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財政理論界異常活躍，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國家分配論”與“公共財政”的爭論，爭論令人眼花繚亂，甚至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對此，筆者也想談點自己的看法。

　　一

　　兩派的爭論雖涉及兩大理論的方方面面，但不難看出，最根本的分歧在財政理論是非的評判標準上。

　　在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大討論20周年的今天，我們不妨重溫一下真理標準的含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實踐。判斷一種理論是否正確，其標準只能是在實踐中是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國家分配論”與“公共財政”的爭論實質上是財政理論“姓社姓資”的爭論。在爭論中，盛氣凌人的一方當屬“國家分配論”。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不能搞公共財政，是因為它來源于西方，產生于資本主義制度，依據于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國家契約說，是地地道道服務于資產階級的財政。而“國家分配論”是我國長期研究和總結出來符合我國實際的財政理論，它揭示了財政與國家的本質聯系，闡述了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是為國家實現其職能服務的，從而使財政科學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國家實現其職能這一堅實基礎之中（注：葉子榮：《“公共財政”辨析》，《財政研究》1998年第4期。）。 顯而易見，持“國家分配論”者們已將“公共財政”定位于姓“資”、“國家分配論”定位于姓“社”。結論：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只能采用“國家分配論”，堅持“國家分配論”。暫且不論兩派理論的具體內容正確與否，首先在評判標準問題上，財政理論界仍然盛行“姓社姓資”的標準，似乎與改革20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理論發展，尤其是經過思想大解放的90年代末，即將進入21世紀不合拍，給人的感覺似乎財政理論發展滯后于經濟理論的發展，財政理論界似乎比經濟理論界更保守一些，束縛的東西更多一些，可見，解放思想對財政理論的發展尤為重要。理論上的學派之爭、觀點不同，非常正常，只有爭論，才能使真理形成，才能促進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但這種爭論應是一種學術上的爭論和探討，不應簡單用政治上的“姓社姓資”作為評價標準，更不能在爭論中打棒子、戴帽子。

　　“國家分配論”反對公共財政的一個重要依據是財政理論的階級性，對此筆者的看法如下：

　　第一，財政本身不具有階級性，只具有階級辯護性，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階級性意指國家、政黨等社會事物的一種本性，實質上表現為不同階級的利益關系，這種利益關系帶有對抗的性質。而階級辯護性是指社會事物對為之服務的主體利益的服務性和維護性。財政作為實現國家職能的一個手段，其為之服務的主體是國家，國家具有階級性，而財政只具有為國家的階級性服務和維護的屬性，財政的這種階級辯護性可以因階級的不同而不同，因國家的不同而不同。在這里，財政與計劃的性質一樣，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實質上就是政府在實現資源配置職能時所采取的具體形式。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關系實際上是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的關系，計劃同樣是實現國家職能的一種手段，它同樣表現為國家的一種經濟活動，它有階級辯護性，但它自身無階級性，與社會制度無關。財政作為一種手段，與計劃一樣，自身無階級性，只有階級辯護性，它可以為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國家服務，也可以維護不同階級的利益。

　　公共財政由于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為我所用，不僅不會削弱無產階級政權的統治，反而會更好地維護無產階級政權，更好地為無產階級服務。因為：首先，公共財政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和財政職能的正確界定，使國家和財政從原來什么都管、大包大攬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務，特別是政權的穩定與維護，宏觀經濟的調控，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共產品的提供，從而為微觀經濟主體的高效率運作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其次，公共財政為財政體制改革提供比較科學的理論依據，即按公共產品受益區域的大小，將其劃分為全國性公共產品和地方性公共產品，這有利于劃分各級政府職責和收支范圍，有利于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事權與財權的合理劃分。中央政府提供全國性公共產品，地方政府提供地區性公共產品，若干地區共同受惠的公共產品由有關地區的政府聯合提供。最后，公共財政理論重視政府為社會成員提供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并提出計量和評價公共服務效益的思路和方法，這對提高財政支出效益是有意義的。

　　反之，“國家分配論”強調大分配職能，財政既要管全社會的生產成果的分配，又要管全社會生產要素的分配，結果，國家什么都管，財政負擔過重，最終什么都管不好。當前，改革的最大難點是政企分不開，國企活不起來，追溯根源，政府職能不清，導致財政職能不清。改革伴隨兩個比重的不斷下降，財政已不堪負重。財力不足，直接影響政府宏觀調控力度，社會保障制度的欠缺，無法很好地解決下崗失業職工的生活和出路問題，這又直接影響政權的穩定。可見，“國家分配論”雖自標榜為“姓社”，但堅持“國家分配論”，不利于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不利于政企的徹底分開，不利于政府與財政職能的合理界定，進而不利于財政支出范圍的界定和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不利于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加強，最終不利于無產階級政權的穩定，這樣的“國家分配論”難道還不應該讓位于“公共財政”嗎？

