如當時江西省把2億元用于供水設施建設的國債專項資金分配到67個縣市，多的分到幾百萬元，少的只有幾十萬元。結果是哪個縣都建不好自來水廠。

　　而且，當時這7007個國債項目中，國債資金占項目總投資的比重僅為17.5％，即2257億元，其他資金需要地方和銀行配套。為了獲得國債資金，地方都會承諾提供配套資金；可一旦項目開工，地方配套資金往往難以落實，國債項目就成了所謂“釣魚工程”或“半拉子”工程，中央只好繼續支持續建。

　　這就是為什么從2001年開始“續建國債項目”成了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國債的重要理由之一。

　　預算軟約束弱化貨幣政策

　　面對近來固定資產投資過熱和銀行信貸增長過快，央行可謂使盡渾身解數。但從現實看，其效果只是降低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和可貸資金；而對于部分行業投資過熱、重復建設等問題，央行政策本來就值得懷疑。加上預算軟約束之下政府投資對資金成本幾乎沒有敏感性，使貨幣政策的能力勢必大打折扣。

　　相反，中國最需要的民間投資主體，卻恰恰可能因為投資成本的提高減緩或干脆放棄投資。其實，當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通過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但現在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抑制民間投資，而對政府主導的投資幾乎沒有作用。

　　近來又有專家針對宏觀調控效果不明顯發表看法說，這一輪投資過熱主要因為民間投資增長太快，而政府部門對民間投資的調控缺乏手段。

　　這樣說法的內涵，無非是想說明積極財政政策對調動民間投資熱情發揮了效果；另一方面，解釋當前的結構失衡、部分行業投資過熱是民間資本的責任，用經濟學術語，就是“市場失靈”。由此推論，還是讓政府主導投資好，至少出現過熱時有辦法壓下來。

　　但事實恰恰相反。

　　假如苦苦渴盼的民間投資熱情終于被調動了起來，已經“功成名就”的長期建設國債投資為何不順勢而退？在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過程中，各級政府的投資項目應該率先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