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結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改組，分析了IASC與IOSCO、G4+1組織等的關系。重點探討了改組后的IASB的目標與議題及可能對會計國際化的影響，并就國際會計準則“統一” （convergence）的問題談了我們的看法。最后，從會計國際化與會計實務、會計準則制定，會計國際化與會計教育、會計研究的關系入手，進一步對我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議。

　　「關鍵詞」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 國際會計準則審議會（IASB） 會計國際化的“度”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的日益增強，資本市場的全球化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會計準則國際化，已成為各個國家面對的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成立于1973年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以下簡稱IASC）一直致力于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工作。2001年4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成功改組，并以國際會計準則審議會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以下簡稱IASB）的形式展開新的活動。本文結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改組，就會計的國際化及對我國會計的影響發表本人的拙見。

　　一、機構更替：從IASC到IASB

　　這次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的改組，是該組織于1987年3月著手“財務報表的可比性”項目以來，繼續朝著國際化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它預示著改組后的IASB希望借助于證券監督者國際機構（IOSCO）這一后盾，圍繞企業間資金的國際協調，尋求構建世界統一會計準則的決心。

　　（一）IASB的工作目標

　　改組后成立的國際會計準則審議會（IASB）擬以1998年12月的IAS39號認可的“核心準則”為基礎，進一步將世界各國的會計準則“統一” （convergence）作為己任 .2001年4月，IASB取代以往由職業會計師團體構成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正式開始運作。新的IASB在其章程（Constitution）的第二部分揭示了該組織以下的三個目標：（1）本著公眾利益，編制一套高質量的、易理解并具強制力的統一會計準則（a single set of accountant standards）。這類準則要能提高財務報表及其他報告的質量、透明度并且要求揭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從而幫助參與資本市場活動的人員和其他信息使用者進行正確的經營決策。（2）推動這些準則的使用和嚴格的適用。（3）使各國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更加趨向高質量，以實現“統一”（convergence）。

　　以上目標表明，IASB是以各國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的統一為目的而展開活動的。其中，以往的IASC在其章程中揭示的目的之一是調和（Harmonization），這與IASB有所不同。所謂調和，就是將各國會計準則盡可能地、有限度地趨近于國際會計準則 ，并朝這個方向整合。即，意味著有某種彈性的國際調和化（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傾向的存在。然而，IASB在其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前言（征求意見稿）中則要求“促使各國會計準則與IFRS在采用高質量解決方法上取得一致”，即本著國際會計準則的統一（Convergence），引導各國會計準則向國際會計準則共同的目標發展，其“剛性”較為明顯，使各國會計準則的調和度和自由度喪失。即便如此，近期內要實現這種完全的統一在現實中仍十分困難。目前修改中的IASB的前言（Preface to IFRS）（征求意見稿）第7節中表明：“IASB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IFRS與各國會計準則的統一，與各國會計準則設定主體一起進行IFRS規則的制定”。看來，IASB也認識到國際會計準則統一化的復雜性和困難性。

　　（二）IASB工作目標的設定背景

　　1993年8月，證券監督者國際機構（IOSCO）要求IASC按所謂高質量 的要求制定國際會計準則的核心規范，2000年5月IOSCO批準和推薦了IAS中的30份準則。自此，IASC和IOSCO的結合變得更為緊密。在這個過程中，為了確保更大程度上的高質量、透明度和可比性，進一步規范國際化的準則制定機構，這兩個組織提出了改組IASC的思路，并形成了由各國、各領域的代表組成的戰略工作小組（Strategy working Party）。這種戰略工作小組以1999年11月公開發表的“IASC的未來展望”（Recommendations on Sharing IASC For The Future）為依據，引導國際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向既定的IASB的目標變更。

　　（三）會計準則制定的模式

　　IASB為了實現其章程中規定的目標，開始采用Joint Project Approach（又稱為Partner-ship Working Arrangement，即“戰略工作小組”）這種方法。今后新機構與IASC相比不再單純依靠IASB獨立制定，而是主要由八個國家的會計準則制定主體共同完成相關的項目。這些國家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德國、法國、日本。