　　第二，財政的區別不取決于社會制度的區別，而取決于不同的經濟發展形態。因為經濟形態不同，所構建的經濟體制不同，從而使國家經濟職能所承擔的任務和作用不同，最終財政的職能也必然不同。如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不同，它們各自所要求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截然不同，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在這兩種體制下也必然不同，財政的職能也不可能相同。相反，相同的經濟形態內，不管實行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其經濟體制是相同的，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和財政的職能應該是相同的。今天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的取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調節作用，市場在利用價格信息的個人逐利行為來達到社會經濟的高效率發展的同時，由于經濟行為人的自利行為和信息的不完全與不對稱，使市場產生了壟斷、外溢性、公共產品、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失衡、貧富懸殊等市場失效的現象，這些都成為世界各國發展經濟中面臨的共同問題。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無論采取何種社會制度，單純由市場調節或單純由政府調節經濟都行不通，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是最佳選擇。為了保證經濟的高效率，客觀上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調節作用，政府只應在市場機制無法實現社會期望結果的地方（即市場失靈區域）發揮作用，這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經濟發展中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是實踐中升華的真理，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為此，我們為什么非要給公共財政冠以一個“資”的帽子，并以此排斥它呢？

　　第三，我認為公共財政是科學的、合理的，可以為我所用，還因為公共財政從增進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闡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職能。更進一步講，公共財政依據實證性知識演繹出來的衡量資源配置效率的標準來評判市場實現的配置結果的優劣，進而闡明政府應該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的問題。這對于構建我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財政，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而“國家分配論”的最要命的缺陷就在于它沒有一個衡量資源配置的標準，沒有一套系統闡述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與國家關系的概念體系。這樣，便無法確定財政分配活動的力度和范圍，這難免不引起財政職能的混亂，從而給財政體制的改革特別是財政支出的界定帶來困惑與困難。

　　二

　　“國家分配論”從財政的起源、財政的本質強調財政的作用覆蓋全社會，認為公共財政中財政的作用只限于國民收入的一部分（注：許毅：《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國家職能和財政職能，發展完善“國家分配論”》，《財政研究》1998年第1期。）。 筆者認為“國家分配論”這一觀點本身存在兩個問題：

　　1.“國家分配論”反復強調財政作用大到覆蓋全社會，但又把財政定位在“分配”范疇里。雖然這個“分配”大得無所不包，但它畢竟未脫出“分配”這個范疇，在社會再生產的四大環節中，它只涉及一個環節，這未免將財政定位得太窄。這無形中等于說財政的分配作用覆蓋全社會。過分夸大分配作用，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告訴我們：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大環節的關系表現為生產決定交換、分配、消費，而交換、分配、消費對生產具有反作用。單從分配來講，雖然它的反作用有時很大，但卻不可能大到替代生產的決定作用，更不可能大到覆蓋全社會。

　　2.“國家分配論”強調財政分配概念是廣義的分配概念，它既包含生產成果的分配，又包含生產要素的分配。我認為，廣義的“分配”概念不利于對社會再生產四環節的正確理解。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原理，生產要素分配嚴格講應屬于生產環節，它在生產過程中決定生產，如果將它歸類于分配環節，就必然導致分配決定生產又反作用于生產的混亂結論，這顯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正因為如此，馬克思雖提出了廣義的分配范圍，但在他的整個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卻很少采用，更多使用的是狹義的分配范疇。傳統的“國家分配論”在談到財政與經濟的關系、財政與生產的關系實際上使用的也是狹義的分配范疇，而談到財政的作用和內容時又使用廣義的分配范疇，所以“國家分配論”整個理論在使用廣義和狹義分配范疇時非常混亂。

　　事實上，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財政作為國家實現職能的重要手段，其作用遠遠超出了分配領域，能正確反映財政覆蓋全社會的作用的恰恰不是“國家分配論”，而是公共財政。公共財政從財政與經濟的內在機制方面入手，把財政看作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財政不單純是消費部門，而且又是生產部門，是一種經營型的財政，即不僅從事非生產性活動，而且又進行生產性活動。

　　一則政府是公共產品的生產者。在現代“混合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為公共品的生產者，與私人品的生產者企業一樣是市場的主體，同樣存在著在公共品生產上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存在著生產要素的購買問題即政府購買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存在著公共品分配的問題即為誰提供公共品；存在著公眾消費公共品的問題，如政府是免費提供還是收費，這就涉及公共品供應的收費和稅收問題；存在著公共品消費過程中的服務與維修問題，這一切顯然僅用“分配”是無法概括的。

　　二則政府作為宏觀調控者，其調控范圍和作用是全方位的。而政府的財政宏觀調控職能則通過政府對總需求、總供給以及對國際經濟交往的影響，進而影響社會總產出水平、總物價水平及整個經濟增長，這些恐怕也無法用“分配”來概括。

