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聯交易。上市公司多系國企改制而成，改組上市后與母公司、子公司、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間普遍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方關系和關聯交易，利用關聯購銷、租賃經營、轉嫁費用負擔等調節上市公司業績已是業內人士公認的事實。如利用非貨幣交易，購買母公司優良資產的款項掛往來帳，不計利息及資金占用費，既自然取得了優質資產的經營收益，又無需支付任何代價；或通過轉讓土地、股權等獲一次性收益，但無現金流入，轉讓利潤與應收帳款同時增加；再是對無法收回的拆借資金和投資仍然確認利息收入或投資收益。如果非貨幣性收入占收入總額和比例過高，難免讓人懷疑該公司的成長性和獲利能力。

　　（二）非法和非規范的融資行為。按照有關規定，企業之間不允許互相拆借資金，但事實上這種情況司空見慣。而資金占用數額、收取資金占用費的標準均不公告，投資者無法對其作出恰當的判斷和預計。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某些上市公司在改組上市前沒有落實好擬投資項目，于是將拿到手的資金存放在母公司、“關系單位”，或者委托證券公司開立個人帳戶炒作股票，甚至投到境外金融機構炒作外匯等等。

　　（三）托管經營。由于缺少有關法規和操作原則，現實中的運作多有違常規。如上市公司將不良資產委托母公司經營，定額收取回報；集團公司將高獲利能力的資產以低收益形式讓上市公司托管，直接填充上市公司利潤。

　　（四）非常交易。在連續3年虧損遭“摘牌”和獲取配股資格的壓力面前，在某些地方政府部門“看得見的手”的援助下，上市公司靠不等價交換的資產轉讓及置換、補貼收入等改善報表形象。如某公司連續幾年經營業績達不到標準，于是，政府部門按企業銷售每噸產品由財政補給一定補貼的方式使其踩上配股線。此外，為了使上市公司提升配股價格，通過補貼方式予以支撐也相當常見。表面看來，地方政府對某些經營不景氣的上市公司以稅收優惠、利息減免等方式施以援手，蓋因有效利用“殼”資源。其實，靠這種特別收益調節利潤既無助于優化企業的盈利結構，也為投資者埋下了“地雷”。

　　（五）會計政策及會計處理變更。變更的出現是為了適應相關環境的改變，使會計報告重新達到“可比”與“真實表達”。合理的會計變更應看作是準則規范下的創新。然而，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一些公司進行會計變更的主要動機是為了操縱報告盈利。其手段如下：

　　（1）改變折舊方式。延長折舊年限，降低折舊率，如此可兼收降低本期成本費用與高估資產價值之效。

　　（2）潛虧掛帳。一般認為，3年以上的應收帳款、待攤費用、開辦費、長期待攤費用及待處理財產損失屬低效、不良資產，系利潤的抵減項。上市公司為提升當期經營業績，推遲處理這些帳戶的余額，使其長時間掛在帳上，利潤變成“注水肉”。

　　（3）巨額沖銷。即把有可能以后發生的損失提前確認，美其名曰“長痛不如短痛”，意在減少以后的盈利壓力。此法常見于上市公司已連續兩年虧損，為免遭第三年虧損被“摘牌”時所采用。

　　（4）壞帳準備。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采用應收帳款余額百分比法提取壞帳準備金，由于《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并未對提取比例有所強行要求，故一些上市公司將此作為調節利潤的“法寶”。在應收帳款占總資產比重較大的情況下，不僅虛增了當期利潤，也夸大了應收帳款的可實現價值。

　　（5）收入實現確認。盡管具體會計準則提出了收入實現的“四因素”說，較原規定更加嚴謹。但實務中提前確認收入的案例仍層出不窮，即在銷售完成及貨物起運之前或客戶還有權取消訂貨或推遲購貨的時候，先行確認銷售收入。如在年度結算日之前大量開具銷售發票或將下年度銷售的產品移作本年銷售。

　　此外，還有利息資本化、存貨計價及長期投資成本法與權益法的“串換”、合并報表合并范圍的“伸縮”等等。

　　上述操縱行為有時以一種形式出現，有時以混合形式出現，有時與價格操縱呈互動關系。若某上市公司股票價格于信息披露前后出現異常波動，可能是該公司與其他中介機構利用信息不對稱原理聯手操縱市場，而財務信息是惡意操縱的主要內容。

　　可以從以下視角“窺探”上市公司實施操縱的“運用度”：某上市公司所在行業不景氣，其業績支撐多靠非常項目，卻突然出現高比例送配現象，恐有借“題材”炒作之嫌；頻繁改變募集資金投向的行為，無疑是決策合理性的背離；若想護短遮丑，最方便的手段是不斷變更會計師事務所，限制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范圍，使其不能“函證”應收帳款及不能“監盤”存貨等；還有支付審計費用廳奇高奇低——審計費用過低，難以保證適當審計程序的完成，審計費用過高，則有“收買”之企圖。

　　隨著《證券法》的精神深入人心，主管部門將更為嚴厲地監管。上市公司自律意識的增強，外部環境的改善，相信會使操縱行為有所收斂。不過，對投資者而言，最重要的仍然是：擦亮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