　　這八個國家的會計準則制定主體在聯合項目的整合上，主要有三種模式：（1）領導型。承擔特定任務的國家的會計準則制定主體，獨立且與IASB一起，自始至終對特定項目的全部流程（計劃、征求意見稿的制定，意見的處理、反饋與分析，以及最終準則的完成）予以負責并組織實施。（2）支持型。在所有方面支持領導型的國家，與直接承擔這一任務的準則制定主體國家相比，預計在這個項目上花費的時間約為他們的50%左右。（3）參與型。與上述形式相對應，對于參與的特定項目，協助承擔國進行調查、研究或議案的提出等。估計花費10-20%的時間。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當前應盡快向第3種模式靠近。待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之后，借助于國內會計準則體系的完善和發展，積極創造條件向第2或第1種模式轉化。

　　（四）IASB的近期議題

　　1.當前面臨的議題。主要有以下9個方面：（1）保險合約（保險合約，即有關保險業的新會計準則）；（2）企業合并基準1（購買法與股權聯營法的選擇及其會計處理）；（3）業績報告（被確認的收益及費用的報告）；（4）股權報酬制度（股票期權的會計）；（5）IFRS適用初始年度的處理方法（主要是對應于EU自2005年起要求強制實施IFRS的情況）；（6）金融機構的活動（對IAS30“銀行業的揭示”的修正）；（7）IFRS前言的修改（黑皮書的廢止等）；（8）現行IAS的改善項目（與IOSCO改善建議相對應等）；（9）IAS第39號“金融商品：確認與計量”的修改。

　　2.其他的議題。大致分為三個層次的內容：

　　列為第一順序的有5項：（1）企業合并基準（適用購買法的相關會計處理以及新的基準會計等）；（2）金融商品的衍生項目（JWG提案應用全面現值會計基準的討論）；（3）合并方針（控制概念、SPE的合并等探討）；（4）計量（與財務報表項目適當的計量值的選擇方面的討論）；（5）IAS第39號的修正（排除確認的中止）。

　　列為第二順序的有4項：（1）資產的減值（各國的現行減值會計準則的調查，及IAS36修正與否的探討）；（2）無形資產（IAS38修正與否的討論）；（3）租賃會計（據以概念框架的觀點，就IAS17修正與否的討論）；（4）研究開發費用（研究開發費的費用化探討）。

　　列為調查研究項目的主要內容有：確認的中止、有形固定資產的再評估、采掘產業、財務報表的構成要素（資產、負債、資本、收益、費用），負債的確認、收益的確認、資本與負債的區分、中小企業的財務報告、對經營者的討論與分析（MD

　　二、IASC與相關國際經濟組織及有關國家的關系分析

　　（一）IASC與IOSCO的聯系

　　IASC2000年理事會及其年會中確認的章程，使1999年12月由IASC戰略工作小組發表的“IASC的未來展望”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今后IASB所編制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不僅會應用于企業國際資金的配置，還為各國企業在國內上市時提供一個有用的世界統一準則。去年4月份起步以來，IASB已經沿著這一路線全力開展工作。

　　需要明確的是，IASB將如何支持各國的準則制定主體以及關聯的各團體，很大程度還取決于IOSCO，了解這一點十分必要。自IOSCO 1986年形成以來，IASC與IOSCO發生關系的情況（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IASC自1986年以來，其制定的國際會計準則在IOSCO的協助下逐步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得到了應用與擴展。同時，IOSCO也接受了IASC于1998年末完成的“核心準則”，在2000年的年會上聲明支持IAS，并建議IOSCO成員接受按不同國家語言發行的版本，即采用IAS編制的財務報表。但是各國的證券管理當局，在接受按IAS編制的財務報表的同時，均會采用一些相關的措施予以限制。因此，利用IAS編制的國際財務報表在不同的資本市場想得到高效率的融資，目前尚難以實現。進一步講，自IAS的地位得到確認至今已二年有余，實踐表明，這種IAS作為國際資本市場的統一準則而無條件地被各國接受，在現實中并不存在。

