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各國，財政發展的歷史源遠流長，而財政理論作為經濟社會活動一門獨立的學科加以研究，至今不過200多年。

　　一、西方公共財政理論變遷概況

　　眾所周知，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較之其他學科的形成和發展要晚得多。它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而產生發展的。英國重商主義學派托馬斯。曼倡導的“貿易差額論”，“國防財政論”就是西歐各國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資本主義發展與專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產物。威廉。配弟的《賦稅論》被譽為西方最早的財政學專著，是在重商主義走向古典經濟學派過渡階段，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貨幣關系擴大，為滿足新興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斗爭需要出現的，并沒有完全擺脫重商主義理論的影響。西方國家財政理論真正具有科學的性質，始于18世紀中葉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迅速發展上升時期，古典學派最杰出的代表亞當。斯密順應資本主義發展需要，集前人財政理論之大成，予以融會貫通，于1776年出版了財政學說專門論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對國家財政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專題研究，全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積極宣揚經濟自由、發展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張國家職能越小越好，政府只要能起著“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夠了。國家財政支出必須限制在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設和維護公共機關的需要。國家財政收入來自君主或國家財產收入和來自賦稅收入兩個方面，并以地租、利潤和工資三種收入作為課稅劃分依據，提出了著名的稅負公平、確實、便利、節約四大原則。《國富論》的問世，使西方財政理論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完整而龐大的體系，為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石，對資本主義各國在財政理論上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此，人們都稱亞當。斯密為西方財政學的鼻祖，創立了具有現代意義的財政學，是不言而喻的。亞當。斯密的財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張，經過大衛。李嘉圖的繼承和發展，對西方各國公共財政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

　　19世紀最后20年，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過渡，到20世紀初形成了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從而要求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逐步取代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由于各種社會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發了資本主義歷史上波及最廣、最深刻、最劇烈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從美國開始，很快沖擊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個角落，導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量下降了1／3到2／5.例如英國下降了23.8％，法國32.9％，德國40.6％，意大利33.1％，美國下降達46.2％。在此背景下，西方資產階級過去傳統的經濟政策破產了。以國家干預經濟為代表的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廣為傳播。凱恩斯主義者以《通論》為理論基礎，把經濟危機的根源歸結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棄自由資本主義原則，實行國家直接干預經濟生活，提出了政府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實現充分就業的一整套理論政策體系。西方國家以凱恩斯主義理論為根基，普遍推行赤字財政政策，增加公債發行，強化稅收功能，擴大政府開支等擴張性財政政策，從生產、分配、流通領域調控國民經濟運行。國家職能已從過去的“城市警察”拓展成為全面干預經濟社會的重要工具。凱恩斯主義風行一時，幾乎主導了近半個世紀西方的財政理論基礎。到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嚴重失業與劇烈通貨膨脹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滯脹”的局面，表明凱恩斯主義的失效。西方國家先后又產生了一些同凱恩斯理論相悖的經濟學說，財政理論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如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的財政理論及其政策主張，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西方公共財政理論演進的歷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經濟基礎各學派的理論依據，政策選擇雖各有差異，其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目標始終是一致的。

　　二、中國傳統財政理論的貢獻與不足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遺產博大精深，散見于各代典籍的財政思想以及理財之道的論說汗牛充棟，而且都十分重視“定賦稅，制國用”，財政收入輕賦薄斂，注重財源培養，支出省財節用，藏富于民。中國春秋時代儒家的財政觀點就普遍主張減輕徭役，薄斂賦稅，即輕徭薄賦之說。我國古代眾多的財政論說，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幾千年漫長的演進和發展，均有所充實和更新，例如唐代劉晏、楊炎的財政思想，宋朝王安石的財政思想，以及明代丘濬的財政思想等等，對于指導封建王朝的財稅改革均做出了重要貢獻。由于時代的局限，中國古代眾多的財政思想始終未能形成系統的財政理論體系，更無專門的財政學論著。我國現代財政基礎理論和專門著述的研究起步較晚。我們所見到由中國學者撰寫出版的財政學著作，如陳啟修著《財政學總論》、李權時著《財政學原理》、何廉、李銳著《財政學》等等，都是民國時代的產物，至今還不到100年。這些著作的理論基礎，內容及結構體系，基本上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財政理論的翻版，即“公共產品論”或“公共財政論”的通盤移植，既無多少新意，又無中國特色。

