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一直是人所矚目的焦點。作為盈余管理的“重災區”，虧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了中國特色。本文試圖針對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現狀和主要手法，提出減少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建議。

　　關鍵詞：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資產減值會計；對策

　　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一直是人們所矚目的焦點。所謂盈余管理是指企業管理者以獲取一定的自身利益為目的，在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允許的范圍內，運用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告和通過規劃交易以誤導那些以公司的經營業績為基礎的利益關系人的決策或影響那些以會計報告為基礎的契約的后果。雖然在合理范圍內的盈余管理可以減少企業的經營風險，有利于進一步激勵管理者的創新能力，但由于盈余管理有悖于財務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有悖于會計信息的中立性，會使會計信息失去公允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從而誤導投資者并影響證券市場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因而，過度的盈余管理是有害的。本文試就我國虧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問題作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盈余管理是虧損上市公司的行為選擇

　　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較為復雜，在西方較為成熟的資本市場上，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動機有：（1）管理報酬動因。在對管理者實施紅利方案的企業，如果企業發生虧損，管理者就會試圖把未來所有可能的虧損提前至本期確認，以減輕未來扭虧的壓力，盡可能地提高企業未來的獲利水平，從而提高管理者未來的報酬。（2）避稅動因。美國一項1974年-1980年的研究表明，與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相比，虧損企業更喜歡變更其會計政策，從總體上來說，虧損企業對會計政策的重大變更是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的兩倍，其中能增加收益的會計政策重大變更，虧損企業是財務狀況良好企業的4倍。研究還表明，虧損企業最常用的會計政策變更是把原先的存貨計價方法改為后進先出法，因為采用后進先出法可以降低每股收益，降低企業的稅負，從而改善企業的現金流量。（3）債務契約動因。如果企業管理者想通過發出企業面臨困境的信號，謀求盡快就債務進行重新談判，或為取得債權人的信任和支持，虧損企業的經理人員往往會采用減少利潤的應計項目進行盈余管理，以向債權人表明他們已意識到企業的財務困難并要進行處理。（4）高級管理者變更。在經營不善的情況下，高級管理者為了防止或推遲被所有者解聘，會提高當期報告利潤。而經營很差的高級主管為了增加將來盈利的可能性，或新任的高級主管為了歸咎于前任的經營不善，則有動機去報告更多的虧損。（5）股東因素。在虧損時期，減少股利分配是一種謹慎的做法，為應對公司外部股東的股利分配要求，企業經理人員會通過盈余管理減少報告利潤，以便有正當理由減少股利分配。（6）工會的監控。為在與工會的勞資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虧損企業的經理人員會選擇調低報告盈利的會計方法。

　　然而，在我國資本市場上，虧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則有著明顯的中國特色，其主要動機是為了應對證券監管機構的監管政策，避免被特別處理、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由于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時期，這一體制轉軌時期產生了大量新的問題和現象，為了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提高整個證券市場的質量，我國證券監管部門陸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規范上市公司的行為，以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督。具體分為首次發行、配股、增發新股和對虧損公司的處罰規定四個方面。（1）首次發行。根據我國《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發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須具備一定條件，如“公司必須在最近三年內連續盈利”，為達到目的，企業往往通過盈余管理進行財務包裝，以取得上市資格并獲得較高的股票定價。（2）配股。在我國，對上市公司配股有基本條件的規定，如目前上市公司配股要求“最近3個完整會計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且“任何一年的凈資產收益率不得低于6%”。為達到配股及格線，上市公司會利用盈余管理調整凈資產收益率。（3）增發新股。上市公司增發新股的定價由承銷商與發行公司協商這也會導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4）對虧損公司的處罰規定，有特別處理、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按照《公司法》的規定，上市公司如果“最近三年連續虧損”，將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暫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若最近三年連續虧損，且“在限期內未能消除，不具備上市條件的，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終止其股票上市”；同時，又規定，“公司決議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門依法責令關閉或者被宣告破產的，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終止其股票上市”。