　　正如圖表1所描述的那樣，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于2000年6月發表的有關未來歐洲的財務報表模式的戰略方案，在2001年2月得到了承認。其結果是，歐盟（EU）的上市公司（包含銀行及保險公司）最晚至2005年必須按IAS的要求編制合并財務報表。EU各國的這種規范還滲透到了非上市公司的許多企業，并對個別財務報表的編制產生影響。

　　因此，從IOSCO于2000年表明對IAS的支持以來的行為看，它符合IASC改組時的既定路線，伴隨著海外企業對IAS（IFRS）處理的認可，今后的走向是，EU將明確表明其以IAS作為國內準則采用的態度，海外企業則必須無條件接受按IFRS規則編制財務報表的規定。

　　總之，在這種狀況的促進下，IASB一方面確立了對現有IAS（IFRS）加以深層次改善的項目，另一方面，正在積極地研究以各國準則和IFRS間統一為目的的項目。尤其對后者，IASB不僅單方面予以推進，且積極尋求IASB成員國 的各準則制定主體間的密切合作（即采用“討論項目”的方式）。IASB為了與主要國更進一步的協作，定期召開主要國準則制定主體的議長會議，從準則制定的最初階段預先相互溝通。

　　（二）G4國對IASB的可能影響分析

　　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符合以美英為首的發達國家的根本利益，過分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必將給發達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在由各方利益代表組成的準則咨詢委員會（SAC）的監督下，再加上IASB透明公開的工作程序，以美英為代表的準則主導國將會采取互利互惠的工作方針，雖然這并不能避免發達國家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情況的發生。

　　1.新的IASB的組織成員的結構分析。改組后的IASB，其組織結構如圖表2所示 .

　　在圖表2的組織成員構成中，理事會（IASB）成員14名中的9名（約65%）、基金管理委員會的19名成員中的8名（約42%）、準則咨詢會議成員除團體代表的44名中的17名（約39%），均由G4國背景的人擔任。在其他國家中因為沒有與之匹配的強有力組織 .為此，在新組織中作為IFRS的制定出發點-會計的基本框架，沒有進行再探討和再確認。這表明，今后的IFRS在大的方向上仍將受G4國會計的左右。譬如，IASB中的“業績報告”項目，因其與會計信息核心地位的收益概念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明顯受G4國會計思路的滲透。今后，作為全球會計準則統一化指向的IASB有可能成為最初的試金石。

　　2.對收益概念的思考。IASB將“業績報告”作為最優先的項目之一加以考慮，首先需要解決作為擬定IFRS前提的收益概念，或者尋求與業績概念對應的得到全球范圍認同的某種傾向性意見。根據成本效益原則，IASB采用了1998年由G4+1組織發布的特別報告所確認的內容，即認為：“在對國際可比性的要求方面，居于財務報告最核心地位的是關于財務業績的報告，各國準則制定主體對此協調的余地很大”。因此，在討論的出發點上，“該期間的收益，等于扣除這一時期涉及股權交易的凈資產的變動”（para.1.10）這種特別報告中的“總括收益”以及“總確認利得損失”概念的定義首先被接受，這是基于與“業績”指標相同意義的視點，推進了在其“揭示方法 ”的標準化上凝聚焦點的議題。所謂“總括收益”，簡單地講，就是意味著扣除企業凈資產的資本交易的期間評價差額，“這種利益，因為反映了在這期間被確認的所有收益、費用、利得、損失，所以在進行經濟決策時，能全面反映該時期企業所有者財富的各種要素，是有用的收益概念”。事實上，IASB正式將“業績報告”項目作為議題，首先闡述的是特別報告中由G4+1于1999年公布的討論稿-“財務業績的報告”，同時對其進行探討。此外，在G4+1中處于領導地位的英國，在IASB“業績報告”項目中發揮著領導作用并進一步擴展著這種影響。今后，IASB的這些項目，會在英國的ASB的領導下向前推進。