　　三、新中國財政理論體系在曲折中前進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財政學界開始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研究財政學科的本質、職能、原則、經濟范圍及其屬性。50年代初有的學者雖然也提出過財政是國家在滿足其需要，進行社會財富分配與再分配的經濟行為的界說，我認為這一命題，只簡要回答了什么是財政，而沒有觸及財政本質的深層次研究，更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分析或專門著述。由于建國初期的特殊歷史背景、經濟學“唯我獨尊”，國內理論研究一邊倒，完全排斥西方經濟學理論。我國財政學基礎理論建設受到蘇聯財政理論影響極深，把財政學研究的對象界定為貨幣關系體系，即“貨幣關系論”的觀點，在國內占居支配地位，起著主導作用。但是，貨幣關系論的理論在研究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財政問題，出現了很大困難，許多歷史事實缺乏充分依據支持自己的論斷，難以自圓其說。有鑒于此，50年代后期，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國內一些學者對貨幣關系論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我國老一輩財政學家西南財經大學許廷星教授從國家實現其職能參與社會產品分配形成的分配關系入手，以參與分配的主體為標準，把社會再生產中的分配區分為經濟屬性分配和財政屬性分配兩大類型，于1957年在國內首次明確提出了“財政學的對象是國家關于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過程中的分配關系”及其理論體系的全新見解，即“國家分配論”或稱“國家分配關系論”。許廷星教授的這一研究成果，對財政基礎理論從貨幣關系的圈子脫離出來研究人們物質利益的分配關系，是一項重大突破，引起了廣泛的反響，獲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中國人民大學王傳綸教授認為把“分配關系分為社會經濟分配關系和國家職能所發生的分配關系（也就是財政的分配關系）”，“財政學的對象就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把財政同國家的職能相聯系，由此來規定財政學的對象，其基本方向是正確的。”老一輩財政學家李成瑞在評價“國家分配論”的文章中指出：“‘分配關系論’的提出，對于財政本質的探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它克服了貨幣關系的缺點，解決了貨幣關系論不能解釋的若干重要問題。他們關于財政同國家為實現其職能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關系的論點，是同馬克思關于捐稅的本質的分析相符合的。”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著名財政學家許毅教授在《廣義財政學體系初探》一文中對“國家分配論”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作了全面系統地客觀評述。指出“‘國家分配論’是我國財政學界在50年代經過一代人的努力，在揚棄了西方資本主義‘公共消費’、‘公共財政’理論影響后，轉而從前蘇聯引進的‘貨幣關系論’發展而來的。它的主要貢獻在于，一方面搞清楚了財政分配的對象是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另一方面弄清楚了分配關系屬于經濟基礎，分配方式和分配活動……屬于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能動形式；同時也揭示了財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生產方式條件下具有特殊的運動方式。”“總之‘國家分配論’闡述的重點是從社會再生產的中介地位來研究分配方式以及與交換關系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能動作用，并為推進財政理論發展打下了基礎。”我國50年代后期所產生的“國家分配論”，在老一輩財政學家的積極支持、倡導和堅持下，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不斷充實和發展，已被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專家所接受，形成共識，成為新中國現代財政學基礎理論建設的主流派。這一研究成果的提出，在實踐中的不斷發展和不斷完善，在國內財政基礎理論研究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完全是老一輩財政學家和部分中青年學者共同勞動的結晶，而不是某一個人的專利。以上事實表明：“國家分配論”為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現代財政理論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及指導財政工作實踐所作出的貢獻有目共睹，功不可沒。

　　80年代以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國財政理論探索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理論界相繼提出了“社會再生產論”，“剩余產品論”，“社會共同需要論”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觀點。隨著改革開放深化，西方經濟理論的大量引進，財政基礎理論探索日益成為理論界的熱門話題。報刊雜志在這方面刊出了大量文章，發表了不少議論，討論的焦點歸根到底是“國家分配論”在新形勢下是否還有用？過時沒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建立什么樣的公共財政才符合我國具體國情？緊密圍繞“國家分配論”與中國“公共財政模式”兩大基礎理論的爭論，目前尚在進一步深化中。我認為這一問題的深入探索，必須以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中國實際，與時俱進，實事求是，以追求真理為最高職責，既要繼承老一輩學者潛心研究的優秀成果，使之豐富和發展，又要吸收借鑒世界各國財政理論的精華，為我所用。切忌隨波逐流，照搬照套。歷史經驗反復證明，外國的東西不研究中國這塊土壤有多大需求，簡單拿來是不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