　　在我國，公司上市相當不易，若被終止上市，對上市公司而言意味著一種稀缺資源的白白浪費，公司的管理者、投資者、債權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都將遭受損失。因而，通過實施盈余管理以盡可能避免虧損或連續三年虧損，成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現實選擇。多項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在我國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頻率圖上，有兩個集中的區域，即微利區域和巨額虧損區域，而美國等國家的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圖表則相對比較平均，這說明我國虧損上市公司群體中可能存在著盈余管理行為：（1）一些公司微利的背后可能是實際上的虧損。微利公司的特點是盈利水平較低，但不虧損。盈利水平處于何種情況為微利公司，目前尚無統一認識。但每年年報出臺，總有一些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不超過0.02元。從現金流量角度分析這些微利公司，可以發現這些在權責發生制下凈資產收益率大于0的公司，其收付實現制下的凈資產收益率卻大多小于0，即已經虧損。這說明在微利公司中存在調增盈利的盈余管理行為。上述現象集中出現在上市公司首次發生虧損的前一年度和扭虧為盈年度，原因有所不同。一般來說，上市公司之所以調增首次發生虧損的前一年度的盈利往往是出于對公司形象的考慮。即在這一年公司實際已發生虧損，雖然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并非是有效市場，投機性比較強，盈利水平的微小變化對股價影響甚微，但是如果出現虧損還是有損公司的形象，可能對股價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虧損公司會千方百計通過管理應計利潤項目來達到推遲報告虧損年度的目的。而上市公司之所以調增扭虧為盈年度的盈利則是由于ST、PT等制度的存在，為了避免公司出現連續三年虧損而受到證券監管部門的管制。（2）一些巨額虧損公司的真實虧損可能遠低于其報告虧損。由于ST政策、PT政策和其它一些原因的存在，上市公司會盡力避免連續幾年虧損，往往在首次報告虧損的年度將虧損做大，以便“輕裝上陣”，有利于在以后年度扭虧為盈。因而，有的上市公司一旦報虧，就要“一次虧個夠”，表現為巨額虧損。而在權責發生制下，預計一些損失或多攤銷一些費用往往被認為是謹慎性原則的結果，是現行會計準則所允許的，并不會引起注冊會計師的注意，也不容易被外部信息使用者所洞悉。特別是當上市公司出現連續兩年虧損后，公司為避免第三年繼續發生虧損而導致被摘牌時，就會廣泛采用“巨虧”的辦法，以使公司當期的凈資產收益率大幅度下跌，以后期間卻出現反彈。例如，上市公司2001年年報出現了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現象：與中國2001年宏觀經濟增長形勢相背離，上市公司中虧損的家數和比重創出了歷史新高，虧損額也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嚴重，動輒7億、10億。隨著2002年年報的披露，首次虧損但金額巨大的公司也并不鮮見。雖然并不是所有的虧損公司都能在采用“巨虧”的辦法之后達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目的，但多數公司能借此實現扭虧，如2001年度巨額虧損的多家上市公司在2002年順利地實現了扭虧，2002年度的一些巨額虧損公司也已出現了“年報裝孫子季報偷著樂”的現象。

　　二、資產減值會計是目前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主要手段

　　盈余管理的具體手法，大致有巨額沖銷、收益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和利潤平滑化四種。虧損公司常用的是巨額沖銷和收益最大化，從2001年和2002年上市公司會計實務看，資產減值會計是目前我國虧損上市公司通過巨額沖銷和收益最大化實施盈余管理的最大法寶。雖然2001年虧損上市公司對虧損的原因各有不同的表述，但總要加一條-因為實施新的會計準則，公司計提減值金額過高……越是巨額虧損的公司，越是把會計準則當成首要原因。如某公司計提的存貨跌價損失準備占公司全年虧損總額的56%，某公司計提的壞賬準備金額占公司全年虧損總額的75%.2002年年報巨額虧損的公司中，除正常的經營性虧損外，有半數以上計提了大額的不良資產減值準備。

　　資產減值會計之所以成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愛，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可選擇性較強，企業可通過不恰當的計提比例實施盈余管理

