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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識公共財政的框架
一、公共財政的提出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一個根據國情進行實踐的問題
當我們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就是要使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但是，市場機制本身不是十全十美。我國的市場正在發展健全之中，政府自然要起作用，政府的職能就規定了財政范圍。政府的作用用什么概念稱謂倒在其次。公共財政的提出，本質上就是探討市場與政府作用如何配合的問題。
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這個“配合”是不同的。每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配合的方式與程度不同，歐美之間有差異，日本與它們相比又有差異。比較合適的標準有兩個：第一是效率，第二是公平。市場的最優資源配置產生的效率，加上宏觀上的分配等措施使經濟不斷發展，從而使效率最大。另外一點是社會公平，江澤民同志講要建立穩固、強大的財政，其中的一點就是要使財政能夠發揮它對社會分配調節的作用。公平帶來社會穩定。效率加上社會穩定，帶來持續的發展，這才是目標。持續發展是綜合標準，財政“缺位”與“越位”的判別標準是在這樣的目標之下和發展過程中確定的。所以，公共財政主要是實踐，在實踐中該退的要“勇退”，比如我們現在討論的財政退出一些領域的問題。但國內國際方面的新問題可能使政府在一些方面還要“勇進”，比如，幾乎所有的結構調整都要求政府或多或少地進入，大到產業的結構，小到產業中的行業結構，更小的則如行業中企業的結構、產品結構、甚至對某些企業的管制力度的大小等，都要不同程度地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個框架，還不是一個完整的工程整體，這框架不是框子，把事情框死了、恒定不變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出現了很多新生事物，比如資本市場、政府采購等新事物，它們會對進、退產生影響。各地方在實踐中的一個個經驗，構成了目前討論的公共財政的一磚一瓦，最后形成自己實踐的框架。
二、積極財政如何實施以及是否延續要在具體環境中看其效果來決定
我贊成“四兩撥千斤”的說法。政府經濟部門是“四兩”，可以對非政府的經濟部門撥“千斤”。比如政府推動新技術發展，現代任何國家都如此，國家推動后就發展起來了；比如結構調整，公共部門的調整可以起帶動作用；再比如政府推動資本市場建立，可以用它來推動行業、部門經濟結構的改革。這樣就影響到“進”“退”的范圍。
我國因為農業比重相對大、農村人口多、內需不足，財政可以起作用，也應繼續起作用。不要把積極財政政策僅僅認為是擴張。西方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擴張理論是在供需之間進行討論的，當時提出的“缺口論”是在宏觀、總量概念上的判斷。在這個層面上形成了他們的政策。可是所有的國家都遇到的問題是有時政策有效，有時則無效，比如美聯儲的格林斯潘，以往通過降低短期利率來刺激經濟，很見效，但是現在效果不好，我們也要具體分析，如項懷誠部長講的，我們的財政政策也看條件。看什么條件下這個政策效果明顯，什么條件下這個效果不明顯。政策的有效性在西方經濟學中也是不斷地進行討論和認識的，在不同條件下它的效果是不同的。這涉及到經濟機制的系統的認識，對特定環境的分析。全世界討論政策的人，都注重政策的基礎，市場反應，企業以及個人行為等，它們在政策實施中的變動要做具體分析。我們應當向下走一下，在宏觀層面之下判斷。我們要以積極的態度實施積極的政策，要看它的有效性的變化，從我國的投資、消費行為、投資態度、心理預期等的變化反應、甚至經濟上升的反應中，找出是否繼續實施的根據。
當我們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就是要使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但是，市場機制本身不是十全十美。我國的市場正在發展健全之中，政府自然要起作用，政府的職能就規定了財政范圍。政府的作用用什么概念稱謂倒在其次。公共財政的提出，本質上就是探討市場與政府作用如何配合的問題。
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這個“配合”是不同的。每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配合的方式與程度不同，歐美之間有差異，日本與它們相比又有差異。比較合適的標準有兩個：第一是效率，第二是公平。市場的最優資源配置產生的效率，加上宏觀上的分配等措施使經濟不斷發展，從而使效率最大。另外一點是社會公平，江澤民同志講要建立穩固、強大的財政，其中的一點就是要使財政能夠發揮它對社會分配調節的作用。公平帶來社會穩定。效率加上社會穩定，帶來持續的發展，這才是目標。持續發展是綜合標準，財政“缺位”與“越位”的判別標準是在這樣的目標之下和發展過程中確定的。所以，公共財政主要是實踐，在實踐中該退的要“勇退”，比如我們現在討論的財政退出一些領域的問題。但國內國際方面的新問題可能使政府在一些方面還要“勇進”，比如，幾乎所有的結構調整都要求政府或多或少地進入，大到產業的結構，小到產業中的行業結構，更小的則如行業中企業的結構、產品結構、甚至對某些企業的管制力度的大小等，都要不同程度地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個框架，還不是一個完整的工程整體，這框架不是框子，把事情框死了、恒定不變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出現了很多新生事物，比如資本市場、政府采購等新事物，它們會對進、退產生影響。各地方在實踐中的一個個經驗，構成了目前討論的公共財政的一磚一瓦，最后形成自己實踐的框架。
二、積極財政如何實施以及是否延續要在具體環境中看其效果來決定
我贊成“四兩撥千斤”的說法。政府經濟部門是“四兩”，可以對非政府的經濟部門撥“千斤”。比如政府推動新技術發展，現代任何國家都如此，國家推動后就發展起來了；比如結構調整，公共部門的調整可以起帶動作用；再比如政府推動資本市場建立，可以用它來推動行業、部門經濟結構的改革。這樣就影響到“進”“退”的范圍。
我國因為農業比重相對大、農村人口多、內需不足，財政可以起作用，也應繼續起作用。不要把積極財政政策僅僅認為是擴張。西方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擴張理論是在供需之間進行討論的，當時提出的“缺口論”是在宏觀、總量概念上的判斷。在這個層面上形成了他們的政策。可是所有的國家都遇到的問題是有時政策有效，有時則無效，比如美聯儲的格林斯潘，以往通過降低短期利率來刺激經濟，很見效，但是現在效果不好，我們也要具體分析，如項懷誠部長講的，我們的財政政策也看條件。看什么條件下這個政策效果明顯，什么條件下這個效果不明顯。政策的有效性在西方經濟學中也是不斷地進行討論和認識的，在不同條件下它的效果是不同的。這涉及到經濟機制的系統的認識，對特定環境的分析。全世界討論政策的人，都注重政策的基礎，市場反應，企業以及個人行為等，它們在政策實施中的變動要做具體分析。我們應當向下走一下，在宏觀層面之下判斷。我們要以積極的態度實施積極的政策，要看它的有效性的變化，從我國的投資、消費行為、投資態度、心理預期等的變化反應、甚至經濟上升的反應中，找出是否繼續實施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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