　　三則公共財政從市場失靈引伸出政府財政職能的界定，而誘發市場失靈的因素如公共產品、壟斷、外溢性、信息不對稱、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失衡等分布于包括生產領域在內的經濟運行的整個過程之中，這就決定了政府調節作用的范圍是包括生產領域在內的整個經濟運行過程。

　　因此，在公共財政理論看來，財政不只是個分配問題，它作為一種公共經濟或公共經濟部門，是國民經濟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同家庭部門、企業部門相對應的一個重要部門，它也創造價值。在西方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中，生產活動不僅包括物質生產部門， 而且也包括提供各種服務的第三產業，這樣政府機關、軍隊、警察、文教科衛等部門，由于向社會提供服務，其活動也屬于生產活動范圍，其創造的價值都包括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從我國現實實踐來看，我國自1995年實施的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由原來的MPS體系轉為SNA體系）以來，所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已包含了政府的貢獻額，可見，“國家分配論”仍將財政定義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悖論。

　　三

　　“國家分配論”在國家與市場關系問題上，認為國家是主體，市場是客體。（注：許毅：《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國家職能和財政職能，發展完善“國家分配論”》，《財政研究》1998年第1期。 ）筆者認為此觀點的問題在于：

　　1.國家屬上層建筑，市場經濟屬經濟形態或經濟制度，如果國家是主體，市場是客體，則容易產生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的誤解。

　　2.國家是主體，市場是客體，企業又是市場的主體，以此推論，企業就成為了客體。企業與國家的關系變成了主客體關系，主體決定客體，那么政府就應該決定企業的經營活動，決定企業的命運。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推下去，必然得出國企改革、政企分開不僅沒有必要，還應該加強這種主客體關系的結論，顯然這是與改革相違背的。

　　3.強調國家是主體，市場是客體，容易夸大國家的作用。事實上，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市場失效的同時，同樣存在政府失效，主要表現在：有限的信息；政府對其活動作用于私人經濟所可能產生的反應難以完全控制；政府對官僚機構的控制有限；政府綱領通過政治性程序執行的有限性；政府及公共企業活動由于所追求的直接目的不是利潤，故易產生效率低下的結果。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政府失效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突出地表現為資源尋租、準入尋租、逃稅尋租等尋租活動的猖獗；借市場經濟之名，行計劃經濟之實；利用市場經濟的“灰色”特征，以權謀私等等，對付政府失效的最主要的方法是最大限度利用市場，同時要加強民主和法制的建設。

　　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筆者認為是一只看得見的手與一只看不見的手共同調節經濟的關系。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主要體現在微觀經濟主體活動范圍內，它的優勢是通過其內在的競爭法則、優勝劣汰法則、供求規律等能給經濟帶來高效率。政府的調節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調控方面，其優勢在于政府可以從宏觀效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上彌補由市場經濟本身帶來的生產的盲目性、滯后性及破壞性。二者的調節作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調節作用，必須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而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也須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發揮作用。可見這種關系是一種平等的分工關系，而決不是主客體的關系。

　　四

　　“國家分配論”者認為公共財政來源于西方，其體系是錯誤的，可借鑒應用其具體作法，如財政支出的效益分析，但不能用于社會主義國家財政職能的認識和研究（注：許毅：《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國家職能和財政職能，發展完善“國家分配論”》，《財政研究》1998年第1期。 ）。筆者對此有非議：財政支出效益是與財政支出界定相聯系，而財政支出界定又依據于財政職能的界定，如果不能用公共財政來分析財政的職能，又怎能借鑒公共財政的財政支出理論呢？顯然這些說法無法自圓其說。

　　改革20年來，財政理論工作者們在財政職能等理論問題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并取得了較大的成果。在財政職能問題上，承認財政具有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穩定與發展三個職能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甚至一部分堅持“國家分配論”的學者們，也將這三個職能納入“國家分配論”體系中（注：陳共主編：《財政學》，1994年3月修訂版。 ），使得“國家分配論”在財政起源、財政的本質，財政的概念上固守著“國家分配論”，但在財政的職能、財政收支理論上、財政的政策手段上引用公共財政的內容，這同嚴格意義上的“國家分配論”已自相矛盾。也許“國家分配論”學者們認為這是本理論的完善與發展，其實不然，財政職能是財政的最基本部分和最核心部分，它涉及財政的界定。如果“國家分配論”不能用財政的大分配職能說明和解釋當前財政理論的發展，不能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客觀要求，不能科學合理地界定政府與財政的職能界限，這足以說明這個理論本身存在著問題，最終結果不攻自破。

　　財政理論的發展關系到財政體制的改革，進而關系到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與否，因此，有必要在財政理論界掀起解放思想的浪潮，使財政理論的研究突破“姓社姓資”的束縛。只有這樣，才會有財政理論的創新，才會有財政理論百花齊放的繁榮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