　　3.舊G4+1的影響力。所有舊的G4+1組織 ，隨著IASB的起步而解散。迄今為止，該組織結合新的會計事項而制定的會計準則，采用共同研究成果的形式（即討論稿，或稱DP）進行公開發表。改組前的IASC參考這種DP等，使舊G4+1在國際會計準則的形成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新起步的IASB，估計仍會接受這種舊G4+1組織中的四個國家的較大影響。從具體的準則規范來看，現在被審議的“股權報酬制度”，就是將2000年7月原G4+1公開發表的DP原封不動地納入到IASB的DP中。還有，原G4+1中受美國的影響最大，進而使新改組的IASB也無法擺脫美國的影響。譬如，以仍在審議中的企業合并、商譽會計為例，這兩個議題幾乎與美國的FASB去年修改的SFAS141.142的內容完全一致。這表明，在舊G4+1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的情況下，不僅是中國，即使是已成為IASB主要成員國的日本、德國、法國也存在一個如何將自己國家的主張反映到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去的問題。為此，我們有必要加強對這一重要課題的研究。

　　三、若干思考：如何面對新的會計國際協調局面

　　（一）會計準則的全球統一會有結果嗎

　　世界各國的環境不同，在商業習慣、會計慣例、文化等方面千差萬別，這種統一的會計準則會帶來結果嗎？2001年7月，IASB副總裁Thomas E Jones先生赴日訪問時，JICPA雜志邀請其座談（參見JICPA雜志2001年第10期）。曾說過以下這段極其意味深長的話：“所謂各國的法律體系，反映了各自的國民性或特有的文化，并形成其國家固有的東西。但是，會計是與法律不同的簡單的技術方法。無論銷售交易、生產活動，或者租賃交易，作為各種經濟交易的特性在整個世界是相同的，因此，這些會計處理方法也必須共同于世界之中。各國文化的差異，對其會計處理方法的影響是不存在即有模式的，……。據此思考，我個人認為會計準則的世界統一是容易達到的。”對于會計準則的世界統一需要花費多長時間，Jones先生作了這樣一種預測，“假如各國有充分的資金和人力投入到IASB項目中去，五年左右大概就能實現。”對于這一回答，不同的讀者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受，我本人感到十分驚訝。

　　眾所周知，會計準則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會計技術問題。這在會計發展歷史中表現得尤明顯，無論是70年代針對跨國公司的會計國際協調，還是90年代美國自身的準則變遷，均無法排除基于經濟管制的政治考慮。通過會計的政治化對會計準則的形成和相關利益關系者產生影響已成為一種客觀現象。換言之，會計準則影響一個國家資本市場跨國融資的能力，基于這種對現實利益的驅動，如何對待會計的國際化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

　　近年來，會計的政治化主要表現在會計準則的制定、修改、頒布和與會計相關的法律修訂方面。即，經常受到不同利益主體的爭議或否決，使得會計與政治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在會計準則制定方面，以美國為例，其典型事例有：（1）前兩年頒布的有關衍生金融工具會計準則的修改中，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曾寫信給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主席，認為該準則可能會造成企業利潤的劇烈波動，要求撤回這一議案。盡管后來FASB拒絕了這一指責，仍將原修改稿作為議案發表，但人們已普遍認為格林斯潘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力已超越總統。（2）在1995年10月出臺的第123號準則-《股票期權》修改案中，企業對此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一些軟件公司率先掀起了反對運動，在此之前工會還組織了游行，使得這一修改案不得不作出一些重大調整。在與會計有關的法律制訂方面，也發生過國會與總統的爭議。如1995年12月通過的證券關系訴訟改革法，降低了審計公司的連帶責任，并對需要承擔的過高損害賠償額也作了實質性的限制。該法在國會通過后曾遭到克林頓總統的否決，而后又以國會2/3的贊成票通過，終于形成了惟一一部推翻總統否決權的法律。不難預見，未來的會計準則、法律的修改，將可能會存在更多的政治經濟主體的爭議，會計的政治色彩也將增濃。這一點，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存在，同樣，發展中國家也將發生。看來，會計準則世界“統一”的道路還很漫長。

