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指出：“選擇一些好的、發展潛為大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響國家控股地位的前提下，適當減持部分國有股，所得資金由國家用于國有企業的發展和發展。”1999年12月17日，中國嘉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和貴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刊登國家股配售說明書，兩家上市公司的部分國家股按一定的價格轉讓給予社會公眾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由此拉開了上市公司國有股分步上市流通的序幕。本文主要探討國家股配售將對上市公司進行會計政策選擇帶來的影響。

　　本文的基本觀點是：自1999年年度財務報告開始，將有大部分已具備或潛在具備國家股配售條件的上市公司將選擇盡可能使每股收益最大公的會計政策。因為只有收益最大化才能使配售價格最高，國家股東也將由此獲得最大化的現金收入，保證國有資產最大限度的保值和增值。

　　上市公司選擇每股收益最大化為目標是建立在國有股配售價格的確定原則基礎上。按照目前證監會的要求，確定國家股配售價格的原則是，不低于每股凈資產值，不超過以前三年平均每股收益計算的10倍市盈率。本次兩家上市公司選擇的配售價格的確定方法均為：國家股配售價格=公司前三年每股平均收益x10倍市盈率。根據這一計算方法，前三年的第股收益數安直接決定了配售價格的高低。為了保證獲得最高的配售價格，必須使每股收益最大化。在中國嘉陵和貴州輪胎的示范效應下，將有一大批已具備或潛在具備國有股配股資格的上市公司將會選擇有利于每股收益最大化的會計政策。

　　筆者利用“融資事件一般將會導致上市公司選擇使收益最大化的會計政策”這一現象來支持以上假設。并從以下兩方面得到證實：第一，上市公司在首次發行股票時，為了獲得盡可能高的每股價格，大部分公司選擇了使前三年每股收益最大化的會計政策，以保證上市融資最大化的目標；第二，上市公司在實施配股融資計劃前一年度公布的每股收益和凈資產收益率指標都特別好，大部分高于前后兩個年度公布的數據。因為這樣可以保證公司達到兩個目標，即通過好的財務數據來支撐和刺激股價上升，以獲得盡可能高的配股價格和順利實施配股計劃。關于第一方面，已有許多實證分析的文章證明了這一點，筆者在這里只對第二方面做一個抽樣的實證分析。

　　筆者選擇了上海30家指數的樣本股（包括1996年首次所選30家和1998年7月所換的14家）人微言輕實證分析的觀察樣本。主要基于兩個方面的理由：第一這些樣本股具有較強的代表性，能夠反映滬市上市公司的整體情況；第二，這些樣本股有較長的歷史數據可供對比分析。在44家樣本股中，有13家未實施配股。通過對蓁31家配股實施年和配股前兩年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的統計分析，我們觀察到如下現象：

　　1、從每股收益數據來看，配股前一年度比配股計劃實施年度平均高出23.34%，同時，配股前一年度比配股前兩年度平均高出17.64%，從而使配股前一年度的每股收益數據顯得特別突出和異常，三年的每收益數據推動連續的趨勢性。以三年的數據對比分析，可以基本排除“配股計劃實施年度每股收益大幅下降的原因是由于公司收益處于下降趨勢中”的看法，因為公司收益處于下降趨勢的原因可以歸結為諸如宏觀經濟形勢不好這類系統風險。所以，這一現象可以解釋為：上市公司在配股前一年度大部分估用了使每股收益最大化的會計政策。因為配股價格主要與前一年度的每股收益數據相關，這與上市公司融資金額最大化的政策是一致的。同時，配股前一年度較高的第股收益數據有利于維持公司股票價格處于較高的價格區域，這有利配股計劃的實施。證券市場的經驗表時，有許多公司由于股票市價接近配股價或低于配股價而導致配股計劃無法順利實施的案例。

　　2、僅從配股計劃初稿年度與配股前一年的每股收益變化分析，在31家樣本公司中，配股計劃實施年度比配股前一年的每股收益下降幅度在30%以上的公司有11家，占樣本總數的35.48%；下降幅度在25%以上的公司有18家，占總數的58.06%；下降幅度在15%以上的公司有22家，占總數的70.96%.從正常的企業發展來分析，前后兩年如此大幅度的變化是不正常的，因為所選樣本公司都是業績成長性很好的公司。1996年滬市的30家指數的樣本公司選擇標準為如下五個：業績優良、產業主導性、行業代表、股東的規模和市場的流通性，1998年7月新換的14家公司同樣是市場公認的優質公司。所以，出現這種不正常現象的原因可以解釋為：公司為實施配股融資計劃而采用了使收益最大公的會計政策。

　　3、從凈資產收益率來分析，配股前一年度比配股計劃實施年度平均高出26.82%，同時，配股前一年度比配股前兩年度平均高出2.58%，這也使配股前一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數據顯得特別突出和異常。連續三年的凈資產收益率指標主要是保證公司具備配股資格，因為中國證監會規定，上市公司配股資格之一是前三年的凈資產收益率要達到10%以上。與配股計劃初稿直接相關的是配股前一年的凈資產收益率指標，該指標直接影響到公司股票價格。統計數據與這一情況相一致。在31家樣本公司中，配股計劃實施前一年度比配股年的凈資產收益率高于31%的公司有11家，占樣本總數的35.48%；高于20%的20家，占總數的64.52%；高于10%的有27家，占總數的87.10%.而配股前一年與前兩年相比，盡管平均高出2.58%，但基本上無規律可導，有17家公司比上年有所增長，占樣本總數的54.83%，可以大致說增長與減少各半，因為該增長數據對配股計劃基本無關。

　　以上分析表明，公司的收益數據與公司的速效策略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基本不受經營環境變化的影響，從企業實際經營過程來分析，應該說這是不正常的現象，但這正好說明了上市公司對每年的收益存在人為管理或操縱的現象，特別是業績優良的公司，由于其盈利能力較強，所以其提高或降低收益的操作空間也就更大。因此可以認為，上市公司公布的主要財務數據與公司的資本市場策略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融資事件導致了公司選擇使收益最大公的會計政策。

　　國有股配售實際上也是上市公司在證券市場上進行融資的方式之一因此，國有股股東為了使所持股票賣得一個最好的價格，最大限度地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必然會促使上市公司選擇使收益最大化的會計決策和會計手段。已具備或潛在具備國有股配售條伯的公司在最近幾年內，將會采用很多不穩健的會計政策或關聯交易手段使每期報表收益最大化。如何保證上市公司年度報告的真實性又將成為證券市場的一大問題材，國家有關監管部門應加大監管力度，同時，應強化相應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