　　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的上市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資產不實、利潤虛增的現象，為擠掉資產的水分，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長遠發展，2000年12月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制度》將四項資產減值準備擴大到八項準備，規定上市公司應該計提壞賬準備、短期投資減值準備、存貨跌價準備、長期投資減值準備、固定資產減值準備、在建工程減值準備、無形資產減值準備和委托貸款減值準備。由于《企業會計制度》對各項準備的計提只是做了原則上的規定，對于準備計提與否以及比例的確定都由企業自行根據情況確定，這在客觀上為企業盈余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間。上市公司既可以通過少提資產減值準備掩蓋風險、虛增利潤，也可以通過多提資產減值準備減少利潤或加大虧損。

　　（1）應收款項。企業計提壞賬準備的方法一般有應收款項余額百分比法、賬齡法和銷貨百分比法可供選擇，由于計提壞賬準備的方法和計提比例由企業自定，因而具有較強的機動性。如2001采用賬齡法計提壞賬準備的上市公司中，對1-2年內的應收賬款計提壞賬準備的比例自5%一10%不等；2-3年內的應收賬款計提壞賬準備的比例由15%-30%不等：3年以上的應收賬款計提壞賬準備的比例自30%-80%不等。此外，《企業會計制度》規定了“與關聯方發生的應收款項不能全額計提壞賬準備”，同時也規定應在會計報表附注中披露“對某些金額較大的應收款項不計提準備，或計提壞賬準備比例較低（5%或低于5%）的理由”，但并未明確規定集團公司內部企業的應收款項是否應計提壞賬準備。而內部往來計提準備與否，對企業損益的影響很大。

　　（2）除應收款項外的其余七項資產減值準備，大多無明確計提標準，更為“靈活”。如固定資產減值準備、在建工程減值準備和無形資產減值準備，鮮有市場參考價值。又如短期投資，企業在運用成本與市價孰低時，可以根據其具體情況分別采用按投資總體、按投資類別或按單項投資計提跌價準備。如果某項短期投資比重較大（如占整個短期投資10%及以上），應按單項投資為基礎計算并確定計提的跌價準備。其中按照單項投資計提短期投資跌價準備最為穩健，利潤最為保守。但究竟選用哪一種，制度未予明確。

　　（二）某些企業濫用會計估計，采用變更計提比例和沖回上年計提等方法實施盈余管理

　　謹慎性原則本身具有較強的傾向性，雖然本期利潤穩健了，但以后期間的利潤卻并不穩健。由于在開始計提資產減值和變更計提方法的年度，計提減值準備屬于會計政策的變更，應當對減值準備進行追溯調整，計算此項會計政策變更的累積影響數，并根據累積影響數調整期初留存收益。盡管這些會計政策變更一般會影響當期的盈利，但因同時調整了期初留存收益，一般說來對當期業績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但在以后年度發生變更計提比例時，只能作為會計估計的變更，企業需采用未來適用法，不調整以前期間的報告結果，只需披露變更的理由和對當期的影響數，在其比例變更當年的調整數全部計入變更當年損益。比如存貨，計提存貨跌價準備使得當期利潤計算偏低，期末存貨成本減少，會導致以后期間銷售成本偏低，從而使利潤反彈。對于期末存貨占資產比重較大的企業來說，這不失為盈余管理的一種手段，企業可能在某一會計年度計提巨額存貨跌價損失，實現對存貨成本的巨額沖銷，然后次年就可以順利實現數額可觀的凈利潤。這種盈余管理只需對期末存貨可變現凈值作過低估計，而無需在次年度大量沖回減值準備即可實現，因而具有更強的隱蔽性。

　　三、減少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對策思考

　　雖然盈余管理是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之內，是合法的，但是盈余管理實質上違背了中立性原則，會誤導利益關系人的相關決策，阻礙資本市場的發展，因此，應盡量縮小其空間范圍。