　　（二）會計國際化和會計實務/會計準則制定

　　會計準則的國際化，將對企業產生重大的影響。一方面，在國際資本流動的情況下，企業欲實現跨國融資，必須采用國際化的會計準則。另一方面，即使在國內，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適應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調整現行的會計規范也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會計準則的完善沖擊著各國的法制、歷史、社會、經濟、商業習慣等，它即是機遇又是挑戰。

　　1.會計國際化與會計實務。近年來，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和修改過程中，對于各種不同的觀點分歧，尚無法全面地得到加入WTO后各種新情況或新業務的檢驗。面對迅速變化的企業環境，會計的適應程度正受到嚴峻的考驗 .最直接的問題是，隨著國際資本向中國的大量涌入，國際會計準則雖不是強制的法律性要求，但在實務界，不僅跨國企業，許多中小企業也具有追求會計國際化的動力。當然，若中小企業成為跨國公司的合并對象，則國際化是必然的事。不僅如此，在國際金融業不斷挺進我國之際，企業如果不能按所謂公認的會計準則提供客觀公正的財務報告信息的話，則難以通過銀行貸款的審查等具體環節。此外，納斯達克等新興資本市場，會要求快速成長的中國中小企業提供更為嚴格的會計、審計、以及相關揭示等的要求。由此可見，會計國際化的影響已波及到中小企業。這一點，我認為是正常的。

　　會計準則的國際化對注冊會計師的影響更大。作為會計專家的注冊會計師，要求對新的國際會計準則能進行具體的操作或達到精通的程度。然而，事實上并沒那么簡單，我國注冊會計師協會或審計組織內部的教育情況，很難實現短期內普及國際會計準則的目標。在我國，除了特定的注冊會計師（指一些以咨詢為主的小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員）外，幾乎都將面臨這種國際化的考驗。精通會計的國際化問題已成為當前注冊會計師行業最緊迫的課題之一。注冊會計師如何正確應對國際化挑戰，亟待我們研究。對此，社會審計組織必須尋求超越以往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組織框架，積極開展創新，豐富和完善審計功能，以適應會計國際化發展對注冊會計師的新要求。

　　2.會計國際化與會計準則制定。盡管IASB是歐美主導型的組織，然而該組織積極尋求與各國會計準則制定主體的共同攜手合作也是不爭的事實。IASB現階段的工作重點是從傾向于歐美的國家，特別是先進的7個國家（美、英、加、澳大利亞、獨聯體、法、日等）入手來聯結世界各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作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咨詢委員會的成員國的作用雖然受到重視，但就國際會計組織機構而言，目前我國的地位與一個大國的要求還相差很遠。今后，面對IASB的各種新舉措，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應適應其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在公開性、透明度和獨立性等方面確保我們所制定的會計準則具有高質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英美等國所認同，從而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與完善，并最終受到世界各國會計界的尊重。

　　（三）會計國際化與會計教育/會計研究

　　1.會計國際化與會計教育。會計的國際化要求會計教育先行。培養精通全球會計的人才，是我國會計教育界的一個課題。以世界為目標，從一般意義上的國際會計教育活動為出發點。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IFAC的教育委員會，其公開發表的有關會計教育的國際教育引導（IEG）、討論資料、研究書等將對會計師的教育產生重大影響。作為IEG第2號的“繼續的職業教育”（1998年5月）、第9號的“職業會計資格取得前的教育、職業能力評價及實務要件”（1996年10月），第10號“會計師的職業道德”（1992年11月），第11號“會計的信息技術”（1998年11月）等尤為受人重視。

