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三月，上市公司2003年年報的披露工作開始進入一個小的高潮，隨著一份份年報的出爐，一些公司將因為業績預虧而面臨退市，一些公司則因為業績預增或預盈而贏得投資者的青睞。

    然而這些披露的信息究竟帶來什么，上市公司為什么披露這些信息，是否出于主動，它們的可靠性如何，作為投資者又應當如何看待這些披露的信息呢？

    因為工作的原因，記者曾經接觸過百余家上市公司的董秘。在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們已經按照監管部門的相關要求進行了相應的信息披露。”言下之意有兩層，一是上市公司所進行的信息披露是被動的，或者說是應監管需要才進行信息披露的；另一層意思是公司要對監管部門負責，盡管他們總是表示“要對所有股東負責”。

    “事實上，在大陸資本市場上，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其實就是公司與監管部門博弈的結果，而作為未能實際控制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東卻總在其中缺席。”一位在股市浸淫十多年的市場人士這樣說。

    不愿說真話的公司方

    按理說，作為信息披露的主體，上市公司應當以很好的主動性來完成這件事。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在大陸的資本市場上，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監管部門的披露要求。

    “公司沒有自愿披露公司真實狀況的動機可能是我國資本市場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之一。當然這不是任何個人的錯，也不是公司的問題，而是說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成熟，股東和公司都還沒有這種意識，這就是我們的國情。”一位受命修訂中國會計準則的專家作出了這番評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是為了什么’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在中國當下的資本市場，‘滿足監管部門的要求’并沒有錯，只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動性被打折，‘可靠性’取代了‘相關性’而走在前面。”

    事實上，我國目前的會計制度正是強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以防止企業隨意的披露信息。

    上述專家將這個現象的原因歸結為近年來中國乃至全球范圍內一系列會計造假事件導致的會計信息嚴重失真，如瓊民源的造假欺詐、銀廣廈的虛幻神話、啤酒花的連帶擔保，加之美國安然公司的丑聞、世通公司的虛假利潤，這些使得人們對會計信息的可信性產生了深深的疑慮，所以無論監管部門還是上市公司本身都將更多精力集中在“可靠性”上。

    “即便如此，你也很難判斷這些披露的信息都是可靠的。”因為上市公司本身仍舊存在著只披露好消息不披露壞消息和進行利潤操縱的可能性，而不是反映公司的真實狀況。

    “所以說問題并未解決，”該專家強調說，“這僅僅是個外部原因，從根本上解決還是需要從上市公司自身入手。”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公司是為股東的利益服務的，尤其是在資本市場發達的美國和英國，公司是股東的。在這種情況下公司要承受來自股東的壓力，如果管理層不能滿足股東的要求就會面臨著被罷免的危險，如果他們欺騙股東，那就會被起訴。尤其是在集體訴訟的情況下，經理們面臨的民事賠償責任十分重大，在這種情況下，上市公司都很謹慎，寧愿提前披露壞消息也不愿隱瞞壞消息。

    從深層次看，投資者結構和投資理念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在我國，流通股所占比重不高，這影響了投資者對會計信息的使用。即使針對流通股來說，投資者以個人投資者為主，他們對會計信息的關注程度也不高。針對目前大陸股市存在著大量不可流通的國有法人股，要求中小股東去實現其股東權利是很難的，從最近發生的“茂煉轉債”事件可見一斑。

    即使機構投資者比重越來越高，他們會更加關注會計信息嗎？事實上，這并不能保證他們需要真實的會計信息，只有加強監管才能保證減少機構投資者的違規行為，這樣才能隨著機構投資者的發展而越來越強調對真實會計信息的需求。所以有專家認為，也許增加機構投資者所占的比重，并且加強對機構投資者的監管是一個選擇。目前來看，解決問題的重任必然落到處于相對強勢地位的監管部門身上，具體也許應該包括中國證監會、財政部、國資委和相關管理部門。

    應該更嚴厲的監管方

    2004年1月6日，中國證監會下發了一份題為《關于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通知》（下稱《通知二》）的文件，明確表示，“最近，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暴露出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通知二》的出臺初衷被定位為更加“真實、公允地反映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

    與之相應的是，中國證監會早在1999年10月10日就發布了《關于提高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通知》（下稱《通知一》）。

    兩相比較，《通知一》中對各項損失計提準備、關聯交易、會計差錯更正、審計范圍限制、重大不確定性和審計報告的使用責任等六項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規定；《通知二》中的要求也是六項，前五項與《通知一》一致，只是隨著現實的不斷變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第六項則被“資產評估”所替代。有業內人士表示，這是針對中國國有企業改制、重組的熱潮而專門制定的，以避免國有資產的流失。

    《通知二》的對象是上市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可見作為監管部門需要監管的不僅僅是上市公司，作為中介機構的會計師事務所同樣在監管之列。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規建設主要由兩個層次構成。第一層次是《公司法》、《證券法》、《會計法》和《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第二層次則是由證監會制定的《公開發行證券公司信息披露的內容與格式準則》、財政部制定的會計制度及會計準則等。據不完全統計，從中國股市建立至今十多年來，中國證監會發布了近百份的文件來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進行監管，其中針對上市公司本身的約為八成，還有兩成左右是專門針對中介機構的。

    盡管如此，曾經一手掀開藍田造假的劉姝威卻認為，中國資本市場仍舊需要更加嚴厲的鐵腕政策。在目前國內不成熟的資本市場狀況下，需要通過加大監管力度來達到約束上市公司披露虛假信息或隱瞞相關信息的行為。

    已有的關于會計盈余的謹慎性實證研究表明，壞消息得到確認的速度是好消息的2-5倍，說明會計盈余具有謹慎性。同時還發現自1980年以來，會計盈余的謹慎性在提高。另幾項研究分別是針對普通法國家、成文法國家、亞洲國家和中國上市公司的，發現普通法國家會計盈余的謹慎性較強，而成文法國家會計盈余不夠謹慎。在亞洲，中國香港類似于普通法國家，其他國家和地區類似于成文法國家。在針對中國的研究中，發現中國會計盈余的相關性較好，但并不謹慎。需要達到上述目的正需要通過加強監管力度來完成。

    深交所總經理張育軍則表示，應當關注信息披露法律責任體系的建立。在他看來，證券法律責任的缺失和模糊不清，使得虛假信息披露者的違法收益高于違法成本。他將此歸結為四個方面：《公司法》和《證券法》在實體和程序方面不完善；對信息披露法律責任的規定不夠完整；信息披露的法律責任可操作性差和信息披露法律責任的落實情況差。

    應該說會計信息披露中的虛假和反虛假是證券市場運行和監管中的普遍現象，發展中的證券市場（如中國）有，發達的證券市場（如美國）也有。但是我國企業作假的手段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差無幾，而法制建設、監督管理方面卻存在較大差距，對此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隨著經濟日趨全球化，國內已經有不少公司進入香港和海外資本市場，但我國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仍舊有些差距，其中信息披露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方面。因此，國內信息披露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建立和健全就顯得尤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