　　（一）推進監管政策的市場化改革，清除誘發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

　　在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中，企業能否成功發行股票取決于股票市場的供求關系、企業的發展前景和盈利能力、投資者偏好等因素。政府更多的是充當服務與裁判角色，維護交易的誠信、公平、公開、公正。如前所述，在我國資本市場上，誘發盈余管理的主要動機是應付證券監管機構的監管政策，而我國證券市場監管政策之所以成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誘發因素，原因就在于市場監管沿用了計劃行政型的管理體制，因此要清除這些誘發公司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就必須繼續推進監管政策的市場化改革。雖然2001年年初監管機構對上市發行政策進行了重大改革，廢除了計劃行政型的審批制，推出了準市場化的核準制，但核準制畢竟不同于注冊制，一個企業能否上市關鍵仍取決于是否能得到發審委的審核批準，而審核批準的依據則是其業績是否符合上市要求，因此，審批制下虛構業績、“包裝上市”的盈余管理動機在核準制下依然存在，而上市之后，上市資格的資源性質仍然存在，當業績下滑、面臨困境時，上市公司仍會為保住上市資格而實施盈余管理。

　　監管機構應繼續推進上市政策的市場化改革，將準市場化的核準制逐步轉為完全市場化的注冊制，并取消上市公司連續三年虧損將被處以暫停股票上市乃至終止股票上市的有關規定，由市場本身來對上市公司進行優勝劣汰。

　　（二）進一步修訂和完善企業會計準則，縮減盈余管理的空間

　　盈余管理的存在與現行會計所采用的原則與方法是分不開的，權責發生制的固有缺陷、會計準則的靈活性和滯后性是形成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會計收益的衡量基礎是權責發生制，權責發生制試圖將經濟實體發生的交易與其他事項和情況，按照其產生的財務結果在不同期間加以記錄，因此，為了反映經濟實體在某一期間的業績，權責發生制采用了預提、待攤、遞延以及分配等方法程序，將各期間收入與費用、收益與損失配比，大量的估算和預計很難使企業的會計收益得出一個唯一的結果。另外，無論國際會計準則、美國會計準則，還是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都給予了會計人員較多的選擇空間。例如，（1）管理者對于財務報告中存在的大量未來經濟事項必須作出判斷，諸如長期資產的預計使用年限和預計殘值、遞延稅款以及壞賬損失等；（2）對于同一類經濟業務，管理者必須在公認的會計方法中選擇其中的一種處理方法，像折舊方法中的加速折舊法與直線法和發出存貨計價中的先進先出法、后進先出法與加權平均法等；（3）管理者在營運資金管理方面需要進行判斷，如存貨水平、存貨發出和采購的時間安排以及收賬政策，它們都會影響到成本和收人；（4）管理者必須自主決定一些費用的發生時間，像研究和開發費用、廣告費及維護費；（5）管理者必須對公司的諸如企業聯合、租賃合約以及權益性投資等交易作出決策，這些決策也給管理者提供了判斷的空間，如商業聯合既可適用聯營會計，也可適用購并會計；租賃合約可以是資產負債表內的義務，也可以是表外義務；權益性投資可按權益法核算，也可按成本法核算等等。管理者在上述眾多的判斷中，都有可能和有條件進行盈余管理。此外，新經濟業務的不斷涌現，使得其中部分交易和經濟事項的會計確認、計量和披露并未在相關準則中做出相應的規定，企業管理當局可以利用會計準則制訂的滯后性對會計事項做出對自身有利的估計或判斷。

　　準則制定部門應考慮改進收益確認原則。權責發生制是國際上通用的會計確認基礎，它雖然較好地解決了收入和費用的配比問題，但在確認的過程中加入了主觀性，得出的會計收益存在人為調節的成分，缺乏客觀性。由于企業的盈利信息與現金流動信息是密切相關的，可考慮把權責發生制與收付實現制兩種會計確認基礎結合起來，即所有的收益都應充分考慮現金基礎的合理成分，若現金流入存在不確定性，就不能確認為收益。同時，根據不同收益的性質細分收益的確認標準，一些項目可直接按收付實現制確認收入。