　　與其相對應的IAAER（國際會計教育研究學會），2001年2月IEG第九號實施的戰略取名為“IAAER報告書”。對于國際會計教育準則的研究，我國學術界過于遲滯，缺乏敏感性，不能及時把握國際會計教育發展的方向。今后，我國會計界、尤其是中國會計學會應當承擔起這一重任，積極關心國際會計教育發展的新動向，及時地展開相關問題的研究。

　　2.會計國際化與會計研究。尋求會計國際化的應對策略，會計研究同樣必須得到加強。為了使我國的會計規范成為國際通用的東西，重新確認其研究價值是必要的。并且，從制度的起源展開探討，靈活地加以研究也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在掌握世界通用的研究方法的同時，采用國際通用的語言，即英語公開發表研究成果是必需的，這對于學者來說是今后必備的條件之一。

　　客觀地講，現行會計研究正在以美國為中心而展開，與此相應的是學者美國化傾向也在加速，被亞洲各國視為導向性的學者幾乎都是在美國取得的博士學位，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會計將被逐步美國化。即便是國際會計會議，這些國家學者的研究報告通常以量化的實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會議的進程中發揮著重大的導向作用。與此相比，在國際會議上，我國會計學者的貢獻與應有的大國姿態相比不能不說發揮得太小。今后，有意識地培養國際會計人才或國際會計學者，并據此推進會計教育，強化會計研究應該說是至關重要的。

　　（四）會計準則國際化的“度”如何把握

　　如前所述，從先進的7國入手，使主要國的國內準則與IFRS間的統一“框架”以及形式逐漸地整合在一起，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問題是作為整合IFRS的前提，首先必須具有一個共同的“會計準則的基本框架”，并據此達成對準則制定較為一致的意見。然而這幾乎是很難實現的，即IASB所提出的“高質量的會計準則”的“質”指的是什么？所謂與市場需求相適應的信息，具體又指的是什么？它應該是怎樣的構造？諸如此類問題的討論幾乎沒有進行。因此，面對國際會計準則的統一問題，各國會計準則制定主體積極地從自身的角度展開探討，看來是十分必要的。

　　1.會計準則的全球統一需要考慮兩大因素。判斷會計準則國際化的重要尺度主要有兩個，一是會計國際化對本國所帶來的收益與成本之比 ；二是各自國家的會計發展背景、傳統和經濟環境，會計準則的國際化必須兼顧本國的具體環境。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要脫離世界貿易市場和資本市場謀求自身的發展是難以想象的；同樣，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發生的經濟動蕩，也會對世界上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產生影響。資本市場的國際化，以及證券監督者國際組織（IOSCO）的努力，促進了會計準則的國際化。當代跨國公司的最基本特征是在國外擁有對企業的控制權和企業經營的決策權，而采用國際統一的會計準則，實現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必將大大促進WTO后中國企業的發展。然而，國際會計準則的統一將會很漫長，除了成本效益原則外，環境因素的制約可能更為明顯。盡管表面上看，某一國家的某家公司，其財務報表只要遵循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核心準則或IFRS，或者其本國的會計準則已符合國際會計準則，這家公司就可以在世界各地接受IAS/IFRS的證券交易所上市，而無須重新編制或調整其財務報表。實際上并沒這么簡單，如前所述，各國往往會從自身利益方面考慮設置某些限制性的措施。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增強，我國的會計環境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主要體現在：（1）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步伐將進一步加快。目前，國內經濟轉型的利益相對于國內交易仍然存在著一定的調整空間。（2）由傳統政府作為主要信息使用者向相關利益者主體提供為主的方向轉變。（3）法制建設將轉入一個新時期，當前重點是圍繞誠信來規范操作，制定科學的會計標準。（4）進一步提高會計人員素質，強化注冊會計師的自律機制建設將成為當前的重點課題。（5）加入WTO后，改革開放的步伐將不斷深化，國際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進程提高，進一步推動了國內有條件的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伴隨國內金融體制改革，企業融資環境將大大改善。這些環境為我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化提供了積極的有利條件。