　　另外，準則制定部門應謹慎賦予企業會計選擇權，并完善披露要求。一方面，準則制定部門應進一步修訂和完善企業會計準則，盡量使會計準則具有可操作性和客觀性，減少會計準則中的模糊性語言和概念，減少會計準則中可供選擇的會計程序和方法，以縮小會計政策選擇的空間范圍。如會計準則可對不同行業的共同業務作出統一的規定；對不同行業或不同規模的企業所特有的業務做出分類的規定，使某一企業只能適用于其中的一類情況。另一方面，對資產減值會計等盈余管理的“重災區”，應增加強制披露要求。在自愿披露原則下，上市公司對披露內容的選擇不同，以《資產減值準備明細表》為例，2001年巨額虧損公司披露《資產減值準備明細表》比例遠高于2001年扭虧公司披露該表的比例，原因是巨額虧損公司將巨額虧損歸因于計提資產減值準備，而扭虧公司不愿意明確指出沖回資產減值準備是其扭虧為盈的主因。為了使投資者更清楚地認識資產減值準備對企業盈余的影響，有必要強制上市公司披露資產減值準備明細表。

　　（三）健全公司的治理結構，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內部約束機制

　　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治理結構比較薄弱的公司更容易實施盈余管理，董事長與總經理分離以及設立外部董事的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的程度要比其他公司輕得多，因此如何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內部約束機制，已成為各國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我國證券市場上，有很多上市公司是國有企業轉變而來的，國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較大的比重。在股權高度集中的條件下，大股東可以有效地控制公司，股東大會形同虛設，中小股東無力對公司施加影響，治理結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由于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大多是由國有股權占據優勢或控制地位所引發的，因此要健全公司的治理結構，首先，必須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國有股減持，改變股權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其次，建立和完善獨立董事制度。根據各國的經驗，站在客觀公正立場上保護公司利益的獨立董事，對上市公司管理層具有制衡作用，同時，通過參與董事會的運作，獨立董事可以發現公司經營的危險信號、對公司的違規或不當行為提出警告。再次，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使管理者的個人利益與企業的利益掛鉤，使股東目標成為管理者目標，消除激勵管理者的利益障礙。最后，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從根本上說，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股權結構的優化，有賴于機構投資者的壯大。只有機構投資者隊伍壯大起來，股權過分集中和流通股過分分散的現象才能得到緩解。

　　（四）健全外部監督機制，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和審計

　　一方面，要加強證券監管部門對虧損上市公司的監管力度。由于我國目前股票市場的稀缺資源仍然主要依據政府對上市公司的“報表業績”進行配置，上市公司在無法通過“實質業績”實現“報表業績”從而喪失資源配置的資格時，往往會利用會計選擇權重組“報表業績”，以實現其在股票市場上的再籌資。因此，證券監管部門應加大對上市公司特別是巨額虧損公司會計選擇權的監管力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強制上市公司披露會計選擇對利潤的影響程度。對于嚴重違反有關法規操縱損益的行為，應予以嚴肅查處，以確保上市公司的質量和整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要提高注冊會計師的風險意識和執業水平，加強對上市公司盈利質量的審計。減少企業的盈余管理，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必須加強對上市公司的審計，而審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注冊會計師的職業經驗和專業判斷。為此，注冊會計師應當以應有的職業謹慎態度計劃和實施審計工作，對瀕臨虧損邊緣的上市公司，以及虧損上市公司發生異常波動的營運資金項目和利潤表中的異常應計收益項目，予以特別的職業關注。審計時，注冊會計師應當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評價被審計單位管理當局對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被審計單位對資產減值準備計提不合理或披露不充分時，注冊會計師應視其重要程度，出具保留意見或否定意見的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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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of Financially Distressed Listed Company

　　ZHU Kang-ping

　　（School of Account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es，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Earnings management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accounting research for year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incentiv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of financially distressed listed companies， and suggests minimzing earning management of financially distressed listed companies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ly distressed listed company； earnings management； accounting for the impairment of assets； suggestions