　　2.我國是否直接采用國際會計準則。會計環境的變化，要求會計盡可能實現國際化。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變遷已在不同程度上對我國的會計改革與發展產生著影響和沖擊。如何定位我國的會計準則，是否直接采用國際認可的IAS/IERS.現在已有209個國家或地區采用了國際會計準則，直接采用可以減少外部交易成本，但內部交易成本可能反而會增加。我國雖然單獨制定國家會計準則，但其國家準則在大多數情況下基于或類似于國際準則。當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生新的變化，IASB確立了新的目標之后，中國現已頒布的16個會計準則將如何調整。面對這種新情況，我們若總是跟在別人的后面被動地調整我們的會計規范，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顯然是不利的。如何實現國內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銜接或對接，減少各種交易成本，除積極參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完善活動之外，“質量”是最重要的一環。為此，加快國際會計與中國會計的比較研究，將我國特有且高效的會計處理技術與方法加以總結和推廣，爭取得到世界會計同行的認可和贊同，這是我國今后一個時期會計準則建設的重要課題。盲目地照搬照抄國際會計規范（如IAS/IFRS）是不行的，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否定會計的國際化。相反，對于一些具備條件的跨國公司，我們可以讓其在國際會計準則和我國會計準則中選擇質量高的內容加以執行，這更符合企業發展國際化的要求。

　　3.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與“單軌制”或“雙軌制”的選擇。我國加入WTO后，國家實施了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外國企業和外國資本的流入速度加快，我國市場正面臨深層次的競爭，協調和規范會計準則將會面臨新的挑戰。這是因為，市場的開放，將會引來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或者外國公司在我國設廠或者建立分、子公司，我國已準許外國公司在我國上市，經過短暫的過渡期后，外國銀行也將被允許經營人民幣業務……。所有這些變化，對會計影響最直接的就是如何進一步規范我國的會計準則（或制度）。如果對進入中國的所有企業均統一要求采用我國的會計準則（或制度），即所為“單軌制”，可能會使發達國家的企業難以接受。盡管我國的會計準則也是按照IAS思想制定的，但某些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可能仍會認為是非高質量的，加之我國目前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并存的以操作性為目的的準則制定模式極有可能被認為不符合IFRS的要求。顯然“單軌制”對吸引發達國家的資本是不利的。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我國政府，如資本市場的監管者，可以采用“雙軌制”，即對來華上市和發行證券的外國公司允許其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表，對其他企業則要求采用國內的會計準則或制度。但這里要做好市場監管等具體工作，如通過補充揭示等手段，增強國外企業與國內企業間的公平性，盡可能減少信息使用者的閱讀“成本”。

　　4.必須改變傳統的會計準則制定思路。以往我們在準則制定中遵循的原則是，只要法律法規上沒有規定可以做的事都不去做，這是中國司法中的一個重要理念。受此制約，中國會計準則中的各種創新必須先立法然后才能展開，由于各項法律法規主要由政府部門制定又由政府部門實施。因此，企業及其他機構要根據實踐的需求進行會計制度創新相當困難。加入WTO僅僅一個月，一些外資企業就已提出了它們在長期實踐中習慣了的一個重要司法理念-凡是法律法規上沒有規定不可以做的事，它們一旦做了，都不屬于違法違規范疇。由此，如果外貿企業可以按照國際慣例行事，而中資企業必須按照中國司法規則行事，那么，在會計制度創新中，中資企業將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積極探索適應WTO后的會計準則制定的新模式，強化會計的創新機制已迫在眉睫。

　　5.盡快構建會計國際化的環境適應機制。由于我國尚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基礎制度，若采用國際會計準則（IAS/IFRS），則相關的監控力度可能不夠。應當借鑒西方學者實證研究的成果和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經驗，對我國企業管理當局職業判斷行為及其規律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以便確定相應的對策，進而完整地把握我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會計是環境的產物”，會計準則的環境適用性非常重要。當前，我們應重點對我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規范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在最近兩三年同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認真的研究，圍繞各自的環境特征作出相應的對策，從而不斷推進我國會計的國際化。總之，會計準則的國際化已成為當前全球經濟化發展中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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